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不起诉听证程序

不起诉权是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现行刑事诉讼法对不起诉权的制约具有一定的滞后性,难以保证权力监督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不利于节约司法资源。该文从西方国家类似制度入手,分析了不起诉听证的具体内涵及设置不起诉听证程序的积极意义,并对构建不起诉听证程序中的不起诉听证的法律依据、不起诉听证会的启动方式以及不起诉听证在实践中应注意的事项等若干具体问题作了粗浅探讨。     

检察公益监督的诉前建议适用及效力论

检察公益监督作为我国检察机关新拓展的法律监督领域,为激发检察建议发挥公益监督的新效能提供了契机。检察公益起诉应恪守谦抑原则,关键是积极发挥诉前建议的起诉督导与违法纠正作用,有效实现诉前建议适用的督促程序与检察公益诉权行使的顺位运行机制。我国未来应以检察建议作为主要抓手,协调检察公益监督与起诉的序位关系,强化检察建议的强制"回复"机制,健全、完善检察建议适用的保障机制。     

不起诉听证制度研究

不起诉听证程序公开、透明,有利于公民监督不起诉决定的作出,从而可以替代现有的不起诉率考核等监督方式,提高不起诉率和不起诉的公正性。不起诉听证仅适用于相对不起诉,可以经利害关系人申请启动也可由检察机关自行决定启动。听证小组主持听证的进行,允许公众旁听,听证结束后由听证小组表决作出是否起诉的决定。在办案期限上,规定单独的听证期限。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性质和功能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性质是在人民检察院外部和诉讼程序外部,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的特定诉讼决定进行社会性监督的制度。监督的指向是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是自侦案件的起诉前程序;监督的内容是执法主体单一情况下作出的某些可能错误的决定或行为;其功能限于发现和提示错误。     

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探析

新刑事诉讼法首次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程序,是对近十多年来我国公诉制度改革实践的一个归纳和总结。但在实践中,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面临着对制度本身存在认识误区,控方裁量权缺乏有效制约,考验期内承担义务缺乏针对性等问题。要在检察工作中落实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需要构建配套的帮教机制,通过内外监督共同制约,并建立完备的司法救济措施。     

检察监督在整备行政诉讼环境中的价值与路径

行政诉讼环境的恶化是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执行难"的根本原因。对于整备行政诉讼环境,检察监督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针对司法实践中行政机关干预司法的具体表现形式,检察监督在整备行政诉讼环境中可采纳如下路径:加强对行政诉讼全过程特别是立案程序的监督;对行政诉讼中被告的诉讼行为进行监督;完善行政诉讼中支持起诉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附条件不起诉这一特别程序,为适用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撤销附条件不起诉、提起公诉以及作出不起诉决定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如何适用,怎样能够适用,则没有具体规定。同时,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不仅涉及到法律层面的问题,还涉及到对附条件不起诉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监督与考察、被破坏的社会关系的复原归位等一系列社会管理层面的问题,这都需要在法律层面和配套社会管理机制创设方面提出更加细化的解决方案。     

网络视野下不起诉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探讨

在自由虚拟的网络空间内,网民享有充分的话语权,一个看似平常的个案短时间内可能会成为一个严重的公共事件。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其执法行为倍受网民关注。不起诉是检察机关终止个案刑事诉讼程序的执法行为,面临的风险大,网络舆情处置不当将给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造成损害。因此,在网络视野下健全不起诉风险评估预警机制是检察机关必须直面的紧迫课题。     

不起诉制约程序研究

为防止检察机关滥用不起诉权,必须通过设置一定的程序对不起诉权加以制约。不起诉制约程序的性质,是对检察机关起诉量权、侦查监督权和终止诉讼程度权的制约。我们要在对国内外相关立法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发展与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制约程序。     

不起诉听证制度的构建

不起诉听证制度是检察机关在对刑事案件拟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一种内部工作机制,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程序参与权,促进司法公开公正。应从不起诉听证的适用范围、启动程序、举证质证及效力等方面入手,构建并不断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听证制度。     

街头官僚理论视角下的高校辅导员自由裁量权研究

高校辅导员在学生工作中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目前高校辅导员在行使自由裁量权过程中存在故意失当和过失失当的问题。为了提高辅导员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质量,必须对辅导员加强责任和师德教育,加强法制教育,规范学生工作的相关程序,建立学生工作的集体决策制度。     

“罪无可赦 情有可原”——被害人过错认定的困境与出路

司法实践中,在一些被害人与被告人互动的刑事案中,被害人过错是一个被经常适用的酌定量刑情节,如故意伤害、故意杀人和交通肇事等案件。在刑事司法中考虑被害人过错,有利于对被告人进行准确的定罪量刑,更加公平公正地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审判实践对于被害人过错由于没有统一的认定标准,法官自由裁量的权限很大,存有司法恣意的嫌疑。究其缘由,除了我国偏重打击和惩罚犯罪的刑事司法理念需要转变之外,主要还在于对被害人过错认定上存在相当的难度和困境,因此,探讨被害人过错的认定标准和规范化很有必要。     

行政机关执法主体不移交刑事案件的检察监督

行政机关执法主体不移交刑事案件的行政行为正处在人民检察院一般监督范围内,构建检察院监督行政执法主体不移交刑事案件的监督机制刻不容缓,其中,完善相关立法,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调和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权的矛盾是完善检察监督机制的有效保障。     

论可以指定辩护与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保障

人民法院在指定与否上有较大自由裁量权，致使可以指定辩护存在不确定性。为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应该明确可以指定辩护不是法院的权力而是义务，同时，明确近亲属的委托辩护应优位于法院的指定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近亲属对可以指定辩护的异议权和申诉权。     

我国法官自由裁量制度建设的制约因素和路径选择

法官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但极易被滥用。应当通过立法来确认和保障法官自由裁量权,并对其加以限制;建立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实现法官队伍的精英化;建立健全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救济制度。     

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模式选择

法定和裁量实际上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模式——法定证据制度和自由裁量制度。文章以这两种证据制度为参照物,客观分析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模式的现状,进而从法定与裁量的角度入手,探寻适合我国国情的民事证据制度模式。     

限制和解不起诉裁量权的另一种思路

《刑事诉讼法》修改实施后,我国检察机关新增和解不起诉裁量权,这为检察权滥用留下了滋生空间。尽管刑诉法及司法解释试图限制检察官这一裁量权,但其滥用之潜在危害仍然存在。传统法学理论提出了种种对策,但均因大而不当存在缺陷。基于此,在和解不起诉案件中,为实现限制检察官裁量权滥用之目的,应提倡＂另一种思路＂：通过以权利制约权力模式、以权力制衡权力模式、以第三方约束权力模式来规制检察官和解不起诉裁量权之行使。     

我国不起诉制约机制的探索与完善

不起诉制约机制是不起诉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设置该机制的目的在于对检察机关行使不起诉裁量权进行有效的规范和制约。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不起诉裁量权的制约已有相关规定并形成了完备的体系。但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从多方面改革完善：如建立不起诉听证制度;完善检察机关内部制约机制;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     

人的两种意志与法治：解析“电脑量刑”背后的法治观

尽管许多人相信，法治就是排斥和摈弃人的所有意志，但实际上，人的意志可以划分为恣肆的意志和非恣肆的意志，而只有恣肆的意志才是与法治相悖的。具体到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问题，法治关注的焦点不是它的范围或程度，而是它的性质。然而，“电脑量刑”背后的法治观却是对这一法治观念的背离。     

起诉裁量权与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具体运用——以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权的考察为视角

2007年2月1日,高检院出台了《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明确规定：“要正确把握起诉和不起诉条件,依法适用不起诉。”在此强调合理使用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实践中实际运用的具体体现。本文以当前我国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暨不起诉决定权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为考察对象,对照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对检察工作的具体要求,分析了现实环境下我国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存在的不足并相应地提出了完善的初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