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规制诱惑侦查的法理评介

诱惑侦查,是刑事诉讼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其不当适用可能导致侦查陷阱.在美国判例法上,从对侦查陷阱的宽容态度到"陷阱之法理"再到"正当程序抗辩",围绕诱惑侦查的合法性问题,演绎了规制侦查权的艰难历程,折射出侦查程序中关注人权保障的深层底蕴.由此得到启示,我国目前实践中诱惑侦查的无序状态也亟待法律规范.     

话说宽容

宽容是个人修养的一种美德。宽容是人在气度上的外在表现。有宽容之心成就事业的典故。宽容是和谐社会的需要。国家要发展要繁荣要富强,就要讲究科学的宽容政令,才能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人才尽到义务和责任。个人能宽容他人会利己利国。     

容错纠错的法哲学分析

"容错纠错"属于党纪政纪问题还是法律问题,目前缺乏界定。物质的多样性、物质的发展观及唯物主义认识论决定人们对事物本质的把握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改革创新不可避免会犯错。具体行政决策的权力来自人民,决策者必须对人民负责,对于不可避免的错误需合法且尽力地防错和纠错才能被宽容。容错过程尽管涉及党纪政纪,但本质属于对具体行政决策监督及救济的法律问题。容错法律关系需要突破传统行政管理关系理念,以构建国家与公民平等秩序的理念为依据进行构造。容错法律关系是建立容错纠错法律机制的法理基础。     

浅析宽容思想对刑事政策的影响

从严刑峻法到人性、人道、人权思想,刑法的进步体现出国家在制定和运用刑法中的一种宽容态度。从宽容的角度,从人性、人道、人权思想出发,如果人人都以一颗宽容的心看待刑法中的问题,在刑事政策中体现宽容思想,那么,刑法将达到一个至高的境界。     

宽容性:法学刊物助推法学发展的必备品质

法学刊物是法学发展的一个平台。为助推法学发展,法学刊物应具有宽容情怀,其切实体现是宽容来稿作者的身份、宽容学术的"片面深刻"和宽容来稿文风的"民主自由"。在对学术"片面深刻"的宽容中,法学刊物应运行针对审稿意见的"答辩制"。法学刊物的宽容性,其实质是对法学发展的一种责任性,它将为法学发展提供更大的学术空间。     

法理和中国的法律渊源体系

法理作为我国法律的正式渊源 ,是基于现实的明智选择。本文从理论上阐明法理的具体指称 ;在技术层面上则以疑难空白案件为平台 ,通过法理—判例—法官造法三者互动关系的考察指出法理作为我国法律渊源的现实性、必要性、可能性 ,最后落实到中国法律渊源体系的重新构建。     

理性宽容妥协是协商民主的核心内涵

理性是协商民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宽容是协商民主得以进行的前提条件,妥协是协商民主成功实现的根本保障。本文简要介绍了理性、宽容、妥协的本质内涵和功能价值,并从主客体两方面分析了宽容的运行规则,阐述了达成妥协的制度原则。     

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法理叙事——评《西方法理思想的逻辑演变》

万斌和陈柳裕的著作《西方法理思想的逻辑演变》采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研究西方法理学。在该著作中,作者提出从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视角理解西方法理学的历史发展,回答了西方法理学中法律的"规律"、"意志"和"功能"等问题,并且对20世纪西方法理学的多元化发展趋势进行评述。总之,该著作将西方法理思想在一个全新的理论框架下予以整合,为读者提供了一幅西方法理思想演进的历史图景。     

宽容是民主巩固的社会心理基础——基于公民文化与公民美德的考察

现代民主与宽容有着内在的价值关联,民主政体的巩固也需要宽容的社会心理和公民美德。公民文化理论将宽容理解为多元主义社会价值取向,它有助于在公民结社中培育共同情感、淡漠政治分歧、增进信任与合作、缓和政治冲突。公民美德理论认为宽容是公民超越私人利益的局限,在公共生活和交往中表现出的市民风范和公共理性,它缓和了市场社会过度竞争造成的人际关系恶化．使政治行为文明化．并有利于民主的巩固。     

宽容:社会和谐的基石

在理论上,宽容与和谐具有高度亲和性,二者有共同的哲学前提、核心内容、社会背景、制度保障;尽管二者存在差异,但在逻辑理路上,宽容应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实践也可明证宽容是社会和谐的基石。若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打牢宽容这块基石。宽容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有利于人性、人权得到尊重,促进政治和谐;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谐发展;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价值。     

普通法系判例制度的文化基础

作为普通法系独具特色的司法制度,判例制度的合理运行需以判例主义的文化基础为依托.法律神圣、司法至上的法治理念,接受错误、立足传统的社会心理,趋向保守、贵族操守的伦理观念共同构成了维系判例法运行的文化基础,使判例制度在这种特有的文化土壤中求得稳定,获得发展.     

试论自招危险之紧急避险

紧急避险在各国刑法中一般都被规定是正当化事由之一。但对自招危险能否进行紧急避险，各国的规定和学界的观点却不一致。笔者以为，从紧急避险的刑法机理出发，在自招危险的情况下，行为人事实上对该危险承担着不同程度的忍受义务。围绕这一忍受义务，结合其他因素，可对自招危险之紧急避险问题区别不同情况予以处理，并据此提出了几点结论。     

试论治安管理的适度容忍政策简

“零容忍”原则指导的警务政策在国内外警务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然而这一警务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也有其不合理之处,如导致警民关系紧张、忽视执法的社会效益、警务工作泛化等问题.“适度容忍”的警务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零容忍”警务政策的不合理性,也有相应的理论支撑其合理性.“适度容忍”警务政策只适用于一部分违法行为,不否认对另外一些违法行为仍要采取“零度容忍”.     

关于安乐死非犯罪化问题的思考

无被害人的犯罪正在逐步由社会问题演变为法律问题,这引发了学者们新的思考。在当今伦理规范日益多元的格局下,对于不同的伦理道德应给予一定的容忍,而不宜用法律尤其是刑法对其加以强制。从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角度分析,安乐死问题应顺应无被害人“犯罪”之非犯罪化的历史潮流,从而走向合法化的轨道。     

刍议警察“适度容忍”与社会和谐

现阶段中国国情不适合采用"零容忍"的警务政策,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公安机关"适度容忍","适度容忍"应当成为现阶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内容。因此,公安机关的"适度容忍"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实事求是、顾全大局、平和理性、灵活用法。     

浅谈民事特别法对民事行为无效理论的修正--兼论《澳门商法典》第228条

依私法自治的理念,法律应当尽量让民事行为有效,有效与无效是法律在平衡干扰利益与社会利益、秩序与公正,甚至在特定地域与时期人们对违法行为的容忍力.民事行为的成立问题是一个事实问题,有效与无效问题却是一个法律是否承认的问题,即是一个国家公权力介入私法领域的问题,无效法律行为并不需要一定得"当事人得随时主张其无效,就其主张不发生除斥期间或消灭时效的问题".本文即讨论了民事特别法对民事行为无效理论的修正.     

性犯罪药物防治入刑的正当性及本土形塑

近年来,我国性犯罪出现的一些新情况令人堪忧,需要探索新的治理政策。有的国家采取性犯罪药物防治作为性犯罪的治理手段,值得借鉴。性犯罪药物防治是利用口服或者注射药物方式减少罪犯的雄激素、降低其性欲,达到控制性犯罪目的。有人认为这是残虐、不人道的,侵犯身体健康与性权利。而性犯罪药物防治相比起物理阉割更具人道主义精神,有利于保障基本人权,其尊重受者自由意志,具备一定的社会容忍度,执行方式高效经济。但此种手段需要加以本土化改造,需要规范法律术语,明确刑法性质与适用对象,细化执行程序。     

人文主义法学视野下的人的塑造

"人性塑造论"侧重用综合的方法、从动态的角度考察人性,较为关注人的个性。人性中既有不可塑的一面,也有可塑的一面。遗传因素是不可塑的,个人选择因素具有一定的可塑性,改良社会是塑造人性的主要切入点。法律是塑造人性的重要力量。良法可以增强人的善良、诚实、合作、宽容、独立、守规则、廉洁等优良品性。良法塑造高素质的公民,高素质的公民组成的社会产生良法。人文主义法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促成良法与高素质的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法律多元格局中的国家法与非国家法

国家法与非国家法是两种不同的知识传统,国家法是社会进步的产物,也可以说是弥补民间法调 整方法的不足而出现的规则。非国家法属于人类学家所讲的"小传统",属于大众文化;而国家法则属于相对应 的"大传统",属于精英文化。国家法是民间法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这一点上看,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 融合的。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背景下,还是要以国家制定法为价值主导,但绝不是将其强行推进到民间社会,而是 强调二者的互动,即相互融合、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既以非国家法补充国家法,又用国家法整合非国家法, 二者共同起作用,致力于现代化法制建设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