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老龄化社会的民主困境

欧洲民主陷入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老龄化社会下老年人口和移民人口比重持续上升、劳动人口比重持续下降所造成的欧洲人口结构失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老龄化危机。老龄化状况持续加剧会导致养老支出激增,进而恶化财政支出结构并迟滞经济发展,也会加剧不同社会群体间的不满,进而扩大社会分裂。西方民主制度存在的机能不足问题导致应对老龄化危机的改革措施难以奏效。选民、政党和利益集团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而开展的交易政治为加剧老龄化危机提供了制度通道,民粹主义利用老龄化危机威胁民主政治的基础、运行和合法性,进一步降低了西方政治体系解决老龄化危机的机能,多党议会制存在决策效率低下和内阁更迭频繁的体制弊端,阻碍了养老改革措施的及时出台和有效执行,是欧洲老龄化社会民主困境的具体表现。     

巴黎公社的人民民主及当今镜鉴

巴黎公社打碎了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建立了议行合一的无产阶级国家政体,体现了人民民主精神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根本特征.巴黎公社是对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的挑战,它向世人表明,三权分立不是唯一选择,代议制民主不是终极真理.代议制民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统治的精英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衡导致西方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新冠...     

越、老、朝、古四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张与进展

本文从国家权力机关的改革、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法制建设、执政党建设四个方面对越南、老挝、朝鲜、古巴四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有关主张与进展进行了探讨和比较,认为四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虽各有特色,但相同点多于不同点;虽都有一定进展,但都明显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困境

在西方,近代既是一个民主理论迅速发展的时代,也是代议制度确立和发展的时期,许多国家都采取了代议制的国家制度形式.西方代议制民主在早期曾经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随着时代变迁,西方代议制民主也逐渐陷入了困境.     

争胜主义和代议制民主危机

正代议制民主再次成为政治理论建构中的前沿论题。代议制民主框架之所以再次成为分析批判的对象,原因有三点:一是意大利和希腊两国的民选政府在欧元危机中被技术官僚政府取代;二是新自由主义政治和停滞的政党体制导致"别无选择"魔咒爆发;三是"愤怒者运动"和"占领运动"再次暴露了制度的运作缺陷。虽然这种批判吸收利用了代议制度通常遭受的质疑,但是对代议的当代解释中仍有一种观点需要进一步反思。这种观点就是制度性代议,也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民主     

抽选的民主潜能

随着冷战格局的终结,对代议制的共和性的捍卫与对代议制的民主性的反思都走上了巅峰,双方聚焦在政治职位的选拔方式上。前者高调宣布"历史的终结",并把以选举为特征的代议制民主视为走向政治秩序的唯一正途,后者则主张跳出主流民主理论的无形束缚,探索在现代条件下重新启用抽签这一选拔方式也即抽选的适用性与必要性。抽选民主论者探究了抽选的适用范围,阐释了抽选的民主性,并构想了抽选民主理论还有哪些值得深究之处。抽选的民主潜能主要表现为可以让选拔更公平,让代表更尽责,让辩论更有效,让认知更多样,让决策更明智,让民主更理性,进而让政治更民主。人类政治生活也许无法完全理性化,人们需要理解什么时候放弃理性才是理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抽选可以释放现代人对民主的想象力。     

德国难民和移民政策的调整趋势与影响

自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政府不断修正难民和移民政策,以适应形势变化,提高管控效率。2018年以来,尤其伴随着6月中旬大联合政府经历执政危机,相关政策调整的步伐明显加快。尽管相比于难民危机的最高峰,德国的难民形势已经大为缓解,但联合政府内部已出现裂痕,难民移民路线的转向势必进一步激发政党竞争态势和内政动荡风险,导致政治谱系整体向右倾斜、政权稳定程度下降并且给民主政治带来持久挑战。     

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民粹主义的泛起还是精英政治的危机?

2018年11月爆发的法国"黄马甲运动"已延烧至今,短期内仍无平息的迹象。学界对其评价不一,但经常将其与1968年"五月风暴"类比。本文认为,"黄马甲运动"反映的似乎不是法国民粹主义的泛起,而是代议制民主的危机:作为这个制度支柱的各传统政党、工会、主流媒体等政治中介物,未能及时体察民意、整合民意、将民众的诉求引导到正常的代议制机制中进行回应处理,而是一如它们在"五月风暴"中的作为,游离在运动之外,从而失去了其应有的政治功能。"黄马甲运动"是否标志着法国政治生活的一种新形式、代议制民主的一种补充乃至替代,仍有待观察。     

美国两党政治背景下的总统直选改革:争议、问题和现实路径

作为美国特有的总统选举制度,选举人团制度是一个长期备受争议的政治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后,虽然美国民众以及自由主义政治精英要求废除选举人团制度、实行总统直接选举的改革呼声强烈,直选改革提案也一度几近在国会两院通过,但反对力量借助修宪程序阻止了改革.选举人团制度改革本质上是两党政治问题.鉴于民主、共和两党对选举人团制度本身的认识分歧、两党政治与种族政治问题的交织,以及与该制度直接相关的选举利益,两党难以就直接选举改革达成共识,导致改革难有实质性突破.在此背景下,新的改革运动全国普选票州际协定试图从州层面逐步实现直接选举.这虽不失为一种潜在的改革路径,但围绕于此的争议表明,改革前景并不明朗.     

新媒体时代的民主:传播、监督与隐忧——评约翰·基恩的《民主与媒体衰颓》

正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产生的诸多新的民主理论成果都源自对代议制民主的反思与批判,尤其是对投票选举间隔期间的民主实践的思考。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民主实践面临的社会经济与技术条件同代议制民主发展初期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这些变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便是各种新媒体的产生与传播内容的极大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反思民主形态的变化和促进民主理论的创新,便成为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著名政治学家、澳大利亚     

重构民主合法性:来源、路径与形式——评罗森瓦龙的《民主的合法性》

自从自由代议制民主在西方产生以来,对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质疑与反思就从未停止过。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发展越来越难以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普通民众对现存民主体制的消极不满情绪日益增加,西方学界内部对自由代议民主制的缺陷与不足也提出了更多批评与思考。无论是对传统民主体制的批评,还是所提出新的制度发展路径,西方学者的关注点都回归到合法性问题上。作为一种政治制     

“脱欧时代”英国政党政治的演变趋势、深层动因与现实挑战

自2016年脱欧公投以来,英国开启了"脱欧时代",不同政治力量围绕脱欧议题展开了错综复杂的博弈,政党政治呈现了政党博弈"白热化"、政治格局"碎片化"、政治运行"无序化"的演变趋势。西方代议制民主的固有弊端、政党沉迷选票政治的消极影响、民粹主义分裂社会的共识困境,是英国政党政治演变的深层动因。"脱欧时代",英国政党政治将面临政治认同、公众信任与国家治理等多方面的现实挑战。     

良性社会的政治:对话斯蒂芬·沙洛姆

美国威廉·帕特森大学政治学教授、"参与型政治"(Participatory Politics或Parpolity)理论创始人斯蒂芬·沙洛姆(Stephen Shalom)在2010年3月31日接受了新左翼网站(New Left Project)主编阿列克斯·杜赫提(Alex Doherty)的专访。在访谈中,沙洛姆认为,其参与型政治理论主要受到了左翼理论的影响,参与型政治是参与型经济的政治补充。沙洛姆还以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为切入点,分析了参与型政治模式与代议制民主的不同之处,同时阐述了参与型政治模式的框架问题,并对社会运动与参与型政治模式之间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代议政治“危机”的概况

正和一般的政治话题有所不同,"代议制危机"已经成为一个比较广泛的共识。如果说它不是一场危机,那么已经有一些足够严峻的事实促使我们努力地思考:我们能为提高代议体制、代议机构和代议实践的质量做些什么?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直伴随着代议制或者说民主制的危机。在政治家的许诺和他们能够履行的实际之间、在民主理论所设想的应然制度与其呈现的现实结果之间,始终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导致了人们的失望,而这就是民主体制本身与生俱来的DNA。从19     

两种民主理论之辨——对一段历史的重新审视

古典直接制民主与现代代议制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多有不同。前者是一种平民的业余政治,后者则是一种特殊的精英政治,或是精英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混合物。在实践层面上,代议制民主更有可行性;在理论层面上,特别是在权力合法性方面,直接制民主则有更大优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一段历史颇能引人深思。     

政党格局演变、左翼阵营内耗与欧洲社会民主党选举困境——以英国、德国、法国为例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欧洲社情民意和政党政治发生深远变化.社会民主党作为欧洲主流政党和左翼政治力量,陷入了新一轮选举困境,其持续衰退改变了左翼阵营内部的实力对比,打破了左右两大阵营的传统平衡,加速了各国政党格局的分化重组.政党格局演变、左翼阵营内耗和选举制度的差异程度又影响了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走向.与得益于选举制度的英国工党不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的选举困境十分严峻.以2021年德国大选为开端,欧洲主要国家开始了新一轮的政党博弈.在竞争性和周期性选举的压力之下,社会民主党亟须找到政治空间的合适定位,有效实现政党变革、党内团结和党外联合,才能避免沦为边缘政党.     

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政治改革,使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经过30年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民主政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进一步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全面落实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发展了党际民主和基层群众自治,干部人事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到目前为止,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目标还未彻底实现,政治体制改革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论西方福利国家危机的政治逻辑

福利国家是对战争国家的反动和取代,它自身有一整套区别于战争国家的特征和行为逻辑,其根本矛盾是市场经济的政治化和政治的市场经济化相互交织,导致它成为"经济国家""管理国家"和"交易国家"。福利国家的基本政治逻辑决定了它的危机不只是财政上的而是全面的。代议制民主作为福利国家的基础性政治制度,一方面可以通过"制度否决点"来观察其弹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竞争性法团主义、极化小党和反代议制社会运动来观察其遭受冲击的状况。福利国家危机确实深重,但轻言福利国家即将崩溃则过于草率。     

全球难民危机与难民外交的兴起：土耳其的角色

难民外交是指国家将难民问题工具化用以实现外交目标。难民外交具有道义约束强、议题联系广、地缘政治属性强等特点,主要分为公共型、干预型和交易型三种类型。从2010年持续至今的难民危机对当代国际关系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最大的难民接收国,土耳其利用难民问题推行对叙利亚和欧盟的外交议程,主要表现为干预型难民外交和交易型难民外交,通过大打“难民牌”实现自身外交目标。土耳其的难民外交服务于其地缘政治利益、维护大国地位和国家安全等目标,但面临道义与利益的矛盾、目标与手段的错位、意愿与能力的失衡等三重制约,这对认识当代难民政治化、难民与外交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     

制度变迁视域下的英国地方治理改革研究

英国的地方自治有着悠久的历史,是西方发达国家治理改革的首创者。20世纪70年代末期,英国借助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启动了自身的变革进程;90年代,它进一步推进了以更新地方政府制度、优化地方政府运作体系、振兴地方民主、改进公共服务质量、建立多层级治理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分权化改革;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英国又进行了相应的制度调适。制度环境的变化、旧制度的约束以及改革者的选择,这三个要素是影响英国地方治理改革进程的重要情境因素。英国地方治理制度的变迁路径以有意设计的干预式制度变迁为主。经过30余年,英国确立了多层级治理结构中地方政府的自主地位,形成了治理主体多中心化的参与式地方政治。这些新的制度安排已经开始逐渐成型并发挥作用,但随着制度环境的变化和政党政治的影响,它们仍处于不断调适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