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干部要有识才的慧眼

政策是党的生命,政策是群众维护自身利益的重要依据。但是,政策往往因宣传不够而使人困惑,特别是那些敏感的政策尤其如此。 比如由于对医保政策的不理解,就造成我们一家及众多同事的不愉快。事情是这样的:我爱人许明宣,系都亭农特站在职干部,属财政全额拨款人员,从去年起享受低保。今年她到市医保局办理医保,市医保局的同志却说:"你们都亭农特站其他的人今年都没参加     

“政策试验”解析:基本类型、理论框架与研究展望

政策试验,是中国政策过程中所特有的一种政策测试与创新机制,其基本类型包括立法试验、试验区与试点。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在制度探索方面选择了一种要素整合模式,而政策试验就是实现要素整合的基础性方法论工具。试验的领域和类型分别取决于体制的兼容能力和整合能力。在未来的改革时期,政策试验应从宏观、中观、微观这三个层面系统推进。基于这一主题的研究成果将会对充实政策过程理论体系起到促进作用。     

党建视角下山东省“第一书记”扶贫政策的思考——以菏泽市郓城县为例

"第一书记"政策是山东省省委省政府在新农村建设环境下,针对农村扶贫攻坚工作创造的新模式,将基层党建与扶贫开发有机结合,实现了"以党建促扶贫、以扶贫带党建"的良性互动,开创了农村扶贫工作的新局面。在此背景下,本文基于山东省"第一书记"政策实施情况调研,从党建视角分析目前农村贫困地区基层党建面临瓶颈的问题,并结合山东省"第一书记"政策实施成效,探索基层党组织在农村扶贫工作中作用发挥的新路径。     

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思考

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村劳动力就业不足,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三农”问题的症结之一。谈农民增收,不是看短期的因素以及一些应急的措施导致的收入增长,而要看长远的、深层次的制约因素。“三农”问题实际上反映的是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层次的矛盾,“三农”问题的根源不在农村,而在于宏观的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取向。特别是“三农”问题的解决在于农村剩余劳动的有效转移。本文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并对其相关政策进行了分析。     

从“在场”到“在线”: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的建构逻辑

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将以往的“在场督查”转移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在线督查”——智慧督查云平台。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的有效建构和持续运行需要一定的条件，价值、技术与制度构成了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的变量函数。价值是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的宏观导向，技术是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的核心基础，制度是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的重要保障。从价值、技术与制度的三个维度出发，基层政策“互联网+督查”模式建构应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警惕技术带来的“工具依赖症”,并建立激励与问责双轮驱动制度。     

地方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政策拉练”：模型构建与案例分析

现实中的“政策拉练”是我国地方政策执行过程中常见却鲜有分析的一种现象。基于T区三次乡村振兴“政策拉练”过程的田野观察,运用政策执行研究的博弈分析法,构建与呈现了中国政策执行情境下“政策拉练”的理论模型及其运作图景。研究表明：“政策拉练”是指上级政府对多个下级政府政策执行情况予以检评并依据检评结果决定奖惩分布的一种竞争性激励机制;机制运行过程中政府上下级博弈关系的不完全性导致“政策拉练”的激励效应处在变动之中。本文试图论证“政策拉练”作为一种分析政策执行激励的理论概念所具有的学术内涵与经验意义,以期为政策执行和执行激励机制改革提供理论启示与实践参考。     

“一国两制”在台湾存在发展空间的探讨——对1991-2008年台湾社会“一国两制”民调的解读

如果仅是阅读两岸官方的文书与代表性谈话,就来定论“一国两制”在台湾存续的问题,可能会产生误判.一个模式是否适用,影响最大的因素不是当局,反而是民意.如何检验“一国两制”价值的标准,本文特从台湾历年来对是否接受“一国两制”的民调结果,进行数字与问卷内容的深入分析,希望了解：1.从民调数字分析“一国两制”对台湾的适用性;2.剖析怎样从民调数字观察“一国两制”是否在台湾存在有发展的空间.     

陈瑸理“番”政策述论

陈瑸是清朝康熙年间著名清官,做过台湾县令和台厦兵备道。"番"指台湾原住民,是台湾社会处于原始状态的特殊群体。陈瑸的理"番"政策,包含着儒家文化的"民胞物与"的民本思想。他在理"番"中施仁政,与他的儒学修养有密切关系。     

从计生标语看我国法制进步

1978年，国家开始大力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可以说，计划生育政策与改革开放政策“生”在同一个时代。如今，被国人所共识的是，改革开放的30年也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取得伟大进步的30年。回顾改革开放，不得不想到民主法制建设，同时也容易想到计划生育政策。为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法）而产生的各种标语及其演化，正是30年法制进步的见证。     

谈未来10年富民的改革和政策

在“十二五”期间．最长在未来10年中．应当进行以下重大的改革和调整：     

政策扩散的效果评估：政策再创新及演化过程——基于地方政务服务改革探索中的多模式分析

扩散研究中经典的S型曲线,在解释中国的政策扩散过程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基于“形式-内核”的二维分析框架,扩散结果可以初步类型化为完全扩散、扩散失败、象征性扩散与再创新性扩散。地方政务服务改革探索中存在多种模式创新,案例追踪研究发现：由于公共政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政策扩散同技术扩散之间具有根本性的差别。一方面,公共政策失败可能导致扩散统计结果出现累计值下降的情况,这就削弱了S型曲线对扩散效果解释的精准性;另一方面,政策本身会根据地方发展差异进行本土化调适。中国地区间发展差异较大使得纯粹意义上的完全扩散和扩散失败,连同象征性扩散都有在成本约束下演化为再创新性扩散的倾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对地方政府政策再创新行为逻辑的解释。应当明确,未来的政策扩散研究,特别是扩散持续性与稳定性的研究,应当跳出对政策价值的前提预设,对扩散过程中的政策本土化和再创新予以肯定和鼓励。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瞄准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延庆县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的实地调查，以目标群体瞄准为切入最，力图揭示农村“低保”实施过程中所存在的瞄准偏离状况，从微观层面分析瞄准偏离的原因。试图提出一套准确确定农村“低保”对象的瞄准机制，从而为改善我国农村“低保”工作的目标瞄准机制提供依据。     

政策议程中的“三农”问题

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利益表达渠道的畅通和农民维权行为的兴起,打破了“三农”问题不能进入政策议程的屏蔽机制,使它得以进入政策议程并催生了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公共政策。“三农”问题进入政策议程对政策体系产生了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当前我国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研究

<正>一、"十五"以来我国文化建设的进程从"十五"至今,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政策密集出台,文化建设突飞猛进的时期,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提出发展文化产业,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2000年10月,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了"完     

中国刑事政策三十年“路线图”

刑事政策是指导一国犯罪防治工作的总体策略，其科学与否对该国犯罪防治效果及刑事法治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时值我国1979年刑法施行30周年之际，探讨30年来中国刑事政策的历程有助于发掘刑事政策演变背后的更深层次的问题。重新梳理相关刑事政策间的关系，并分析其演变后的社会因素，是把握今后刑事政策发展方向的必然要求。     

完善“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几点思考

“大学生村官”政策的实施对于提高农村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促进城乡人才的合理流动,扩大大学生就业渠道．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和实践价值。然而由于“大学生村官”还是一个新兴事物,在实践过程中,存在着缺乏经验,不能很好的发挥作用,流失严重和出现回炉现象等问题,主要是由于政策制定不明细,选拔机制、保障机制、培训机制等不完善等因素造成的。因此,完善“大学生村官”政策就要明确政策制定,完善培训机制、选拔机制和保障机制。     

中国古代“抑商”政策考辨

“重农抑商”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奉行的基本政策。“抑商”政策的长期推行,其背后的动因并非如有论者所谓的是出于统治者对商人和商业的偏见或好恶,而是有着历史必然性;并且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抑商”也并不意味着对商人和商业不加区分地绝对排斥和打击——它针对的对象是“私商”,对“官商”,统治者不仅不“抑”,反而予以保护和扶持。为了保证专制王权能够始终有效地控制商业这一国家的经济命脉,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国古代社会最终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而且富有弹性的商业统治策略。     

民进党“对大陆政策检讨纪要”探析

民进党2012年败选后,党内掀起检讨两岸路线声浪,但过程一波三折,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决定成立"中国事务委员会"时,为了党内各要角是否参与,也花了一番功夫。党内经过近半年的9场大陆政策扩大会议,广邀党内外学者专家,甚至包括蓝营人士讨论,期间民进党在台"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柯建铭还抛出"冻结台独党纲"提议。然而,民进党最后没有以报告形式来确立两岸路线,仅以检讨纪要呈现,而且只字未提"冻独",足见其两岸政策仍在原地踏步。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的"不干涉"政策述议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为避免与日冲突,对日本的侵华行径采取了"不干涉"的中立政策,此举有国内具体国情和国际因素的推动,政策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苏联的"不干涉"政策中有明显的对日偏袒和妥协,损害到了中国的主权。"不干涉"政策具有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