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完善操纵证券市场的私权救济

我国证券立法对私权救济问题重视不够 ,本文主张追究操纵证券市场行为人的民事责任 ,给受害者以私法上的救济。本文从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认定、私权救济的主体、归责原则以及救济的方法等方面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论我国的民事环境权——以我国物权法中不可量物侵害制度为切入点

相对于我国目前以行政环境管理权为主导的环境保护机制,民事环境权则从人权或私权的角度给我们保护环境以新的启示。国际国内对其不断进行探索研究,民事环境权在私法化、司法化上不断取得进步,在我国也逐步通过立法予以确认,尤其是我国物权法中不可量物侵害制度的规定更是对我国民事环境权的肯定,实现了环境权的私法化和司法化。     

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和谐

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主要表现在公权中的行政权与私权中的财产权的冲突,即政府行政权力强行介入城市房屋强制拆迁并辅之以地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滥用.二者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存在一定利益上的冲突、法律配置上明显不合理以及对"社会公共利益"名义的滥用.公权已严重地侵犯了私权.为了使二者关系由冲突转为和谐,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控制公权,保护私权,提升私权在法律中的地位;修改有关强制拆迁的相互抵触的法律条款;对城市房屋强制拆迁规定严格的程序;提高政府强制拆迁行为的成本.     

行政法的嬗变：由公法到公私法合一

公法私法的融合趋势、弱权力和非权力行政领域的出现、行政权力权利化和职责化、平等型行政法律关系的生成和拓展等因素,导致作为传统公法的行政法正逐步嬗变为集公法私法于一体的法律部门。私法介入行政法必须遵循法定、私法优先等基本原则。行政法的私法化不是全方位的,它受权力弱化、平等理念的深化、权力职责化、行政公共性和服务性理念的拓展等因素的掣肘。     

反不正当竞争法中行政权力的边界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没有为行政权力介入不正当竞争行为设定公共利益限制,造成实践中可能侵及到私人权利领域.通过对六个典型国家(地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分析,发现绝大多数国家对不同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按其性质采用了不同的规制方式:对于仅涉及经营者之间侵权纠纷的,多数国家只规定了私法救济途径,行政机关并不介入;对于与竞争秩序关系...     

确立矿业物权理念构建和谐的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秩序

矿业权作为公权与私权融合的结果,是公法私权化的产物,这既是矿产资源特殊性的客观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的矿产资源开发秩序的基础。国家干预要充分尊重私法的自治,故其必须以矿业权私法规范为基础。矿业权是私权,具体而言是财产权中的准物权,自有其鲜明的物权特点。所以才要让矿业企业为自己的经营行为“买单”,但同时我们也要明确地方政府的公法人地位,调动其规范各种采矿行为的积极性。市场经济的关键就在于建立起以利益引导机制为特征的激励性的理管机制。因此我们一定要确立矿业权从归属到利用的物权理念,构建起和谐的矿产资源开发管理秩序。     

论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时机——以美国行政法上的“穷尽行政救济原则”为视角

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时机是指在行政诉讼中司法权何时准确且高效地介入行政权，它关系到行政诉讼程序的启动以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制衡。对此，美国行政法通过“穷尽行政救济原则”确立了行政救济在先、司法审查后置的模式，并经由丰富的司法实践填充了一系列具有灵活性的例外情形。行政案件的司法审查时机在我国主要表现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衔接，可以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优化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确立行政复议前置及其例外情形，为司法救济程序的开始节点提供坐标指引，既可以公平高效地解决行政争议，又能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行政复议法评析

行政复议是与行政诉讼相结合的行政救济制度。行政诉讼是由人民法院对引起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行政复议则是由上级行政机关对引起争议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是行政机关内部对行政权的监督形式。行政复议是一种行政司法行为,兼具行政性和司法性。在我国行政复议制度具有权利救济和监督的功用。《行政复议法》在总结《行政复议条例》施行的基础上,对行政复议制度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商时,行政复议法对规范政府行为,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军事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标准探析

军事行政行为的可诉性即军事行政行为的可审查性，是军事行政行为在一定条件下可接受司法审查的本质属性。考察军事行政行为的可诉性标准，能够为受案范围的确定进而为军事行政诉讼制度的建构奠定基石。从整体上看，军事行政行为的可诉性的宪政基础是维护宪法权威、体现国家司法权对公权力的制约和公民权利救济的需要。而在具体标准的确定上，则以军事行政行为违法、军事行政行为特定和穷尽军事行政救济为标准，并且就具体行为而言，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视域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法治完善

公私权利的冲突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表现相当突出,行政权在权益取舍和平衡中存在损害个人权益的可能,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就成为政府必须应对的课题。非常态下的公私权价值权衡,最为根本的是要遵循比例原则,依据事件类型、等级、周期研判的行政目的、公共利益的维护范围及程度、对公民权益的损害程度,以匹配相应的行政措施。完善公共卫生事件中行政赔偿与行政补偿制度,需要扩大行政赔偿及行政补偿范围、明确行政赔偿及行政补偿义务主体、提高行政赔偿标准以及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行政补偿程序。     

行政规划与行政职能转变

近年来各种行政规划密集颁行．通过行政规划整合行政和社会资源．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要选择。行政规划的发展与政府行政职能的变迁息息相关,它既顺应了行政职能转变的需要,也是行政职能转变的具体体现。行政规划区别于传统命令式、强制性的行政方式。它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蓝本,也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合法性的重要依据,其发展符合服务政府建设的基本要求。行政规划又兼具行政指导的某些特质．其复合特征典型地反映了职能转变背景下政府行政方式的深刻变化。适应行政职能转变的内在需要。行政规划必须走法治化道路。     

行政裁量与行政判断余地及其对行政诉讼的影响

行政裁量和行政判断余地理论,可以有效确定人民法院所审查的行政机关认定事实的范围和界限。这不但有利于明晰司法权和行政权各自的界限,也有利于解决司法实践中的操作性问题.同时,该理论还将对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行政性证据材料的审查,提供重要帮助。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文章剖析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制度的缺陷，并提出了相关的完善对策。     

后现代语境下的行政管理改革与行政法

在公共选择、新公共管理、企业型政府以及治道等理论指导下,各国行政管理变革在政府职能市场化、公共服务社会化、行政权力分散化以及政府管理电子化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改革也引发公共行政与行政法的价值冲突以及行政法非法律化、离散化与合法性危机等问题。因此,传统行政法必须进行反思,在综合考量全球化、电子化、民营化以及充分尊重人性等因素的基础上对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与行政救济法等进行重构。     

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与行政审批改革

从历史的角度展示中国行政审批的沿革,分析改革中行政审批的现状、问题及原因。在 以行政法法理将不规范的审批行为归类分析之后,指出除适用行政许可法的行政审批行为以外,其它审 批活动也应受相应行政法规范的约束。     

联邦行政程序法与州行政法

美国各州制定行政法时采用了许多1946年联邦行政程序法中的概念。然而,联邦行政程序法与各州行政程序法的联系是间接的。指导许多州制定其行政程序法的直接依据是统一州法律委员全国会议制定的示范州行政程序法版本。因为这些示范州行政程序法包含着许多贯穿于早期联邦法案的一般性概念．且由于州非常依赖示范州行政程序法来制定州法，     

行政立法后评估与行政立法责任的归结

行政立法责任在我国法律责任体系中是一块"灰色地带",因而在责任的归结上遇到了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甚至出现许多行政立法的不作为,违法行为或不当行为而没有相应的责任追究.行政立法后评估与行政立法责任之间有着彼此互动的关系,行政立法后评估结论会直接影响与制约行政立法责任的认定,同时行政立法责任的归结也会影响行政立法后评估的进行,需要我们对评估的主体、标准、程序等予以重新审视,并使行政立法后评估程序更趋完善.     

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探寻

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内部行政行为不可诉"的观念,是人民法院在坚持内、外部行政行为区分理论的前提下,从行政救济的立场出发所作出的一种司法选择和有益尝试。作为司法实践的结晶,外化内部行政行为的可诉还需要探寻法理上的解释和依托,得到理论的指导和确认。从司法实践来看,部分组织内部工作性质的内部行政行为经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过程中的通知、执行或其他正当途径为外部相对人获悉,发生了法律效力的外化。效力外化的内部行政行为具备行政行为的成立要件并具有成熟性,对外部相对人造成了实际影响,属于可诉的行政行为,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论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存在本质的区别。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问题上,应明确几个范畴:在地位上,行政复议相对独立于行政诉讼;在程序衔接上,以复议选择、司法终局原则为基本原则,以复议前置、复议终局为例外。进一步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是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促进依法行政与社会和谐的一项重要任务。     

从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看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受案范围是行政诉讼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也是行政诉讼中一个特有的问题。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宽泛程度直接关系到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对此 ,有的学者认为所有的行政行为都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既不可能 ,也不必要 ,行政诉讼应实行受案范围的有限原则 ;也有的学者主张从以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利益关系出发 ,一切行政行为都应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本文试图从行政诉讼的价值基础 ,立法宗旨 ,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入手 ,对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予以剖析 ,并提出笔者的一点粗浅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