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党的政治理想之一

早在1944年，国共谈判就在联合政府的问题上陷入了争执。毛泽东在美国大使赫尔利带来的“五条协议”中增加了一条：“将现在的国民政府改组为由各抗日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的联合国民政府。”但是蒋介石根本不同意“五条协议”，谈判没有达成最终协议。     

从《解放日报》社论分析抗战胜利前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

1944至1945年8月间,中国抗战进入尾声。当社会各阶级都在为抗战之后"干什么"积极行动之际,中共也有了自己逐渐明晰的政治设计。作为延安时期中共机关报,《解放日报》社论在宣传党的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从中可以清晰把握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前后的政治主张。其时,中共最重要的政治设计在于包括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各党各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为此,中共曾积极努力力图使其变成现实。不过,中共也一直坚持中国的出路在于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并且在解放区较为彻底地实行了这一道路。在"迂回曲折"诸路不通之后,中共最终选择了剔除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另外一条"联合政府"的道路。     

中共湘鄂西苏区的水灾与革命策略调适(1931～1932)

北伐运动进至湖北时,正逢1926年水灾,免除自然灾害的后续威胁是新政权面临的紧要问题。在堤工经费筹集上,国民政府与中共领导下的农民协会之间产生分歧。国共分裂之后,中共将灾民视为重要的革命动员对象。在军事斗争的配合下,湘鄂西苏区建立起来。1931年水灾后,湘鄂西苏区采取在苏区内、外夺取物资的方式度荒。1932年初,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主张以灾民推动土地革命,但灾民更关心是否能获取物资供应。在春汛将到来之际,苏区被迫放弃斗争,集中力量推动苏区和国民政府的堤工建设。在自然灾害的剧烈冲击下,苏维埃地方政府被迫有选择地调整革命策略,与国民政府进行有限度的"合作"。引入自然环境这一要素,为革命史研究提供了新视野。     

1949年苏联驻华大使馆南下之谜

1949年春,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之际,中国的外交界却出现了一件令人匪夷所思的怪事.当南京国民政府孙科内阁决定迁往广州,并且照会各国使馆也跟随政府迁往广州时,一向与国民政府亲近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使及其使馆的主要工作人员并没有离开南京,只是派出了一小部分工作人员随国民政府迁往"临时首都"广州,而一直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蒋介石视为中共"后台"的苏联却遵照国民党政府的建议,指示其驻华大使罗申将大使馆随同国民政府一道迁往广州.     

国民政府要员的西北经济开发主张及启示意义

国民政府在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到溃逃台湾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两度提出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掀起了两次"西北开发"热潮。在这期间,国民政府要员蒋介石、戴季陶、宋子文、张人杰、邵元冲、朱家骅等先后赶往西北考察,他们对西北经济开发问题的活动前后持续了将近10年。他们的言论及保留下来的相关会议资料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开发主张,这些主张对于新形势下的西部大开发具有借鉴启示意义。     

略论1949—1953年的台湾土地改革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民党当局就开始制定土地法规,准备土地改革.从1927-1937年,先后出台的土地法令和各省地政府单行章则约有240余种.然而,国民政府始终未认真执行孙中山先生"平均地权"的主张.直至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土地问题已比先前任何时期都更为严重.入台后为稳固政权,蒋介石集团被迫分三个阶段,在台湾重新进行土地改革.这次改革,对台湾的经济、社会诸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成为当今我们认识台湾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苏两党互动与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1948-1949)北大核心CSSCI

1945年,斯大林通过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秘密协定"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确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对华政策。他选择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结盟,以实现苏联在华的一系列现实利益。1949年初,以米高扬秘密访华为标志,斯大林将对华关系的主要对象由国民政府转向中共,开启了同中共结盟的进程。二战后初期,苏联与中共在中国东北层面的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战略性关系,是斯大林1949年初重新思考对华政策的基础与起点,使他更愿将中共视为苏联在华利益的新支点与合作伙伴,迅速完成了对华政策的调整。     

李先念在新疆新兵营的日子

1937年4月29日,率领西路军左支 队经历了49个日夜的艰苦征程后,李先 念等人顺利抵达新疆关口--星星峡, 开始了在新疆的学习生活。 星星峡位于甘肃和新疆的交界处, 这里群山耸峙,人烟稀少,新疆边防督办 盛世才在此处设有边防站。此时的盛世 才独揽军政大权,并打出亲苏、反帝的旗 号,同时出于与国民政府抗衡、独立新疆 的打算,响应中共提出的"停止内战,一 致抗日"的主张,愿与中共交好。李先念 等人抵达星星峡后,受到边防站负责人 王效典等有关人员的热情接待。随后,先     

毛泽东不忘对党有恩之人

顾维钧是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的著名外交元老。联合国成立前夕,中国政府要派出代表团去美国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派谁去呢？根据雅尔塔会议确定的组成原则,中国代表团应当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但在国民党政府中，除了顾维钧等人主张中共代表参加外，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其他人都不愿意让共产党参加。后来由于中共方面的积极争取、美国总统罗斯福出面干涉，国民政府才决定让一名中共代表去。     

重庆和谈的历史启示

<正>抗战胜利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举行了一系列和谈,其中最瞩目的是毛泽东赴渝直接同蒋介石就国共两党关系的重大问题进行多次商谈,具体谈判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同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从1945年8月29日开始,到10月10日结束,签订了"双十协定"(《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有:双方同意应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     

周恩来与中共六大

中共六大是党在国外召开的唯一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参加了中共六大的筹备、召开以及贯彻执行等各项工作。周恩来于1944年3月所作报告《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对中共六大作了客观的论述和评价。中共六大文件全面涵盖党在土地革命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工作。在中共六大上,周恩来分别作了组织问题的报告和军事报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为了贯彻落实中共六大会议精神,周恩来做了大量有效的工作。     

张静如与中共历史群体研究

加强中共历史群体性研究,就是在中共历史研究过程中要关注不同社会群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贡献,这是加深和拓宽中共历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摆脱传统研究范式中的"精英史"和"事件史"藩篱束缚的必然要求。在中共历史学界,张静如率先提出了加强社会群体研究的主张,并围绕这一主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详细阐述了中共历史群体性研究的内涵和意义,以及加强中共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手段等问题,为中共历史群体性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英雄的人民 英雄的城——沁源围困战胜利原因探析

正抗战期间,沁源军民在中共坚强有力的领导下,通过两年半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将妄图长期占领沁源、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的日军彻底打败,使沁源围困战成为人民战争的光辉战例。1944年1月17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向沁源军民致敬》,毛泽东也称赞:"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笔者分析认为沁源围困战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有以下3点。一、毛泽东人民战争理论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是取得胜利的科学指南     

邓宝珊：“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

正1949年1月22日,傅作义和邓宝珊并偕一名随员到达西柏坡,受到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中共中央为何事先提出让邓宝珊与傅作义同行呢?这里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邓宝珊在抗战时期,积极拥护中共的抗日主张。他当时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21军军长,驻守榆林,一直坚持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1944年12月,毛泽东致信邓宝珊,对其胸怀大义高度赞     

从《甲申三百年祭》到“高饶事件”——对中共“骄傲问题”的反思

中共"骄傲问题"存在于党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从毛泽东倡导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正式提出这一问题,到"高饶事件"的发生及解决,中共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两个务必"和"民主新路"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总结出的两条历史经验。其中最根本的经验就是要发动人民群众起来监督党和政府,这一经验对于当前的执政党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要最终解决这一问题仍然任重道远。     

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共的政策转变

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共的政策,总的来看,分为三个阶段:太平洋战争前的"不承认"、"不接触"的反共政策;太平洋战争后到1944年底的"接触"、"联共"抗日政策;1944年底到日本投降及其以后的"扶蒋反共"政策。本文试图对抗战时期美国对中共的"接触"、"联共"抗日政策产生原因进行分析,力图说明美国在抗战时期对华政策的实质和中国共产党     

联合政府主张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构想

自1944年初秋至抗战胜利前后,建立联合政府是中共中央一再强调的政治目标。现有论著中有将中共此时的联合政府构想作为一种单独的国家方案来加以论述,学界同行对于联合政府的定位也存有歧见。一种观点认为,联合政府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具体形式,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的具体化;另一种观点认为,联合政府主张是与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不同的另一种建国思路,或者说是以新民主主义国家为发展方向的过渡性建国方案,甚至于认为联合政府这种政权形态体现着旧民主主义性质。但无论持上述哪种观点,似未见论者展开分析,故有加以讨论的必要…     

1938年中共参政员缘何反对弹劾孔祥熙

1938年7月,在刚刚成立的国民参政会上,参政员傅斯年、梁实秋等拟提出一个弹劾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的提案.当时,中共参政员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立即开会研究,认为这是一个“阴谋”,即发难者旨在“拥护汪精卫上台,便于实现汪与日本的妥协”.此事“后经中共方面指出利害,对方打消了这个动议”,否则参政会伊始,就会有一场莫名其妙的风波发生.     

1938年,中国共产党首提“保卫大武汉”口号

82年前,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共产党人率先喊出了"保卫大武汉"的口号。全国军民心向武汉,前赴后继,打响了团结抗敌、救亡图存的武汉保卫战。《新华日报》社论提出"保卫大武汉"1937年12月13日,南京失陷后,尽管国民政府已决定将首都迁往重庆,但国民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各国驻华使节大多迁往武汉.     

国民政府要员的西北经济开发主张及启示意义

国民政府在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到溃逃台湾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先后两度提出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口号，掀起了两次“西北开发”热潮。在这期间，国民政府要员蒋介石、戴季陶、宋子文、张人杰、邵元冲、朱家骅等先后赶往西北考察，他们对西北经济开发问题的活动前后持续了将近10年。他们的言论及保留下来的相关会议资料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开发主张，这些主张对于新形势下的西部大开发具有借鉴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