浅论反右运动——兼与胡连生同志商榷

第一,关于反右运动的总的评价。 在1957年中国共产党整风运动中,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大鸣大放机会,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党对这极少数右派分子的反击是必要的,但问题是严重地扩大化了,把50多万人打成右派,因而从全局来说,反右运动应该予以否定。胡连生同志在《社会主义研究》1989年第3期发表的《“反右斗争”新析》一文中正是持这一观点,我认为这一观点是正确的。为了否定这一场政治斗争,“反右斗争”以改提“反右运动”为好。     

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简论——兼与王健同志商榷

王健同志在《青年思想家》1990年第2期上发表的《社会主义三层次说》一文,构思独到,观点新颖,笔力雄健。文中不少地方闪烁着理性的光芒。作者的本意也是旨在澄清理论界关于社会主义的一些论争,用清晰的理论来支持社会主义改革实践。但是,一种理论观点能否立起且具有持久的魅力,并不取决于其观点的新鲜和论述的得力,也不取决于良好的愿望。而局部的光芒更不足以辉映其整体的空洞和苍白。社会主义思想从诞生那天起,就展开了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激烈交锋。在人类的思想历     

略论理性认识的内容——兼与王永昌同志商榷

关于理性认识的内容问题,是认识论中一个十分重要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理论问题。弄清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功能以及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等一系列基本原理。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并对王永昌同志的有关观点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略论自然美的本质——兼与崔自铎同志商榷

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自然美的本质在于“自然的人化”。提出这个论点的理论依据,就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的关于“自然的人化”的思想。这就是说,要从自然和人、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关系中去研究和分析自然美的本质。以下从两个方面作一些具体的分析,并以此就教于崔自铎等同志。一、从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的辩证关系中来揭示自然美的本质崔自铎同志在《关于自然美的若干问题》一文(载于《理论月刊》1986年第8期)中表示,他不赞成“离开人的生活,离开自然和人的客观关系,自然美便不存在”的看法。他写道:“我们可以说,在宇宙发展过程中,曾经有过只有自然美,但却没有社会、没有审美主体和审美意识存在的时期;     

李密与瓦岗农民起义军——兼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看了孙达人同志所写《论隋末瓦岗农民起义军的失败》一文(见《思想战线》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以下简称《论瓦岗军》),受到不少启发。作者对历史人物进行阶级分析是必要的,但若把这种分析绝对化,势必把人们引入“唯成份”论的死胡同。因此,对于孙文的基本观点我又是不能同意的。这里,谈几点粗浅看法,与孙达人同志商榷。     

本案构成流氓罪──兼与李鸿斌同志商榷

本案构成流氓罪──兼与李鸿斌同志商榷汪端阳《人民公安》第１９期刊载了这样一则案例：今年严打斗争中，某地摧毁一犯罪团伙，该团伙除犯有明显的流氓、抢劫和强奸等罪行外，还有一起这样的行为引起办案人员的争议。某日下午，甲、乙、丙、丁４人见一外地货车停在公路旁...     

论行政协调的主体——兼与侯春山同志商榷

在讨论影响行政协调的因素和加强行政协调的对策时,往往涉及谁是行政协调的主体这一不容忽视的问题。候春山同志撰文说:“各级政府和各部委的协调机构是办公厅,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主要履行政府或部委内部     

论柳宗元的生民史观——兼与瞿林东同志商榷

《历史研究》1988年第4期刊载了瞿林东同志的一篇文章:《柳宗元史论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以下简称瞿文)。该文对柳宗元在古代历史理论方面的贡献进行探讨,为柳宗元思想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这是一个可喜的开端。文中提出了一些很好的观点,如指出柳宗元《贞符》与《封建论》的思想有共同之处;他的史论“是从对历史的宏观整体来阐述自己的见解的,因而鲜明地带着哲学的形式”等等,都非常深刻,使人受到启发。但读过文章之后,还觉得有些意     

也谈祝福意识和忧患意识——兼与张雄同志商榷

张雄同志在今年第二期《探索与争鸣》上发表的《从祝提意识走向忧患意识——对十年改革思维模式的反思》(以下简称《反思》)一文,从哲学的高度,把文明发展的过程与思维模式的变换联系起来,认为祝福意识是改革成功的思维障碍,忧患意识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精神动力。强调危机,提倡“忧患”,无疑具有现实意义。但是,《反思》一文过份夸大了忧患意识的作用,同时也偏激地否定了祝福意识的功能,只看到它们的对立,不分析它们的联系和统一。对此,笔者持有不同看法。     

浅谈精神文明发展的内在机制——兼与辛向阳同志商榷

辛向阳同志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层次性》(载本刊87年第2期)一文中,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分为四大结构或曰四大类,在此基础上,又把其表现形式区分为三个层次,对此,本人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层次性》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进行的结构性分析,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内容上,都有值得商榷之处。     

论城市化不是唯一的道路——兼与宗寒同志商榷

现在,国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实行工业化,必定走城市化的道路。我们国内也有不少同志持这种观点,他们断言我们国家将继续走城市化的道路。例如,宗寒同志就把我国农村经济的综合发展看作是城市化道路。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也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兼与刘烈龙同志商榷

近日看到《理论月刊》发表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不等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下简称《不等于》）的文章,作者刘烈龙同志把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区分开来,认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是进人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阶段,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则属于社会主义的初始阶段,是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阶段,作者还提出要建设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并“采取倒位或退位的方式”,“从社会主义向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逆向运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并也想就此问题谈一些看法。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邓小平理论大厦的基石,是我们…     

试论彝族文字的形成和类型——兼与陈士林同志商榷

彝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彝族广大人民群众创造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珍贵的文物资料;彝族的语言和文字,一直流传使用到现在,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解放以前,对彝族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进行得很少。解放以后,对彝族语言的语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工作,对古代彝文文献和流传的民间史     

再论苏舜钦生卒年问题——兼与吴伯雄等同志商榷

学术界关于苏舜钦生卒年之争,其实只在一岁之间,但由于中西历存在岁差,今人推算古人年龄时常出现一两岁的差别,故探讨这一个案具有普遍性意义.通常判定苏舜钦的生卒年主要依据欧阳修<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但<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史>等皆明确记栽宋仁宗天圣七年苏舜钦二十一岁.依之推算苏舜钦当生于大中祥符二年(一00九年),这与欧<墓志铭>矛盾.笔者近读尹洙<浮图秘演诗集序>,该序把欧阳修的<秘演诗集序>和苏舜钦<赠释秘演>诗联系起来了,这可证明欧序和苏诗当大致作于同时,而欧序明记作于庆历二年年底,则苏诗亦当作于此年冬之京城,据此又可考定欧阳修<答苏子美离京见寄>诗作于庆历三年,而该诗中明记苏舜钦此年三十五岁,则他生于大中祥苻二年可确考.     

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危机问题再探讨——兼与唐慧同志商榷

《社会主义研究》1988年第3期发表了唐慧同志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危机问题初探》一文。作者把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许多悲惨事件、社会灾难,看成是社会主义危机的表现,不同意只用挫折或失误来概括,这无疑是对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的一种深刻探索,对于社会主义实践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作者在文章中所论述的一些具体观点、看法,我们很难苟同。借此文与作者讨论。     

试论要害的客观性——兼与持相反观点的同志商榷

经济文化保卫工作中的要害是否具有客观性,多年来一直没有统一的认识。有的同志认为,要害无非是保卫工作中人们主观赋予一些部门、部位、生产环节和实物的属性。有的还认为,要害根本就不存在,保卫工作有这项业务完全是为突出工作重点,是     

向忠发、瞿秋白是否任总书记小考——兼与韩泰华同志商榷

中央党史研究室韩泰华同志在所撰《向忠发的上台及其被捕叛变》(《枣庄师专学报》社科版1990年第3期,以下简称前文)和《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职务称谓的演变》(见《中共党史研究》1990年第6期,以下简称后文)两篇文章中,有些史实和观点互相矛盾。笔者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以就教于韩泰华同志。(一)向忠发是否任总书记,两文互相矛盾,并在向忠发任总书记的时间上搞错了。在前文,作者认为:“向忠发是中央继陈独秀瞿秋白之后第三任‘总书     

试论当代易学研究的困境与创新——兼与刘正同志商榷

我读了《哲学研究》1989年第10期刘正同志写的《当代易学研究的困境》一文之后,产生了一些想法,因而写了此文,兼与刘正同志提出的三个观点商榷(以下引用刘正同志的文章,简称“刘文”)。本文所谓的“创新”是相对“刘文”所谓的“困境”而言的。 “创新”的含义在于研究方法的突破;理论思维的丰富;论证材料的广泛。一般来说,“突破”是“创新”的基础、前提和出发点,不破就不立,也就无所谓“创新”。当代易学研究是在困境中徘徊,还是有所创新?的确,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马克思理论中的生产力尺度与道德尺度——兼与张奎良同志商榷

<正> 张奎良同志的《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长期以来为学术界关注甚少的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特点及其发展道路的理论,读后颇受启发。但是,对张文关于对马克思理论中生产力尺度与道德尺度的论述和评价则不敢苟同,现谈几点看法,以就教于张奎良同志。一道德标准或人道主义标准在马克思的西方社会理论和东方社会理论中的地位是张文论及的中心问题之一。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以《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