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回归历史的教育史著作——台湾高明士先生著《中国教育史》评介

介绍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玄奘大学讲座教授高明士先生著《中国教育史》一书主要内容，分析此书与大陆同类著作的异同。认为：高明士先生的教育史研究，最突出的特点是向历史学的靠拢。同时，《中国教育史》一书最大的贡献在于提出了中国传统教育“庙学化”的新观点。这些都是高明士先生对教育史研究的重要贡献。另外也对《中国教育史》一书的印刷错误、史料观点提出了若干商榷的意见。     

近20年国内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后,女性地位提高以及女性问题日益增多,使得学术界对妇女口述史的研究不断加深。尤其近20年,国内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的研究成果颇丰。这一现状得益于少数民族妇女所处的自然环境和文化氛围本身极具特色,使口述史研究各具特殊性,例如满族、苗族、蒙古族等。研究者利用口述访谈的方法对少数民族妇女的社会地位、婚姻状况和社会生活等主题进行研究,其需要注意的问题、资料的收集、整理等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认识。虽然研究还存在一定程度地不足,但总体上有利于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的发展。     

敦煌壁画与中国设计史研究

敦煌壁画中蕴涵着丰富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形象资料,保存着丰富的造物实践记录,为中国设计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图像资料。以设计史的角度对敦煌壁画中所有的造物设计进行全面、系统地梳理和研究,不仅对整个中国造物设计史的研究和中西方设计交流发展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还可以为敦煌学研究开拓新的领域。     

中日文化交流史中对音资料的作用及意义——清代之前的对音资料

中国的史书中出现了很多有关中日交流的记录,其中也有不少了有关日本语言文字的记载。特别是中日对音资料不仅是研究日语的珍贵史料,同时作为汉语方言资料也具有重要价值。这些资料除具备文化上的意义,更为两国人民的进一步交流和沟通提供了语言的保障,使其他形式的文化交流得以实现。同时也体现了当时的中国人要了解外国的主动性。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中日对音资料的具体内容至今尚未被弄清。国内的语言学家应进一步利用这些资料,对其进一步深入研究。     

《红楼梦》卷首诗及其英译文的经验功能分析

在文献看来,从韩礼德系统功能语法这个角度来分析古诗英译问题,在我国并不多见。关于古诗英译的研究,翻译界许多专家、学者大多是从文学评论和文学翻译的角度进行的。笔者从系统功能语法的角度出发,对曹雪芹所著《红楼梦》卷首诗及其四种英译文进行经验纯理功能探讨,目的在于尝试从新的角度,对古诗英译的翻译问题重新进行审视,检验系统功能语法在古诗英译的翻译研究方面的可应用性。     

中世纪的人与自然

中世纪的人与自然柏兰金邦达列夫著程淑范译张志明校一、历史性的大过渡对任何文明而言，地理环境首先是其生存资料之源泉，自然资料之源泉，Ｂａｐｐｏｎ曾赞美耕作给人带来的精神上的满足感：耕作使人和自然（改造的，作物生活的自然）日益亲近。对蛮荒的周围环境，天然...     

小议译学"文化转向"的西风东渐

翻译不是单纯的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文化互动的一种形式.文化因素研究已成为译学研究的新切入点.本文回顾了"文化转向"的源流,分析了其对西方译学界理论发展的突破性意义,并将中国翻译学文化研究的现状与之进行对比做出了简要的梳理总结与展望.     

学习列宁一九一八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要文献--介绍《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4卷

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由我国自行编译出版的中文新版列宁全集,收载了一系列新的文献,对旧版译文作了许多重要校订和补译,增加了很多参考资料,这些对于准确、完整地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无疑关系匪浅。为了帮助理论教师和广大读者更好地使用新全集,我们特约请中央编译局的同志就中文新版列宁全集中的上述内容撰写专文,陆续进行介绍。考虑到读者的需要和出版情况,这一批介绍文章的发表顺序将不拘泥于全集的卷次。     

深圳以什么历史文化迎接大运会

深圳建市虽然只有29年,却具有悠久的历史.据志书记载,东晋咸和六年(公元331年)就已经在此地建东官郡和宝安县,距今已有1600多年.从深圳先后开展的三次文物大普查所获得的资料看,深圳地区有7000年人类活动史.通过文物大普查,发现深圳的遗存包括50多处新石器时代中期和晚期的遗址,还有为数相当可观的近代遗址、遗迹.深圳的遗址发掘还曾经跻身全国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考古资料和志书资料都证明,深圳有7000年的人类开拓史,1600多年的建置史,1000多年的海外交通史,600多年的城堡史和海防史,800多年的移民史,300多年的华侨史,100多年反抗西方殖民主义斗争史.我们的先民在这块土地上留下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文化遗迹,形成了深圳特有的历史文化.这些历史文化奠定了深圳的文化根基,是深圳建设国际化城市和发展现代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历史文化遗产.     

论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翻译活动的影响

纵观中国翻译史的发展阶段,中国翻译史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发展时期,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方翻译和文学翻译。不同时代的主流翻译作品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这中间是否有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些不同时期的翻译作品的出现,安德烈.勒菲弗尔关于意识形态对文本的操纵性改写理论为研究这些翻译作品的特点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尝试用意识形态,特别是政治方面的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研究中国翻译史上不同发展时期的翻译特点的问题。     

走进中共党史创建史的史料之林——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简评

由于第一手文献史料缺乏,中共党史创建史研究困难重重。又因为不同时代有关回忆录资料的大量出现,导致中共党史创建时期一些重大历史研究抵牾很多。国内有关档案在1980年代逐步公开。但仍不足以解决中共党史创建史有关悬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前苏联档案的开放,对中共创建史研究是巨大的推动。日本学者石川祯浩根据中国、前苏联大量文献,特别是利用日本有关档案对中共党史创建史进行梳理,形成《中国共产党成立史》。其审慎的态度、求真的精神和新颖的观点都值得借鉴。     

浅谈汉语笑话俄译文本选取原则

汉语笑话类型多样,内容也形色各异。在对汉语笑话俄译过程中如何选取笑话文本,这就需要制定几项基本原则,使汉语笑话在俄译过程中所传达的中国式幽默能更好地促进中俄两国人民的交际、交流的目的。本文作者在依托汉语笑话俄译的实践,制定出五条汉语笑话俄译文本的选取原则。     

马克思特利尔时期著作研究的四个主要议题辨析

特利尔时期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资料,其所承载的基本思想展现了马克思整个思想历程的逻辑起点和理论基因。纵观学界对马克思特利尔时期著作研究的现有理论成果,存在着四个主要议题,即此时马克思是否具有完整的宗教神学世界观、是否产生了唯物史观的思想萌芽、是否形成了为全人类服务的科学信仰、是否呈现出专制主义的思想底色。文章主要以特利尔时期著作原本为依据,结合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外部环境和他本人思想发展的整体脉络,对这些议题进行了学理辨析,并给出了否定性答案。     

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史研究的国内相关学术史梳理

对我国国内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史的学术史和研究动态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总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对于意识形态问题表现出越来越大的研究热情,针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而比较深入的研究,其中不乏优秀的研究成果,但是研究比较分散,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史的专门研究和深入研究依然缺乏。因此着重整体性研究,深入思考、深刻分析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工作史中的重大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近二十年来中国近代电报史研究综述

自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国近代电报史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研究内容逐步深入。其研究主要涉及电报在近代中国的创办、洋务派与近代电报业及洋务派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地方电报史等几个方面。文章以近年来电报史研究的期刊和学术论文为基础,对其分门别类地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这对于近代电报业的深入研究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问卷调查方法在青年研究中的介绍与运用状况--297项问卷调查的分析

本文对发表在<青年研究>等核心刊物上的297项调查研究的方法介绍与运用状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大多数青年调查研究中的方法介绍还不够规范,后期在抽样方法、测量方法、资料收集方法介绍和运用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观,笔者由此对如何促进调查研究的规范性进行了探讨.     

旅游资料汉译英应把握的几个基本要求

由于中英语言文化的差异,旅游资料汉译英有必要进行译前编,从读者的角度对原文进行有效的文化信息处理,然后用英语中约定俗成的语言和形式进行创造性翻译。     

政治决策的成本和风险分析

政治决策冲突是萨托利冲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填补了冲突政治学理论体系的空白,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萨托利认为研究政治决策冲突问题必然要涉及外部政治风险、决策成本、决策体制、多数原则、选择强度、政治透明度等问题,而这些因素同时也都是政治冲突理论的基本问题,搞清楚这些冲突与这些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深化对政治冲突理论的理解具有重要价值。不仅对萨托利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总结,更主要的是通过对这一理论的深入和系统的分析使其更趋完善,使其明确化、理论化、体系化。     

艾略特的诗学研究综述

托马斯.艾略特是西方现代著名的诗人和批评家,他的诗学理论被介绍到中国八十余年,对中国特别是新时期的诗歌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这些艾略特诗学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同时指出其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看问题--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方法探析

“文化大革命”十年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邓小平本人也深受其害。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因为个人的经历而受感情和利害的干扰,而是十分冷静客观地对“文化大革命”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评价。他评价“文化大革命”有其独特的方式、方法,这不仅对“文化大革命”史研究具有直接、特殊的指导意义,而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