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满蒙联姻”地位研究

清代中前期，满蒙联姻在构建满蒙关系、促进民族融合方面具有重要地位。然而，当进入近代民族国家构筑之时代，国家构建成为时代呼声之时。清朝统治者发现，过于执拗“满蒙联姻”与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相颉颃。为了维护其统治的合法性，清朝统治者开始放弃满蒙联姻，取消原有人为的地域分离和血缘区隔，努力创造一个“各族群体平等”的神话，然后在此基础上走上了铸造近代国民的道路，构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可以说，满蒙联姻的解体，在很大程度上与清朝统治者试图构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历程是一致的。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姻探析

清代台湾少数民族与汉族联姻 ,既与早期移民性别比失衡有关 ,又与少数民族婚俗及汉化程度有关。少数民族与汉人联姻不仅扩大移民生存空间 ,也加快了少数民族融合汉化的步伐 ,最终促进台湾社会经济发展。     

论逊清“小朝廷”的皇室经费问题

从1912年清帝逊位,至1924年溥仪离宫,由于民国政府未能向逊清“小朝廷”兑现优待条件的诺言,加之逊清皇室仍然在一定程度上过着帝王般奢侈的生活。因此,在不能满足皇室开支的情况下,逊清“小朝廷”遂而全哥借款,并变卖和抵押宫中珍贵器物,继而导致了诸如“济南复辟”、“丙辰复辟”等一系列的问题,给整个近代中国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颇令人深思。     

毛奇龄“诗”学思想及其对清代“诗”学发展之影响

毛奇龄是清初著名学者,经学成就尤为突出。"诗"学研究在其整体学术中虽不占主要地位,但在其为数不多的几部诗学著作中却也不乏超越其时代的真知灼见。这些成就的取得与其独特的"诗"学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不畏权威,汉宋兼采,敢于挑战,文本与考证并重,开清代诗经汉学之先风。毛奇龄独特的"诗"学思想也使其成为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先驱,并且促使了清代三家诗学的兴起,对清代"诗"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保障房“联姻”公积金的是与非

2010年8月5日,第一批利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设试点城市名单敲定,河南省洛阳市成为获批的全国28个城市之一。     

清代诗学的“会归”特征考论

清代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这种集历代文化之大成的文化集中反映了清代文化浓厚的朴学色彩。与清文化的“总结性”色彩相对应,清代诗歌作为中国古代诗歌史的殿军,不论在诗歌理论还是诗歌实践上,均堪称历代诗歌遗产的真正继承者和总结者。从创作实践看,清代诗人颇具总结的自觉意识;从诗歌的因变角度看,清诗表现出综合统一的倾向;从诗学的精神与研究方法看,清代诗学又明显带有“综贯”与“质实”的特点。就中国诗学理论而言,这种清诗的这些特点无疑是对诗学遗产全面总结的深化,清代诗学的独特价值也在于此。     

打造粮食产销对接新模式——产区销区“联姻” 变革粮食流通

初冬的北国，寒意渐浓，正在粮库出售稻谷的黑龙江省绥棱县上集镇农民王海的脸上堆满了笑意。虽然今年是全面放开粮食购销市场的第一年．但黑龙江的农民们却通过粮食产销区对接这一市场手段找到了一块更稳定的市场．     

高校“联姻”农村：新“上山下级”运动

博士生兼职做了村长助理，来自高等教育的知识和成果落入了农村。这与四十年前的“上山下乡”运动仿佛类似，但多了一层市场经济下的战略考虑，因为“教育上的差距，最终体现在发展上的差距”。     

ECFA时代，两岸新闻业如何“联姻”——第二届海峡两岸新闻与传媒论坛侧记

微微晨雨,和和翠风。6月27日,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与《海峡导报》报社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新闻与传媒论坛”在厦门同安翠丰温泉度假山庄开讲。     

清代云南少数民族之“汉化”与汉族之“夷化”

清代,云南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改土归流地区的少数民族,经历了一个持续而深刻的、前所未有的"汉化"过程。由于汉族主体地位的进一步确立,汉族"夷化"呈现出由强变弱、由大规模转为局部的趋势,处于持续衰减和退缩的过程中,但从未停歇。少数民族"汉化"和汉族"夷化"的过程就是双向互动的民族融合过程。"汉化"与"夷化"两者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汉化"的中心区就是"夷化"的边缘区,"夷化"的中心区就是"汉化"的边缘区。"中心"与"边缘"随着观察视角的转换而转换。"中心""边缘"互为转换的观察视角实质上是文化相对论的视角,它有助于我们克服以往单向度的"中心—边缘"模式,更为立体地、客观地展现云南文化的多源、多元特点。     

论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延伸和困境——以新银行团成立过程中“满蒙保留案”交涉为中心

新银行团从倡建到成立 ,阅时二年有余。期间 ,日本先提出以满蒙除外作为其加入新银行团的条件 ,而美国则通过种种外交途径促使日本在满蒙除外问题上不断缩减其所包含的内容。在除外的区域上从整个满洲和内蒙古到南满和东蒙 ,在除外内涵上从地理上的除外到铁路外债的优先权的保留 ,日本在满蒙的特权由广泛的除外让步至具体事项的保留。日美双方交涉的最后成果是拉门德协定。它虽在形式上只是日美两国银行团间的来往信函 ,但却成为日美间关系发生转变的基础性文件 ,也使新银行团最终成立。就实际效果而言 ,美国虽使其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有了实施的基础 ,但仍不足以达到实现各国在华的均势。而在这一过程中 ,中国则是一个消极的旁观者。     

内乡县“企村联姻”实现共赢

今年年初的内乡县两会期间,汤瑞丽、贾晓丽等10名委员提交了《关于扎实开展“百企联村、共同发展”活动的提案》。为落实委员提案,县政协成立了专门领导小组,明确了“以民营企业投资开发项目为主,实现村企共赢”的总目标,确立“3年内抓好100个联系村”的具体目标,建立了完备的村、企对接资料库,大力开展“百企联村、共同发展”活动。活动实现了村企互利双赢,一方面降低了企业生产成本,提升了企业效益,另一方面推动了农民增收,改善了村庄公益设施。     

“汉与非汉”二元划分的概念陷阱和逻辑悖论

非汉日益成为讨论中国多民族国家历史、边疆民族历史时频繁使用的概念,但其内涵及具体指代存在模糊性,导致在普遍意义上找寻与汉民族(Chinese nation)的差异成为研究指向。笼统使用非汉是危险的,它是新清史以及西方话语权影响中国学界的体现。由此引申的汉与非汉二元划分,实质上是强调南北对立、边缘与中心对立甚至汉族中国论等研究思路和取向的变相登台。尤其汉族中国论不仅是对历史的背叛,更对现实中国造成危害。汉与非汉二元分法是概念陷阱和逻辑悖论,引发的问题务须重视。     

旧瓶新酒:塔吉克斯坦史学中的“蒙古征服”题材暨评析

1991年之后,中亚新独立国家在许多历史问题上都进行了新的阐释,这些新史学动向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各国的意识形态动向。而关于蒙古征服题材,唯独塔吉克斯坦史学界与其他中亚国家不同,坚持了苏联时期的旧观点。塔国在蒙古征服问题上所持的歌颂反抗蒙古侵略的倾向性和趋势有其独特的历史根源、文化根源乃至地缘政治根源,值得深入考察和探讨。     

“同治中兴”辨

晚清的那些事儿,众说纷纭。对主政者慈禧太后更是褒贬不一。其中就有代表性的“回天乏力”说。     

张之洞：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

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里,随着晚清洋务派的总体评价不断走低,张之洞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价值也长期跌落不起,这位晚清儒臣、洋务巨擘被斥为“洋奴”、“汉奸”和“民族投降主义者”。但近年,一些研究晚清史和民同史的学者将注意力转移到张之洞的另一个角色定位上——他竞超越孙中山、袁世凯,被夸赞为清王朝的“头号掘墓人”。张之洞以良相自期、以忠臣自许,在湖北经营十余年,编练出一支精锐的新军,本想延长帝国的气数,结果事与愿违,一次擦枪走火就震断了王朝的筋脉。     

清代“乾嘉新义理学”探究

“乾嘉新义理学”既是清代乾嘉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文章通过对“乾嘉新义理学”的概念、特征及其与乾嘉学术关系的分析和阐明 ,指出 :一 ,“乾嘉新义理学”并不始于戴震 ,而是自晚明至清初以来反理学思潮发展至乾嘉时期的必然结果 ,它已不再局限于讨论宋明理学那种形上性理之学的旧范式 ,而是转向发掘经学的思想性与社会制度、行为文化相结合的新尝试。二 ,“乾嘉新义理学”不仅与如风捕影的程朱理学划清界限 ,而且激活了清初以来被汉学家所淡化了的经术经世观念 ,弥补汉学家重考据、轻义理的倾向 ,重新确立经世致用之学。三 ,“乾嘉新义理学”也是对乾嘉汉学原有理论的重要补充 ,它为经典诠释突破原有汉学范围的限制提供了可能     

实现体育与教育的“科学联姻”

上海市体育学院附属中学是一所七年一贯制完中。学校坚持走“体教结合、内涵发展”的特色办学之路,确立了“以博涵养人品,以搏成就人生”的办学理念以及“品德优秀、文化合格、体育特长”的育人目标。     

论清代文学之“为尊者讳”

实录精神和直笔手法是清代“事俱按实”文学的创作特色。除了这种追求历史真实的实录手法,清代文学对史学传统的继承还体现为“为尊者讳”的春秋笔法。清代剧作家表现出的“为尊者讳”手法既是基于封建社会文人重视教化的史学传统,又与清代特有的实学风气不谋而合。以《桃花扇》为代表的清代文学采用“为尊者讳”等春秋笔法,淡化儿女风情,探讨兴亡规律,体现了当时文坛风潮转向内敛的趋向。这种写作手法使清代文学具备有更高的学术品位,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作品的价值,有助于我们窥视当时的时代风潮。     

清代应对“群体性事件”的立法研究

清代“群体性事件”频发。清政府积极立法,《大清律例》中制定了多条专门性条例,这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尚属首次。这些条例虽未独立成篇,且不系统,但其内容广泛,规定具体,构建起了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法律制度,使“群体性事件”的处理大体上有法可依。不过,这一立法仍相当粗糙和模糊,刑罚过于严酷,使法律的实效性大打折扣。而且,清政府将“群体性事件”非法化,断绝了民众正当表达和协商的途径,使社会矛盾长期累积而得不到正常的宣泄,最终民众只能通过极端的、暴力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国家立法在民众的反叛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