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理念下的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

公力救济和私力救济已经不是学界争议的问题,在法治的社会里我们更倾向于公力救济,而在一定程度上否定私力救济。但是当公力救济不及时,人类不可避免地会选择私力救济,尤其是公力救济不能时,让人类想到的首先是私力救济。由于一些人为的原因,国家法制的不健全,公民法制意识的淡薄,国家机关行为的滞后性等等都会导致受害人拿起“武器”进行私力救济。本文试图在人类理性的指导下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策略。     

私力救济如何为：由“法律远，拳头近”的现象谈起

有社会必有纠纷,有纠纷就会有人想采用私力救济,私力救济与人类相伴而在。当事人之所以选择私力救济,在于其主观意识中形成了“法律远,拳头近”的判断,但是,这并非选择私力救济的充分条件。私力救济必须考虑合法性,也需要进行必要的利益衡量。私力救济要求当事人具备自治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私力救济效能之发挥,仅靠立法和执法提供的支持是不够的,需要当事人适当作为,也需要律师深度介入。从法律运行的全链条着手,才能更好地解决“法律远,拳头近”的问题,为私力救济确定适当的法律空间。     

房屋拆迁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文章从现代行政对政府的要求出发 ,分析了房屋拆迁所涉及的公民财产权利和契约自由 ,对房屋拆迁中政府到底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索和探讨 ,提出了政府的职责是保护公民财产权利和保障契约自由 ,维护社会公正 ,指出了政府不能是“运动员” ,也不适合做“裁判员” ,应当是“指导员”的具体定位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进一步规范了强制拆迁是只有出现特定的情况才能实施的司法行为。     

私人刑事调查法制化之必然性

私人刑事调查作为自我保护与私力救济的主要实现方式,在私力救济和当事人主义视域下实现法制化具有必然性。在私力救济视域,对私力救济的合理使用要求必须实现私人刑事调查法制化;在当事人主义视域,实现当事人诉讼地位的对等和强化当事人对程序的处分也需要实现私人刑事调查法制化。     

论刑法中的自救行为

刑法中的自救行为是正当性行为，是公力救济的补充，在本质上属于私力救济，但不能把刑法中的自救行为等同于私力救济和民法中的自救行为。认定刑法中自救行为应当严格把握其外延特征与构成要件这些刑法理论上的正当化根据。     

为了生活使用暴力与暴力对生活的毁灭——暴力性私力救济发生的结构性原因之法律社会学考察

当人们被迫使用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同时,暴力也毁灭了生活。文章从结构的角度对暴力性私力救济进行法律社会学考察,发现政府保护性职能的缺失、司法腐败、不同纠纷解决机制之间的合作缺失严重制约了人们获得有效的公力救济,是引发暴力性私力救济的结构性原因。通过对公力救济系统的完善和改造,可以有效治理暴力性私力救济。     

民事自助行为制度的功能分析及立法选择

自助行为属于私力救济的一种形式,它具有保护利益的特定性、行为的法定性和公力补充性的特征;自助行为制度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降低司法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维护市场经济信用秩序等方面的功能;我国的民事立法中应该引入该制度,以促进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     

私力救济的正当性及其规制

本文以私力救济为题,将全文设置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从私力救济的基础理论出发,思考私利救济存在的合理性;第二部分运用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的互动来分析用法律对私力救济进行规制的可能性;最后,也是文章的重心所在,旨在根据私力救济的局限性,从保护弱者、实现公平正义的立场出发,提出对如何运用法律对其进行规制的一点见解,最终希望对＂探寻私力救济的法律规范＂这一命题形成合理化和有益的探讨。     

意义、价值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基于对行动的主观维度考察

人们的行动不是基于单纯的手段-目的理性,也不会完全受到结构性约束之摆布。通过对纳西族社会中发生的“殉情”历史事件、彝族的“死给”制度等个案考察,将表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不仅和规则、资源、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等社会的客观维度有关联,它还与人们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信仰和价值等主观方面有关系。人们的信仰、价值、意义追寻促成了暴力性私力救济。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完全被消除,只能被限制和减少。但是,治理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从强制改变人们的主观信念入手,只能着手于制度建构,消除引发暴力性私力救济客观因素。     

自救行为法定化与抓捕行为规范化的区分——从近期发生的“驾车撞劫匪”事件谈起

扭送是指公民使用强制手段，将特定的犯罪嫌疑人、罪犯送交公安司法机关处理的行为；抓捕是指被害人或其他公民在不法侵害已经结束的情况下为了不让其逃跑，用强力制服不法侵害人的行为；自救是指权利受到侵害的人，在情况紧急而又不能及时请求国家机关救助的条件下，依靠自身力量求得权利恢复，而对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正当行为。自救、抓捕与扭送三种行为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三者在主体、对象、目的和手段等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竞合关系。解决“驾车撞劫匪”类型化问题的路径主要有二：抓捕行为规范化和自救行为法定化。笔者赞同“自救行为法定化”的观点，理由是：自救是人的最自然的本能和权利，自救行为可成为公力救济的补充，自救行为与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共同构成完整的私力救济体系，能更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在《刑法》第21条紧急避险后增加关于“自救行为”的规定。     

正当防卫制度的沉睡与激活

正当防卫制度是法律赋予公民在公权力难以及时介入情形下的私力救济权。刑事立法对公民的正当防卫权采取鼓励和支持的态度，但司法实践总体呈现“谨慎出罪、量刑偏重”的倾向，这既有理念的原因，也有制度和技术的因素。在考察域外立法例与实务运作以及本土语境下正当防卫制度根基的基础上，应当通过树立根植于本土的公众司法观，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重新厘清防卫意图与伤害意图的关系，以“重行为、轻结果”的判断标准重构行为相当性判断准则，并最大可能地摆脱案外隐性因素对刑事审判的影响等途径唤醒沉睡的正当防卫制度。     

略论私力救济

现代私力救济作为公力救济之补充,有请求、自卫、自助行为三种法定形态,是人类社会制度变迁优胜劣汰的产物。在公力救济已历史地取得社会救济的优势地位的情形下,私力救济在一定范围内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对社会公平、秩序、效益有重要价值。在我国的法治实践中,由于诸多历史的、现实的原因,私力救济存在许多失范现象,需要采取措施加以规范。     

行政事实行为救济中确认判决的有限适用

由于服务型政府的不断建设与发展,行政管理活动中充斥着大量的行政事实行为,公民合法、正当的权益势必受到行政事实行为的侵犯和影响.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并以确认违法的手段予以救济的观点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立法现状存在矛盾,但是这种矛盾并非不可调和.一方面,行政事实行为作为行政法律行为的程序性行为或者实施行为,可以通过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确认等判决间接对行政事实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国家赔偿法》已经规定对于暴力侵权行为可给予相应的救济,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将行政确认之诉与赔偿之诉相衔接.在目前的立法状态下,适用确认判决救济行政事实行为应在必要的限度之内.     

从公务员行为中的情、理、法矛盾来分析制度安排的缺陷

随着社会利益结构的不断变化,公务员行为失范的现象不断增多,影响了政府的公众形象。公务员并非都“性本善”,其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在“情”、“理”、“法”方面存在着“公”与“私”、“官”与“民”的认识矛盾。为保证公务员行为的合法性和为民服务性,必须寻找其行为失范的制度根源,克服制度安排上的非预防性、滞后性,完善监督制度,提高公务员的素质,真正使其为公益服务。     

论预防性行政诉讼的法律建构——以被拆迁人的救济渠道缺乏为视角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由于拆迁矛盾而导致的拆迁行政争议越来越多。面对一些行政执法人员的非法拆迁行为,处于弱势的被拆迁人的救济渠道不顺畅所导致的社会暴力事件不断发生。预防性行政诉讼与保护被拆人所亟须的司法救济途径有着天然的契合性。现阶段建立起事前救济的预防性行政诉讼,扩充我国行政诉讼的类型,以此避免因缺乏及时有效的救济途径而对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当前农民工维权行为的方式、特征与原因分析

时代的发展,法治的进步,必然带来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农民工的维权行为有合法形式、非法形式以及"中间途径"。从这些方式来看,农民工的维权行为具有徘徊在自力救济与他力救济之间、理性与冲动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及政府的自上而下以及自下而上之间的多元化特征。形成多元化的原因是农民工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政府职能注重加强民生建设。     

专门性立法: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必由之路

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牵涉到公权和私权两大维度,本质上乃公权对私权的剥夺.就现行的规范逻辑进路现之,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在现行法上一直被视为征地拆迁的结果,按照地上附着物给予补偿,其法律性质处于一种遮蔽和漠视的状态.关涉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的启动程序、运行程序、权利的冲突和协调程序以及权利的救济机制在现行法上处于一种隐蔽和缺位的状态,这是农村集体土地房屋拆迁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引发诸多社会矛盾的根本原因.     

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社会不稳定问题及对策

征地拆迁是当前我国特别容易诱发社会矛盾的重要触点,其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在国家宏观层面、地方中观层面和个体微观层面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针对安置补偿制度不完善、地方政府行政作为偏差、矛盾化解渠道不畅以及部分群众对我国法治机制不能正确认知等导致征地拆迁矛盾产生和激化的主要原因,既要从问题源头上采取有力措施预防和减少征地拆迁矛盾发生,又要从矛盾化解和应急处置机制建设上保证发生的征地拆迁矛盾得到积极、主动和妥善处理.     

网络平台私权力的失范与治理

网络平台已经深入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与此同时，相关问题也进入公共讨论视野。网络平台私权力的失范问题尤其突出，干扰了公权力对网络空间的有效治理，也损害了用户、经营者等私主体的合法权益。同时，立足于“政府—平台”二元参与的治理模式在解决私权力失范问题时表现出不足。对平台私权力失范的成因与特点分析显示，政府治理在网络空间技术壁垒面前的“水土不服”与网络平台兼具公有性与私有性的矛盾，是私权力治理困难的症结。平台运行呈现出多主体参与的特点，因此对其治理也应该发挥各个主体的优势。用户是平台经济最广大、活跃的参与者，提升用户在平台治理中的地位与参与程度，建设多元主体、多方合作的治理模式，将为平台治理提供有益补充与完善。     

城市房屋拆迁被拆迁人权益保护探讨

城市房屋拆迁涉及政府、被拆迁人以及开发商的利益,是一种相当复杂的利益博弈行为。从目前实际情况看,被拆迁人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城市居民,在拆迁过程中,他们处于弱势地位,其合法权益被侵犯后寻求救济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信访等救济渠道不畅。为了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必须畅通其救济途径,特别是法律救济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