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国家回归社会——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的观点

一、国家与社会学说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简而言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整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起点。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整个体系的理论基石,马克思寻找这块基石就是从研究国家社会关系开始的。马克思首先研究国家与法,试图以此来揭开人类社会发展之谜。结果他发现,国家与法的谜底不在国家本身,而在市民社会之中,于是他转向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但市民社会的谜底也不在社会     

究竟是“社会国家化”还是“国家社会化”?——从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看当代中国“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在当代探讨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问题上,“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是当代学者们从两种不同的立场出发得出的两种相反的经典理论研究范式。“社会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孰优孰劣?马克思的“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我们科学把握国家与社会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以马克思“国家—社会”结构理论为指导,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协调发展道路,成为必须和必然。     

“国家—社会”视野中的社会组织管理创新

如何处理好政社关系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重要指标。政社关系应有不同的形态,必然影响到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模式。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看,存在政府主导型、社会组织自我管理与服务型、独立机构管理与服务三种模式。政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有自己的行动目标和逻辑,由此决定行动策略,进而影响到社会管理创新的程度。     

论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国家—社会”二元架构——对马克思政治发展理论的历史诠释

马克思政治发展理论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把国家—社会双向关系演化视为政治发展进程重要的现实基础和逻辑依据。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通过批判理性主义国家观,科学阐明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本质关系,并由此揭示出资本主义政治发展无法根本克服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内在矛盾。所以,马克思政治哲学认为,应跳出政治解放的思维局限性去进一步认识政治发展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未来演进趋势。     

乡村社会中的“国家在场”

在乡村社会的研究中,“国家”的存在始终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乡村社会中,国家不仅“在场”,而且国家利用自身的权力,加强对乡村的整合和渗透。乡村社会为了达到自身更好的发展,必须对“国家”作为一共同体的整合表示认同,同时又型塑出一定的空间,国家和民间社会都可以进入其中,对其中的资源进行攫取和争夺。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图探悉在乡村社会的运作中,是如何体现出“国家”的“在场”的。     

马克思视野下“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与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创新

马克思在批判性继承黑格尔市民社会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国家—社会"关系理论。在早期著作中,他系统论述了市民社会的发展规律,揭示出国家与社会间的真实关系,并进一步提出了如何解决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局面。进入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哈贝马斯等从文化视域对"国家—社会"关系进行重新分析。这对我们在当前形势下,分析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模式及如何为当前中国现代社会治理寻求本土化路径,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社会建设”概念辨析及路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视角

一、“社会建设”概念辨析（一）、“社会建设”与“社会”建设1．“社会”概念。在马克思之前的旧哲学中,对社会本质的认识,基本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神学政治论,一种是理念论。神学政治论认为,“上帝作为造物主,是作为被造物的人的主,社会是主赋予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因此社会高于人”。     

漫话“国家”

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 根据最新的《世界知识年鉴》介绍．目前对全球一共有多少个国家的统计并没有统一数据，但大致来说，在世界六大洲中。除南极洲外。都有国家分布。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社会和现代国家模式

"中国梦"是对中华民族复兴的一种期盼和表达,其底蕴是现代化的实现。所谓现代化,按照我的看法,如果从哲学层面来说,实质上是"现代性"的塑造;如果从实践操作层面来说,实质上就是完成社会和国家的转型,构建一种现代社会和一种现代国家。这样,提出来的问题自然就是:我们要构建一种什么     

中国乡村研究“国家—社会”分析范式之检视

"国家与社会"研究思潮对于中国乡村研究的渗透发轫于乡村研究的两大课题:中国农村的现代化以及基层治理。其理论预设存在两种基本取向:一种取向是"国家社会的二元分化",另一种是"社会中的国家"。"国家—社会"分析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创新了国内某些传统学科的研究范式,对于中国乡村现象有着较强的解释力。但是其局限也非常明显,需要从研究方法上反思并超越。     

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新社会因素”问题

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化的要求,资本主义在自己发展过程中,不得不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进行调整,在基本制度的基础上生成了种种的社会化的形式,出现资本主义自我扬弃的种种表现。那么,它的性质如何又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怎样呢?资本主义在自我否定的辩证发展中是否在社会内部产生了社会主义因素呢?这是需要我们在这里进一步研究说明的问题。     

边疆治理现代转型:从“国家主义”到“国家社会互构”

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边疆治理现代化,首先应确立科学的推进策略并选择恰当的实施路径。从现代治理理论及其实践的角度看,边疆治理现代转型的关键在于以公共治理权力为轴心合理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实现边疆治理从"国家主义"到"国家社会互构"的转型。为此,应进一步引导、规范和发展社会力量,为边疆治理的现代转型打好社会基础。     

“社会建设”概念辨析及路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视角

社会建设就是人们对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建设,是创立新的生产关系,完善适时的生产关系,淘汰过时的生产关系的一个过程。社会建设的主体是国家,是集体,但更是社会自身。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建设也可以理解为全社会进行的建设。根据社会包含的三个关系,社会建设也应该包含这三个方面,即,人与人关系的建设,人与自然关系的建设,人与自身关系的建设。     

“运动”、“指令”及“参与”：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动员方式的转变——一个国家治理理念转向的解释框架

从建国初期到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家治理理念经历了一系列嬗变。爱国卫生运动的开展既指向国家宏观战略目标,又连接个体生活方式,是国家将社会治理和个体生活方式治理相结合的治理实践,国家进行社会动员的方式及个体参与其中的程度表征了国家治理理念的转向。建国初期,由于运动式治理理念的延续以及巩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必要性,爱国卫生运动主要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开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及社会管理理念的主导,爱国卫生运动成为常规性工作,主要以行政指令推进;进入新时代之后,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转向,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应建立公众参与机制,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引导塑造个体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国家—社会”视域下合村并居问题再讨论

受2020年山东省“强拆村居、村民被迫上楼事件”的影响,当前学界对合村并居的讨论呈现负面趋势。但对“合村并居”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拆村并居”,而需跳出现实问题来谈行动本质。从“需要”概念出发,“国家—社会”关系的相关理论为重新审视合村并居提供了新的框架。研究发现,合村并居能在乡村社会重塑新治理空间与结构,突破区域化的细碎产权局限促进乡村集体经济发展,契合国家与社会在互动中的融合性需要;而国家—社会中的第三领域也有效防范和缓和合村并居过程中的冲突。因此,合村并居的开展需要在国家与社会的互适调整中,坚持农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强化政府履责、激发第三领域的“安全阀”机制,进而实现行政区划改革服务乡村有效振兴的目的。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

从总体上说,我国学术界过去一直没有接触过“西方马克思主义”,但在70年代末期,当着这一思潮被介绍给我国读者以后,它迅速成为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对象,被列入许多高等学校的课程,并由哲学扩展到文学、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和研究领域。与此同时;我们的一些介绍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还     

法治社会,从何“治”起

正法治社会建设不仅有着独立的诉求和丰富的内容,还是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有效深度推进的基石;不仅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固本之举,而且是法治中国一体建设的重中之重。当前,在我国的法治社会建设中,还存在一些纠结,公民权利意识觉醒与维权理性不足的矛盾,即是其中之一。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是公权力机关退位、归位和理性再定位的过程。应当承认,我国目前的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社会组织还不规范,市场机制和社会组织     

究竟何为马克思主义的“硬核”?——兼与杨筱刚教授商榷

按照拉卡托斯的观点,科学理论之为科学理论,关键在于它是由"硬核"与"辅助保护带"组成的完整体系,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为科学理论也不例外,也由"硬核"和"辅助保护带"构成。"硬核"之为"硬核",乃在于它是该理论最基本的理论公设和根本主张,因而,它构成了该学说的基石,表现了该学说的本质。"科学的实践观"恰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理论公设和根本主张,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石和本质,因而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硬核",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又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硬核",于是"科学的实践观"作为"硬核"之"硬核",成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硬核"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国家主义”到“强国家——强社会”:中国农民工劳权保护模式的转型北大核心

我国农民工劳动权一直得不到有效保护,与国家主义的保护模式休戚相关。该模式立足国家本位,以国家需要为基本价值取向,强调国家机制的全能性,面临伦理偏差、硬法能力不足以及社会自保不能的困境。根本破除此种困局,应树立善治思维、深化责任政府机制制度建设,重塑国家保护伦理;加固硬法保护强度、信度,发展软法保护机制,构建软、硬并举的混合法保护机制;培育社会主体,着力建构社会组织化保护机制,从而构建一种国家与社会彼此赋权增能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合作主义保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