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入罪浅析

我国法律对性贿赂尚未有明确规定,使性贿赂游离在法律和道德的真空地带.然而,是否该将“性贿赂”纳入刑法,学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本文认为性贿赂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成为官员贪污、腐败、渎职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利于政府的清政廉洁,更不利于社会和谐,应该将“性贿赂”入罪.在参考了中国古代、港台地区以及外国法律中对性贿赂的规定后,本文给性贿赂立法提出了相关建议.     

论“性贿赂”立法

本文论述了“性贿赂”的危害性,立法争议,立法设想和定罪量刑的设想,指出了尽快立法惩治“性贿赂”犯罪的必要性。     

性贿赂犯罪化之立法设想

长期以来，关于性贿赂犯罪化的争论不止。社会实践中已经有了许多性贿赂的案例，几乎所有的贪官都曾接受过性贿赂或者包养了二奶。从普通群众到法学界，已经有很多人在呼吁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然而，即使有这样的必要性，性贿赂仍然迟迟未被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原因就在于性贿赂犯罪化的司法实践难题不能得到解决。因此，本文针对性贿赂犯罪化的可行性作出论述。笔者的设想是通过把性贿赂作为贿赂罪的从重或者加重情节纳入刑法，解决上述问题。     

“性贿赂”理论探索

现今,性贿赂现象在我国已非常严重,但是我国现行的刑法规定只有财物才能作为贿赂物,这不利于打击这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笔者主张将性贿赂规定为罪,在行文中论述了其理由和立法的可行性。     

惩治腐败与性贿赂的立法化

“性贿赂”败坏了党风、政风,社风、民风、不利于反腐败的源头治理,阻碍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使人们的道德、观念、理想、信念发生偏差、动摇,起到了国外敌对势力起不到的极大的破坏作用。本文从反腐斗争的迫切需要论述了“性贿赂”属于贿赂犯罪的一种形式,应将其立法化的客观性及紧迫性。     

性贿赂入罪必要性之思考

在多年的反贪工作实践中发现,现在贿赂案件中,请托人的行贿手段不断翻新,从土特产、贵重金属到现金、存单、电话费等,从给钱、物以满足受贿人贪财欲到将性作为贿赂物品以满足其贪色之欲,性贿赂目前在行贿犯罪中已相当普遍。而我国现行刑法只惩罚金钱贿赂,对性贿赂等新现象则出现了空白与死角,已不能适应现实生活的需要,急需修改完善。一、对性贿赂的界定1.性贿赂不能与道德问题混同性虽然是人的一种天然的权利,涉及到人的自由意志、人权等,但当它被一些人当成一种商品,用作与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相交换的对价,危害社会正常秩序时,自然就不能…     

关于“性贿赂”立法问题之探讨

＂性贿赂＂指的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其它有权主体,在接受行贿者或第三人的性服务后,利用职务之便,为其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随着权色交易现象的大量涌现,最近有学者提出将＂性贿赂＂纳入刑法的处罚范围。立法是否适其时,一时之间成了很多专家学者争论的话题。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对＂性贿赂＂进行刑事处罚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为什么不能将性贿赂犯罪化?

近年来有不少学者和人大代表仅从性贿赂的危害性角度提议性贿赂入罪,是对刑事立法规律的不理解所导致的。性贿赂立法在国际反腐败公约中没有要求,在国外立法中没有先例,在我国不能将性贿赂入罪,因为将性贿赂入罪会因为认定上的困难而导致司法上的混乱。不将性贿赂犯罪化,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监督性贿赂、防止官员腐败。     

将性贿赂犯罪纳入刑法的理论探讨

近年来,我国现实的性贿赂现状触目惊心,性质非常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应该纳入刑法予以制裁,性贿赂成为职务犯罪的新动向.本文从理论和实践角度出发对设定"性贿赂"作一些理性思考。     

论性贿赂应纳入贿赂罪

基于性贿赂问题的普遍与愈演愈烈的趋势,性贿赂已成为我国反腐倡廉的巨大障碍。其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使得将性贿赂纳入到《刑法》的贿赂罪中进行惩戒已刻不容缓。     

介绍贿赂罪与行贿、受贿共犯界限之分析——由浙江腐败“名托”被判刑所引发的思考

本文以浙江腐败“名托”赵某被判刑作为引子 ,研究介绍贿赂罪与行贿、受贿共犯界限问题。通过论证 ,笔者认为介绍贿赂行为是一种行贿、受贿的帮助行为。我们没有必要 ,也不可能将两者进行区分。     

IBM在华引爆"行贿门"

内部斗争牵出巨案 美国当地时间2011年3月18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公布文件称,全球知名企业国际商业机器有限公司（IBM）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就一项行贿案达成协议,IBM愿意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支付1000万美元和解费用，包括追缴违法所得的530万美元、     

关于治理商业贿赂的若干问题

本文分析了商业贿赂的概念和主要特点,阐述了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应予明确的目标、原则和重点,并对查处商业贿赂案件需要准确把握的法律政策界限,商业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以及执法机关在建立健全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     

贿赂犯罪预防论纲

贿赂犯罪的特征决定其具有可防性,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资源,就可以构建起相应的预防体系.贿赂犯罪预防要从分散状态到集中管理、从初级形式到系统全面、从部门预防向杜会预防的转变,同时,要坚持制度创新,取得预防的综合功效.     

受贿犯罪中的权力表现

权力表现为权力主体与权力对象之间的支配——服从关系,权力的利益属性决定受贿犯罪的产生,权力的基本要素与受贿犯罪的构成存在对应关系,进入受贿犯罪领域的权力有国家的权力、社会组织的权力、国际组织的权力以及个人的权力,这些权力可以分为公权力与私权力、平权型法律关系中的权力与隶属型法律关系中的权力、集体的权力与个人的权力。     

谈谈运用"银行凭据"办理贿赂犯罪案件

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案件的难度越来越大,特别是涉嫌行、受贿犯罪的案件往往是只有"一对一"的口供,很难形成牢固的证据锁链.怎样克服,怎样解决,怎样找到突破口一直以来都是从事此项工作的检察官们所思考的问题.本文对行受贿犯罪中,最有影响的大额行受贿犯罪初查情况,进行了分析并对银行凭据的使用做了具体得分析.一、目前大额贿赂案件要加大初查的分量.二、企业和经营者作为大额贿赂的行为主体,他的行贿目的是为了自己或自己企业巨额贿赂投资的回报,行贿是其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步骤.三、揭露贿赂犯罪首先要了解行贿企业的经营活动,了解企业和经营者的经营活动初查阶段最秘密的方法可通过银行凭据.四、银行凭据怎样取得.五、银行凭据属于证据学里面的间接证据.可以丰富"一对一"大额贿赂案件的证据锁链.     

论斡旋受贿犯罪的立法模式——以《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第11条将斡旋受贿犯罪的主体从"国家工作人员"延伸至五类非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将<刑法>第388条之规定从受贿罪中独立出来单立罪名十分必要,但我国目前设立受贿罪"罪刑系列"的时机尚不成熟;移植<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影响力交易罪"作为第388条的罪名也欠妥,故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确立为"斡旋受贿罪",并借此次修订的良机,对<刑法>第388条的法定刑作进一步调整,使法条整体统一与协调.     

反贪技术侦查的路径选择

将技术侦查手段运用到反贪查案中的必要性已经在学界和实务界达成共识,而且在当今国情下也具备相当的可行性。在现阶段反贪使用技侦手段仍然要依靠公安机关,在此基础上应增强可控性,同时针对各种具体情形应灵活运用技侦手段,并注重与一般公开手段的配合。为了更有效地打击贪污贿赂犯罪,对于反贪技侦手段的使用应进行合理的规制,理性地看待“适用原则”和有关“证据转换”的问题。     

受贿罪法网的漏洞及其补救——兼论刑法的适用解释

本文集中分析了我国受贿罪刑事法网存在的贿赂对象过于狭窄、犯罪构成要件设置累赘、受贿罪罪名体系不严密以及反贪肃贿早期预警机制不健全等种种法律漏洞，并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个视角对如何完善受贿罪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以及如何科学、合理地对现行刑法受贿罪立法进行适用解释提出了具体设想和建议。     

行贿犯罪执法困局及其对策

长期以来,由于重受贿轻行贿思想作怪,我国司法机关对行贿犯罪一直打击不力;惩治行贿犯罪的刑事政策亦模糊不清,甚至相互矛盾。此种状况,导致行贿人一再行贿,有恃无恐,结果是社会公正坍塌、公众普遍不满。这种状况之所以存在,既有社会心理方面的原因,也有立法、司法方面的原因。今后,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惩办行贿与惩办受贿并重原则,修正行贿犯罪的刑法规范,并努力提升查办贿赂犯罪的执法能力,切实遏制行贿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