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官缚人万事拙,安得浮云相往来——论沈周的隐逸心态与性灵文学思想

沈周的人生选择主动隐逸,安于恬淡宁静的生活状态,因而能坦然做到名利两忘,挥洒性灵,畅写天趣。其诗作以日常生活为主要题材,不事雕琢,自然天成,不拘一格,诸体皆备,将性灵文学思想的精髓发挥得淋漓尽致,堪称晚明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先行者。     

面向群众日常生活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日常生活是国内外形势和个体需要的结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群众日常生活的奋斗目标和理想追求、基本价值追求和根本道德准则、共建和共享幸福日常生活的指南,要充分发挥其作用需要从公共政策、理论传播、思潮引导等方面着手,通过多项举措引领群众的日常生活。     

中美传媒青少年保护的比较分析

传媒发展到今天,其作用已经深入和渗透到一般的社会心理和个体思维活动过程之中。“话语权力”强势的习惯性支配性力量影响着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和思维活动。中美传媒在青少年保护方面存在差异。本文从法律、政策以及技术角度对中美传媒青少年保护做一个比较分析,希望中国传媒学习美国传媒在青少年保护方面的经验,为青少年保护作出努力。     

现代生存的越境与个体的自我救赎——西美尔论现代性体验中的“冒险”

冒险是个体在现代性生存中对生活的一种极端体验,它是个体生命力的高扬和内在生命冲动的显现。冒险是现代人对自我生存的越境,是对现代生活的一种中断与超越。它通过与日常生活的陈旧意识形态保持距离,抗拒日常生活的自动化和平庸化,摆脱生活中各种功利的、庸俗的羁绊,从而实现个体现实生存的解放与自由。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

日常生活作为个体再生产的各种活动,包括和渗透着文化价值,是价值观形成的根基,一个社会主流价值观影响力的大小,直接取决于它与日常生活的融入和引领的程度。长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主要偏重于非日常生活领域,忽视了日常生活,致使核心价值观建设出现了偏差,日常生活化成为目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当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生活化并不意味着核心价值观消极地去适应日常生活,也不是日常生活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完全被核心价值观所统摄,而是核心价值观在以日常生活为基础的同时,充分发挥其提升和引领作用,实现日常生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和谐统一。     

房屋安全诉讼中的犯罪现场人像测写

犯罪现场人像测写 ,其正式名称为刑事侦查分析 ,是基于美国联邦调查局行为科学署的科学技术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科学 ,是鉴别某犯罪个体主要的个性及行为特征的技术。在受理安全疏忽诉讼中 ,犯罪现场人像测写技术在划分罪犯心理特征的类型 ,确定其作案动机和采取的作案手段等的逻辑推理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用途、可靠性和效力是评估人像测写技术的参量。     

个体安全:关于风险社会的一种反思及研究对策

在所有的人类安全中,个体安全是更为基本的、本体性安全,是其他人类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国家安全)的基础和归宿。个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安全问题,往往影射出社会安全的隐患和社会风险的威胁。我国目前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是个体安全问题的直接成因,这些影响可分为"现实的困境"与"未来的威胁"。针对个体安全问题以及社会风险化过程的不确定性、不可测性等,个体安全研究应当体现出全球与本土、现时与未来、宏观与微观、社会系统与日常生活等重要研究视角的结合。     

蒙古族自由顽强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蒙古族传统政治制度与宗教信仰是自由顽强精神的客观基础,而且在其日常生活、艺术、体育活动等中无不体现自由顽强精神,笔者认为传承蒙古族自由顽强精神有利于个体事在人为观点的树立、有利于敢于超越和创新精神的树立、有利于强调个体能力、个性的发挥、文化艺术的创作。     

反思法律理性的普适性及作用

本文试图通过对启蒙时期理性主义的反思说明理性并非具有普适性和高度一元的特征，试图将理性置于一个地方性、多元的语境之下重新思考理性本身及其存在状态以及理性对法律制度的整体意义，并最终得出分散而破碎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理性才是理性的原生态，法律理性以日常生活为分析平台的结论。     

社会学的研究范式：解释社会的可能性及其效度——兼论农民工研究范式的转换

社会结构分析范式和社会网络分析范式构成了社会学的两种主要研究范式,在社会学研究领域也一直处于宰制地位。结构解释试图在个体之外寻找行动主义的根源,把结构作为深层秩序的规则总体和体系的潜在逻辑,结构决定了栖居其上物体的位置和功能,过于强调行动对结构的受动性和强制性;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大多把关系作为一种生产的资源（生产者模式）,把网络看成是理解社会和行为的“基本建筑材料”,两者都忽视了其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存在的日常生活实践特征,忽视了人们能够创造自己生活世界和进行意义建构的能力,社会学研究需要一种面向日常生活实践的研究转向。     

论心灵和谐的内涵与类型

心灵和谐是人的主观状态，是通过自我意识达到的一种和谐状态。它是人在处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内在知、意、情等要素相互协调、运行流畅的状态，是动态与静态的统一。从静态上看，它是以自我意识为主导的心灵内在备要素的相互协调并适应外在世界的状态。从动态上舌，它是以自我意识为主导的心灵内在备要素从和谐发展到不和谐再到和谐的动态发展过程。心灵和谐既包括个体心灵和谐，亦包含群体心灵和谐。个体心灵和谐反映的是个体的心灵状态，是群体心灵和谐的起点和基础；群体心灵和谐是存在于群体心理的、和谐反映客观事物的普遍特征，会直接影响个体的心灵和谐状态，二者辩证统一、紧密联系，体现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基于个体认知演化的制度分析框架

针对博弈论制度分析在解释制度共时结构及演化路径多样性上的局限,尝试构建基于个体认知演化的制度分析框架。制度作为个体间共同认知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均衡和变迁路径受个体认知演化的影响;个体规则遵循和目标驱动的两类局部认知状态将导致个体间共同认知朝不同方向动态调整,从而解释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制度均衡和制度演化。     

艺术欣赏与心理调节

艺术欣赏不仅可以使人获得美的享受,而且可以调节人的心理生活,使其处于一种良好的心理状态。人的心理生活状态决定于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人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生命有机系统,是在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活动中存在与发展的。推动人与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动力便是人的需要。需要的产生往往使个体在     

信任合法性根据的哲学阐释

对信任赖以存在的思想根据进行理论阐释,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信任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信任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哲学根据,从本体论角度出发,信任形成的前提是人类对"同一性"的承认与追求;从生存论视角出发,信任的形成源于人类在个体的孤独存在状态中的必然选择;从人的社会属性出发,信任的形成与人类自我的安全需要和社会需要密切相关。     

构建“现代性”文化背景下的“和谐人”

近代以来的工业革命和现代文明,在彰显人的主体性、个性、自由、批判精神等的同时也将人与自然、个体与共同体、肉体与灵魂、规则与美德等加以二元分割,这引发了20世纪中后期以来人们广泛言谈的"现代性问题".我国自19世纪被迫开始其历史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以来,就走着一条曲折的现代性道路,深刻地改变着人的存在状态,产生了严重的人的不和谐现象."和谐人"作为人存在的一种美好状态,是人存在状态的最高体现.如何重构人的和谐性,无疑理应成为和谐社会追求的根本目标和价值取向.     

个体行为假设：新古典与奥地利经济学的比较

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行为假定与个体的真实状态有很大的偏差,而奥地利经济学的个体行为假定与个体的真实状态比较接近。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的个体行为假定的不同的比较,对经济学方法及其运用具有启示意义。     

理解“社恐”：青年交往方式的文化阐释

在媒介渲染和符号传播的双重作用下，作为网络流行语的“社恐”成为青年文化的时代语义。它指向了青年交往的生动展演，蕴含丰富而复杂的研究旨趣。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阐释“社恐”如何作为青年交往方式的研究议题，以不同视角呈现“社恐”青年的生存面向、交往文化及其时代出路。当前，“社恐”青年的社会交往建立在数字媒介和现实世界的日常观照之上，杂糅了恐惧、焦虑、向往等多重心理状态与情感诉求。“社恐”不仅指涉了当代青年对社会交往的个体理解，也表征了他们在时代转型中的生存境遇。因此，交往意愿和生存方式的动态转变促使青年一代开始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交往关系。他们需要在自我接纳的过程中建构个体认同，以积极开放的态度主动拓展社交路径，在日常生活中形成兼顾自洽与自信的交往能力与生存观念。     

From the Hobbesian State to Perpetual Peace ---The Thoughts of the Ethical Community in Kant＇s Philosophy of Religion

康德认为，霍布斯所设想的“人人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在道德领域同样存在。为了人这个族类的道德、幸福及至善的实现，个体的人在完善自我道德的同时，整个人类应该走出自然状态，走向道德和解，最终实现永久和平。这个永久和平的方式佰是伦理共同体。伦理共同体是联结康德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的重要思想。     

从霍布斯状态到永久和平——康德宗教哲学中的伦理共同体思想

康德认为,霍布斯所设想的“人人相互为敌”的自然状态不仅存在于政治领域,在道德领域同样存在。为了人这个族类的道德、幸福及至善的实现,个体的人在完善自我道德的同时,整个人类应该走出自然状态,走向道德和解,最终实现永久和平。这个永久和平的方式佰是伦理共同体。伦理共同体是联结康德道德哲学和宗教哲学的重要思想。     

“他者”身份的社会性建构与主体性重建——基于豫北林村越南籍媳妇日常生活实践的解读

外籍媳妇作为一群特殊的移民群体,在社会结构性差异中被赋予边缘化的"他者"身份,渗透于日常生活和地方性认知中,再现为一种行动者内化了的身份属性,构成主体的内在张力。只有利用结构和网络资源优先突破行动者自身的局限,才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有效发挥个体的积极能动性,实现主体性身份和地位的重建,而朋辈群体的互助共谋和婆家的全方位支持则是其从边缘化地位走向主体性重建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