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律师刑事豁免权

律师刑事豁免权是指律师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发表的与其履行职责有关的言论不受国家刑事追究的权利。律师刑事豁免权的依据是人权保障理论、程序主体性理论、特殊行业保护理论、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及我国法律规定。律师刑事豁免权在实现实体真实、程序正义、诉讼效率诸层面均具有很高的价值。律师刑事豁免权亦应受到法律限制 ,对律师滥用刑事豁免权的行为的追诉 ,应有前置程序     

我国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的构建

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指律师在法庭上的辩护言论不受法律追究的权利。世界上许多国家均对此项权利作出了具体的立法规定。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关系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价值目标的实现。令人遗憾的是,我国律师缺乏刑事辩护豁免权,致使刑事辩护事业受到严重影响。鉴于此,在立法中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现实之需、明智之举。     

论律师执业豁免权

律师执业豁免权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的权利,可以保障当事人的人权,促进司法公正,保证律师更好地履行其职责,也有利于审判方式的改革。修订后的律师法规定了律师享有庭审言论豁免权,意义十分重大,应该完善相关立法,扩大律师执业豁免权的内容,并强化律师管理、完善律师惩戒制度,防止律师滥用执业豁免权。     

刑事辩护律师豁免权及其合理限制

辩护制度是刑事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刑事诉讼所追求的程序正义价值目标能否达到。辩护律师在保障人权,实现司法公正的同时,也承忍了巨大的风险。而辩护律师豁免权则能够使辩护律师免受不当法律责任的困扰,并因此切实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尽职尽责。为了避免辩护律师滥用其豁免权,危害诉讼秩序和司法秩序,对辩护律师豁免权也应当进行合理限制。     

关于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的思考

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均不同程度地赋予了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是否应当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针对我国律师刑事辩护前景堪忧的状况,我国律师界和法学理论界早已提出这一问题,且大多持肯定意见.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其有明确的法理依据和现实依据,我国是否应当赋予律师刑事责任豁免权已经成为立法与司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作证豁免权与律师伪证--论律师作证豁免权的确立

刑事辩护中律师的作证豁免权与律师伪证罪问题密切相关,在规范律师执业中作伪证的同时,我们应注重律师作证豁免权制度的建立.律师的豁免权和刑法要不要规定以律师为主体的犯罪是两个问题,我国刑法第307和第310条的规定已经能对律师执业中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规制,也就没有必要专门规定律师伪证罪.赋予律师以刑事辩护豁免权,主要在于保障律师在诉讼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保证控辩双方的地位平等.因此,在防止律师伪证的同时,要使律师受到法官和检察官的尊重,关键还是在制度上确立律师的豁免权.     

ADR程序参与人司法豁免权探析——由美国ADR实践相关判例展开

替代性纠纷解决方案（ADR）起源于美国20世纪30年代劳动争议的解决,具有效率高、成本低、保密性强的优点,已经用来解决多种类型的民事争议。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当事人以及律师为避免进入不堪重负的对抗制司法体系,转而寻求替代性的纠纷解决方式。以美国ADR实践的相关判例为切入点,从司法豁免权这一微观视角对ADR制度进行探讨,涉及ADR的内在价值、功能意义以及与正式司法程序的关联等问题。     

论亲属强制出庭豁免权——由“薄熙来案”中薄谷开来拒绝出庭问题引发思考

《刑事诉讼法》第188条在规定强制证人出庭制度的同时也赋予了亲属强制出庭豁免权,有人认为这标志着我国亲属拒证特权制度的建立;有人认为这仅仅是证人强制出庭制度下的例外情况,众说纷纭.我们在肯定第188条解决了证人出庭难问题的同时,其所规定的亲属强制出庭豁免制度的弊病也在实践中逐渐显露.因为此规定,以至于出现了被告人希望亲属证人出庭而亲属证人拒不出庭,被告人无能为力的尴尬局面.这一制度建立的初衷并没有达到,反而引起对这一制度存在意义的讨论.     

浅析我国刑事证据法律概念的不合理性

在刑事诉讼中,刑事证据是刑事诉讼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和基础,鉴于刑事证据的重要性,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刑事证据的法律概念予以明确的规定,围绕刑事证据的法律概念,诉讼法学界曾对刑事证据概念的内涵作过诸多阐述,但很少对其法律概念的不合理性进行过论证。有鉴于此,本文从立法、逻辑的角度并结合司法实践全面阐述我国刑事证据法律概念存在的不合理性。     

刑事法制建设问题研究——刑事法制建设的历程

中国在清朱以前的法律是一个统一的模式，即传统的“中华法系”模式，其最重要特点就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重刑轻民”，即没有单独的部门法规，所有的法律都在一部统一的法典中。伴随着西方法律观念和法律制度的传播和引进，中国法律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进程开始，整个20世纪对于中国法律而言，始终是处在一个不断学习、借鉴、吸收外国法律的过程。     

我国律师刑事辩护非正常职业风险研究

我国从事刑事辩护业务的律师面临着不正常的职业风险。刑法第306条中单独为刑事辩护律师规定了具有专门罪状的犯罪。程序制度与证据制度等方面的不完备也是刑事辩护律师非正常职业风险的原因。改变现状的出路在于完善立法、改变观念,建立审判前的程序性审查制度,改革律师惩戒制度。     

对目前我国律师业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以"李庄律师伪证案"为分析样本

"李庄律师伪证案"虽已经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是此案背后透视的我国律师业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即少数律师法律信仰和职业伦理缺失.究其原因是我国律师业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机制及律师业缺乏"执业后教育"机制.     

当代中国律师的法律信仰

本文简要论述了当代中国律师的法律信仰问题。     

完善我国律师刑事辨护权的思考

我国刑事辩护权具有法定性、相对性、现实性和发展性等特点。获得刑事辩护权是现代社会的一项基本的人权,我国应该进一步完善律师的刑事辩护权。此外,还应建立律师转入司法机关的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律师管理监督制度,积极开展法律援助,设立公益律师等。     

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困惑与出路

《刑事诉讼法》、《律师法》颁布之初 ,受到广泛欢迎 ,随着两法的实施 ,越来越多的问题不断凸现出来 ,在刑事辩护的各个阶段。问题都很严重。是无视刑事辩护遇到的问题 ,还是直面它 ,成了律师、学者共同面对的课题。在侦查阶段 ,告知义务、律师的地位 ;在审查起诉阶段 ,保障律师的辩护权、阅卷、调查取证 ;在审判阶段 ,阅卷、证人出庭、对律师的职业报复都成了突出的问题。     

刑事搜查初探

在刑事诉讼中,搜查是一项常见的侦查行为,其具有强制性、程序的严格性、结果的双重性等特征。因此,搜查应被慎重适用。而有关搜查的适用条件,则可以从实体和程序等方面予以限制。至于搜查中的法律监督,因搜查主体不同而有所区别。应从权利保障的角度,构造我国完整的刑事搜查制度。     

完善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构想——兼评新《律师法》

刑事辩护工作作为律师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层面上更能凸显律师的社会价值。在新《律师法》即将实施之日,笔者分析了律师刑辩制度在实务运行中的困局并建构了应对方案,以期对该制度的完善有所助益。     

刑事政策演进视阈下的“破小案”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基本刑事政策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向“宽严相济”演进，随之具体刑事政策亦将由“严打”向“破小案”演进。考量法律的严肃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在刑事执法层面，警察机关应树立起“破小案”的工作理念。     

刑事义务冲突若干问题探讨

刑事义务冲突作为刑法中的一个理论问题,为学界所重视,但其涵义、构成要件和法律性质仍有值得深入探讨的地方。在分析学界关于刑事义务冲突涵义、构成要件和法律性质等问题的各种观点之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完善、补充的建议,特别是试图通过区分纯正的刑事义务冲突和不纯正的刑事义务冲突,认识刑事义务冲突的法律性质。     

论刑事被害人的法律地位

修订后的刑事诉论法 ,虽然赋予了被害人以当事人的地位 ,并为其规定了在诉讼各阶段的相应权利和义务。但从司法实践来看 ,被害人的当事人地位不能得到完全实现。造成被害人不能有效参与刑事诉讼的原因以及如何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被害人的法律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