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模式视阈下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模式研析——基于广西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取扎根研究的方法,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个地市的文化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总结了新时期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之文化治理模式,即：加强农村基层党员培训,破解＂三个难题＂;以公共文化服务创新为抓手,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     

浅议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

乡村治理是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是治理理论在我国乡村社会中的运用。现阶段,我国乡村的公共服务需求快速增长,乡村治理的重心在于通过扩大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以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同时,由于我国社会力量发育不完全,在公共服务提供中要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鼓励和引导社会的发展,建立政府主导、多主体积极参与的农村治理模式。     

建设幸福广东的社会转型挑战与治理模式重构

广东社会发展面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复杂、社会诚信缺失等社会转型之痛的突出问题。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结构变迁与治理模式相对滞后,具体包括：治理模式出现功能性失调;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制度创新短缺,多元治理格局尚未形成;经济社会地缘环境特殊;教育失误和社会舆论导向异化,出现信仰真空。在迈向幸福广东的征程中,需要社会治理模式创新与重构,需求新对策：进一步解放思想,着力发展＂开明政治＂和打造＂阳光政府＂;强化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全面提高广东基本公共服务整体水平;实现治理模式的结构性转型,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格局;加强和完善公共安全体系建设,维护社会安定有序;提升文化软实力,重构社会伦理和主流价值。     

乡村赌博的危害性及治理的新路径

赌博是一种沿袭千年,它以其特有的亚文化习俗的穿透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非罪性的小额赌博现象在乡村更是数不胜数,小额赌博现象的蔓延,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农村社会问题,而以往赌博治理的思路偏重于强制性的法律、治安手段,忽视了农村文化建设对赌博治理的意义和作用。本文通过对乡村小额赌博危害性的深入剖析,提出＂以文治赌＂的思路,为乡村小额赌博现象的遏制提供一条可持续的路径。     

方法论视角下的治理理论与中国乡村治理

我国乡村治理理论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它立足于农村社会实际,寻求以历史和现实资源解决问题.乡村治理主要是以农村、农业、农民为中心,但又涉及到现实中国各方面的改革开放实践和社会产业结构、利益实现、社会结构、区域协调等问题.我国乡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应包括乡村治理体制的创新、乡村治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及推进乡村治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等方面.     

农村宗族势力的时代变迁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以山东省临沂市河湾村为个案

以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改革浪潮将中国农村带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由此乡村治理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改革与创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成为农村治理的基本模式和主要途径。因国家政权只延伸到乡镇一级,形成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使国家基层政权对农村的控制力减弱,导致农村出现了政治真空。加之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农村宗族势力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成为影响村民自治的重要因素。本文旨在探究宗族势力的时代变迁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以确立对待新时期宗族势力的正确态度。     

从“送法下乡”到“法治乡村”——中国乡村法治建设的社会学考察

乡村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乡村治理模式转型的关键一环。当代中国的乡村法治包含着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现代乡村社会构建、乡村治理现代化三个并行交互的进程，但三者呈现不同步、不协调的内在张力。鉴于中西古今的多重话语体系影响，乡村法治在理论上呈现出内生与外嵌，自主发展与外来思想、制度引入的角力与融合等多重景象；在实践层面上表现出对发展焦虑以及治理困局的积极应对和艰难探索。为此，对我国乡村法治的考察和实践推进，需放在中国式现代化、“三农”或乡村振兴这两个大的框架下进行，最终实现法治与“民情”的内在契合。对此既不能无视“民情”用强制的方式来实现乡村法治，也不能坐等“民情”的自然变迁，而应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总体目标下，积极推动现代乡村社会的构建和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实现“强国家-强社会-强治理”的内在统一。     

基于合作治理理论下的公民本体社会的构建研究

20世纪后期,中国的政府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模式变革进入了一个加速的时期,尤其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随着俞可平、张康之教授引进与宣扬治理善治理念、合作治理模式,以＂公民本体＂为基础的治理与合作治理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备受关注的社会治理模式。     

整体治理理论视野下构建农村社区治理机制的思考

整体性治理理论提出的新理念对于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表现出明显的过渡性特征,即：城乡分治与＂城中村＂并存,乡政村治与新型农村治理并存,公共服务错位与缺位并存,宗族治理与民主治理并存。通过促进城乡社会的有机整合与融合,构建聚合多元力量的内生性的新型农村社区组织管理体制,建立公共服务多元合作供给机制,建设农村社区和谐民主文化四位一体的机制的构建,整体治理农村社区,推进农村社会全面转型是构建新型农村社区的必要选择。     

制度化视角下基层社会协商治理实证研究——基于夏履程序的分析

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质是立足于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情况，由一种传统的非程序化治理方式向现代的制度化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而协商治理则是实现这种制度化的重要途径。本文以协商治理制度化为研究视角，以夏履程序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制度化理念、机制和绩效衡量的分析，探索新型的乡村社会协商治理途径。     

人民法院参与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的思考——以偏远地区基层法院为视角

在我国转型时期的乡村社会治理中,案件纠纷在主、客体上存在的特殊性既是基层法院必须面对的微观环境,也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应当直面的宏观问题.在明晰转型期乡村司法职能的基础上,人民法院有必要以加强诉调联动、司法释明和审判公开为主要的司法策略,探索参与当前时期社会治理的实践路径.     

加快乡风文明建设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以引导农村青年婚事合理消费为视角

乡风文明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在需求和重要目标之一。目前。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青年婚事消费呈现出畸形发展的态势。这不仅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影响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还破坏了社会风气。不利于建设文明、和谐的新农村。因此，倡导健康、科学的婚事消费观念，加快乡风文明建设，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和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和重要路径。     

新时代国家治理视野中的人民法庭及其功能塑造

人民法庭作为国家司法权在基层社会的表征,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功能。新时代人民法庭是乡村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承担着通过乡村法治推进国家法治秩序生成的职责,应当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变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制度规范引领下的乡村治理逻辑,重新审视人民法庭的设立依据,并赋予法律适用、乡村规范型塑、价值判断和法治文化培育等功能,打造以人民法庭为中心的乡村法治权威,建立现代乡村法治秩序。     

徽州田野调查的个案分析——从“杀猪封山”看习惯的存留与效力

在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里,法律渊源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除朝廷律令之外,传统习惯曾经是调整人们日常生活和民事行为的重要渊源。近几十年来,随着社会结构和社会性质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社会的法律与秩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传统习惯在当代中国农村是否还存在?习惯是否与现代国家制定法相冲突?其在农村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怎样?这些问题都应引起我们法学研究的重视。通过对徽州农村民事习惯调查中的个案分析发现,在当今徽州农村仍然存留着大量的传统习惯,有些习惯甚至发挥着重要的法律效力。在当代中国农村的法治建设中,我们应当承认和重视发挥习惯的法律效力,探究那些“被冷落的真实”,为农村法治建设的发展寻找传统的动力。     

我国农户小额贷款发展问题及对策研究

农户小额贷款作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有效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金融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本文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制度和政策支持、增加农户小额贷款资金供给、优化农村金融环境、完善农户小额贷款担保体系等方面提出解决我国农户小额贷款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比较研究

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趋显性化和严重化.借助美国学者赫希提出的影响未成年人犯罪的“依恋”、“奉献”、“卷入”和“信念”维度与布莱克的“法律合作”和“法律个人”分析框架,通过中国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两种类型未成年人治理模式的对比分析,发现当代中国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模式在犯罪预防、不良行为和犯罪行为矫正以及犯罪后果消除方面有不同程度的不足和缺陷,而这些问题在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下却得到较好的解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治理机制,既要保证现代性的社会治理模式的适用,也要兼顾传统家族治理模式中的地方性经验,关键在于建立未成年人法律合作组织、延伸未成年人矫正机构的职能、加强知行结合的未成年人道德品行教育以及补充完善未成年人法律规范等.     

论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基于公司社会责任视角的考察

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纠正了股东利益至上的片面理念,要求公司在开展经营活动中不仅要遵守法律法规,而且也要遵守一般的商业伦理和社会的善良风俗,尤其要注重对公司债权人的责任承担。当今各国关于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英、美为代表的债权人间接、消极参与模式,另一种是以德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债权人直接、积极参与模式。我国债权人特别是银行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模式应从内部监督和外部制约两个方面来完善。     

苏南乡镇企业改制后村级治理的变迁——以昆山市庙村为个案

苏南乡镇企业曾经对苏南农村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创造了具有苏南区域特色的村级治理模式.但随着乡镇企业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困境及改制的完成,村级治理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原有的治理模式已难以适应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需求,从而面临着进一步完善的抉择.因此,必须进一步优化组织结构,探索村民组织化的新途径;进一步完善法制建设,提高村级治理运作制度化水平;进一步扩大民众参与的渠道,以提高村级治理的民主化程度.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研究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是全社会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支撑,是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以及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因此,在新形势下加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要以深化改革为契机、以促进和谐为目的,具体而言,体制创新是关键,机制创新是重点,法治化是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切实掌握农村社会管理领域的实际情况,才能解决农村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具体问题。     

新时期执政责任实现机制探讨

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执政党与政府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的影响力大大加强。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社会矛盾凸显，党及其领导的执政机关能否满足人民的期望，增强责任感，提升执政能力，不仅是执政合法性的内在要求，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因此，深刻剖析我国执政责任缺失的根源。寻求执政责任的实现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