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运动式治理的定义及其特征的界定

治理可分为运动式治理和制度式治理.作为与制度式治理相对应的一种治理手段,中国运动式治理有其内在的固有属性.为最佳地选择运用治理手段,现采用规范研究和经验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中国运动式治理的研究现状、定义和特征作研究分析,由此得出结论:运动式治理是一种非常态的治理手段.     

多维视角下的中国运动式治理

“治理”作为一种理论，诞生于西方社会，它代表了当今世界政府管理的潮流。在治理的框架下来思考中国的政治生态现实，可以发现政府的很多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运动式的治理，而不是经典意义上的治理。其实，长期以来，运动式治理一直存在于中国国家治理之中，但是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关注。我们尝试提出用横向、纵向的多维视角，来分析运动式治理，以期对其有一个全面、理性的认识。     

运动式治理的缘起、调适及新趋向探究

运动式治理是观察中国政府与政治独特运作逻辑的一把“金钥匙”,缘起于中国历史上的权威主义文化与帝国动员实践。在革命时代,权威主义文化得以再生延续,改革开放后,该文化也并没有彻底消散,而是以后权威主义文化形态继续存在。运动式治理与政府的过程学习之间一直在互相调适,随着政府的过程学习不断深入,运动式治理未来的发展趋向也呈现两种形态:或者融化在常规治理体系中,成为常规治理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或者成为常规治理体系的凸状顽疾。在国家致力于治理现代化与治理能力提升的时代背景下,运动式治理是国家治理结构与内容中无法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规避运动式治理的诸多弊端,使运动式治理的优势充分彰显,未来实践容纳式治理、聚拢且构筑权威资源(法理型合法性)等不失为一种新的尝试与探索。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运动式治理模式转型研究——以深圳“禁摩限电”为例

改革和现代化意味着治理常态化,但我国政府治理却常以运动方式进行。运动式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常用手段,具有反应迅速、针对性强和治理效果立竿见影等优势,但却面临执法不法、管理缺理、维稳不稳等诸多诟病。运动式治理是政治发展不同组件有机作用的结果,现代化情境下的运动式治理模型由支撑系统、动力系统、对冲系统和系统间连接博弈关系构成。通过案例检视发现运动式治理实际上就是治理陷阱。随着行政权力行使日渐规范,机构设置逐步优化,法治民主不断进步,内生矛盾和外在冲击开启了运动式治理转型之窗。运动式治理的转型要在规范权威和科学决策的基础上,构建多维复合型均衡治理模式,通过"脱嵌"和"再嵌"摆脱路径依赖,厘定政府治理边界,优化行政机构、程序和功能,增加常态化制度供给,推动法治和决策机制改革,采取渐进分类式转变策略,最终建立可持续常态化运作机制。     

“扫黄打非”运动式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扫黄打非"工作一直采用运动式治理这一政策工具,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纵容不法分子的投机心理、排斥常态管理、动摇法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等。为了应对新时期的工作挑战、保障出版物市场的长治久安,"扫黄打非"工作应该运动式治理与常态治理两种治理政策工具并用,在逐步推进常态治理的同时针对危机处理采用运动式治理。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实然困境与应然路径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意义重大。当前，中国式乡村治理中部分基层党组织治理效能有待提升、乡村治理物质基础仍有短板、乡村治理法治化仍存“梗阻”等问题，均为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囿。通过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引领、以强化基础支撑为保障、以乡村治理法治化为抓手等举措，为深度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切实有效的路径选择。     

领导联系点的组织运作机制——基于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的协同视角

文章通过对领导联系点运作的参与式观察,发现当下领导联系点的实践并不是联系点领导与基层社会的直接对接,而是建立了一套复杂的组织运作网络。这一方面是由于领导及其代理人依靠传统的运动式治理方式在基层社会成效不佳,不得不转而依靠官僚体系的运作;另一方面,身处官僚体系末端的基层政府则由于其自身治理之源贫乏,欲借助运动式治理来完成其日常行政任务,以及解决基层治理的沉疴,遂主动承接联系点的基本运作,并在实践中启动了中心工作等非常规行政方式。由此,在同一治理目标中,便同时呈现出了运动式治理和常规的科层制行政双轨协同的运作机制。     

基层长效治理的数字化路径——以A镇农村自建房管理为例

基层政府面对多个条线和上级部门下发的事务,常用运动式治理模式应对。运动式治理虽然具有在短期内“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但是存在成本居高、法治之困、治本之难、持续乏力等天然弊端。因此,基层治理必须以长效化为转型面向。通过对A镇农村自建房管理的研究发现,数字化治理手段能够发挥助推作用,规避和弥补运动式治理的深层弊端,进而实现长效化治理。数字化成为构建基层长效治理机制的可行路径：由数字技术搭建的全覆盖简约治理机制能够优化治理成本;通过数字技术构建的全周期法治监控机制能够应对法治困境;基于数字技术搭建的全要素资源整合机制和全链条绩效反馈机制能够巩固治理效果;由数字技术治理驱动的全方位问题发现机制和全流程问题处置机制能够有效解决不可持续的问题。     

空间转型与治理迭代——兼论中国式城市化的理念、政策和行动

顺应城市化基本规律，中国式城市化先后经历了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数字空间的三次转型。从外部扩张到内城更新，从城市治理到区域联动，从社区治理到数字孪生，中国城市理论支持了中国式城市化的政策选择。城市空间的三次转型既推进了中国城市政策的持续演进，也带来城市治理工具的迭代。同时，由于规模治理的秩序性约束，中国客观存在的身份差异与区域差异决定了中国式城市化必然有一个渐进过程，有一个空间互动和制度嵌套的过程。但是总体上看，从区域治理、社会治理到数字治理，从土地城市化到人口城市化，中国式城市化逐渐形成了人民至上的核心理念，形成了政策演进的权利主线，走出了人口大国社会发展的独特道路。     

作为一种治理新模式的政策网络

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引起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变,从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公共管理理论,比如企业家政府、全面质量管理等。其中的治理理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并且在公共管理实践中得到长足发展。随着政策网络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政策网络在宏观层面上与治理理论实现了联姻,形成了一种新的政策网络治理模式,并与传统的科层治理模式、市场治理模式相区别,成为一种针对更加复杂、动态、多元化的后现代社会的有效治理路径。     

典型治理:一种政府治理机制的结构与逻辑

作为一种政府治理机制类型的典型治理,是在党和政府执政实践的历史经验和现实体认基础上生发而成。从机制比较的中观视角看,典型治理回应的是科层失灵的组织命题,其理论底色贯穿了"科层-运动"共生式国家治理逻辑的不同侧面,展示了一种独特的混合治理方式。以此为理论基点,通过细致剖析典型治理的治理结构和运作逻辑,揭示了行动主体的互动方式和行为策略,完整阐述了典型治理的理论构型过程,勾勒出治理结构的内在轮廓。独特的治理过程激发了典型治理作为非制度化手段的多重效用,在弥补锦标赛理论不足、加速创新扩散和缓解行政惰性等方面功能性显著,但动员式内核由于受政治权威影响较大,当考核体系出现漏洞以及形式主义抬头时,典型治理的可持续性难以保证,治理资源的分配会出现失衡,甚至产生虚假典型和合谋典型等异化表现。最后,共享的科层研究议题搭建了典型治理同其他政府治理机制比较的桥梁,以典型治理为核心的理论谱系分析进一步明确了前者基于共性和特性指征的理论分析边界,有利于深化对我国政策执行过程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认识。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治理体系的四重审视

城市社区建设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载体和基础。为了更好地通过社区结构及机制的调整全面整合提升社区治理能力，文章从治理载体、行动逻辑、治理规则、公共精神四个层面审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治理，提出了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四大难题：社区定位与载体缺失的结构失调、权责定位与有效行动的供给失衡、制度空悬与规则迥异的治理失序、文化虚弱与精神不足的内核失能。在此基础上，以浙江永康为研究样本，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市社区的治理策略：明确定位，重塑结构，丰富治理载体；界定权责，目标导向，优化服务供给；完善制度，执行为本，提升治理水平；挖掘文化，塑造精神，形成持久动能。     

超大城市空间的统合治理——基于北京“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的分析与反思

中国超大城市普遍存在环境恶化、资源紧缺、交通拥堵和城市失序等"大城市病",因而,城市空间面临巨大的治理压力,人口、资源、空间和服务之间的矛盾愈发凸显。为了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各城市纷纷开始城市空间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论文以北京市2017年的"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为例,考察超大城市空间治理模式创新的运作过程。研究发现,党政共治、人大支持和司法保障的内部整合治理,政府、企业与社会的多元协作和内外统筹治理是统合治理的内在特质;多元治理原则与专项行动任务的统合、职能分工与属地责任的结合、统筹领导与联动协同的整合、阶段目标与总体目标的融合是统合治理的主要运作特征。统合治理因应了城市治理的复杂性与新挑战,取得了一定治理绩效,但也存在缺乏有效制约、运动式治理倾向、强政绩导向和忽略民意等问题。     

我国治安治理研究综述

当前,治安治理成为治安学研究的热点,但尚处于研究的初步阶段。从研究内容看,研究者对治安治理的理论基础、概念与特征、提出社会背景和实现途径等有了一定的研究。从研究现状看,还存在研究者群体数量小,研究成果少,研究主题分散,实践研究少,理论研究薄弱等问题。在下阶段研究中,应加强对治安治理理论基础、治安治理主体之间关系、治安治理结构、治安治理实践、促进治安治理发展的制度保障和域外治安治理的经验及其借鉴等方面的研究。     

基层治理中的问责乱象如何精准纠治?——基于“结构—行动”互动视角的考察

问责制是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一旦问责制失灵对治理体系的危害是巨大的。聚焦基层问责乱象,以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为基础,可以建构“结构—行动”互动的分析框架,提出问责行为受到问责体系的内在行动者因素和外在结构性条件的双重约束,问责乱象的生成与结构层面的责任化倾向和行动层面的认知偏差有关。并据此,将问责乱象划分为情绪式问责、运动式问责、加码式问责和机械式问责等四类具有代表性的情境。相较于控制路径的问责,信任路径的问责更匹配建立在人民信任关系基础上的治理体系。围绕问责的四种异化形态,能够有针对性地提出认知治理、规范治理、精细治理、期望治理等四条差别化的纠治路径,以期问责行动能够回归最本质需求,维护良好政治秩序。     

运动式行政执法的治理困境与改革对策

运动式执法已成执法常态,一方面,运动式行政执法的存在具有深厚历史渊源,行政违法行为的大量存在,制度性行政执法的缺位等因素又为其存在提供了现实的合理性依据。另一方面,运动式行政执法存在着违背法治精神、助长行政执法随意性、提高违法者对执法的适应性和增加行政执法成本等缺陷。因此,运动式行政执法的存续并发挥作用陷入了困境。运动式行政执法虽然有其固有缺陷,但却是行政执法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需要从理论角度对这一执法方式进行反思,从转变观念和机制完善推动运动式执法向常态执法转变。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与理论价值

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的重要论述是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其注重党领共治、共同缔造、分类治理和属性治理,重视激发人民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动性、明确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目标,挖掘社会治理动态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深度阐释社会治理的基本内涵。习近平关于社会治理重要论述充分体现出辩证思维,贯通归纳与演绎、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它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和协同性推进中国式社会治理提供方法论指导。这些重要论述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实践经验有效转化为理论智慧,原创性地提出党领共治重要命题;以社会治理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拓展社会治理的认识方法,也创造了中国式社会治理理论谱系。它注重面向世界贡献社会治理的中国范式,为各国加强社会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网络化治理理论研究综述

网络化治理是治理理论兴起至今的重要理论分支,其产生和发展是为了解决新公共管理运动过分强调分权与效率的滥觞带来的公共部门碎片化和职责同构等乱象。网络化治理理论强调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工具市场化和价值取向民主化,这些观点为公共部门、私营部门、第三部门和社会力量之间网络关系的构建、权力的平稳运行和还权于社会的实践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参考途径。西方国家的公共服务体系已具备了显著的网络化特征,因此网络化治理的实践推动着网络化治理理论的迅猛发展。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也已初步体现出网络化特征,国内学者对于网络化治理理论的研究正逐步从译介阶段向本土化应用研究迈进。     

内涵挖掘与外延拓展：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多中心协同治理（PCGM）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威的多样性,努力寻求政府与其它各类公共性主体的合作路径,期望建立一种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高度弹性化的协作性组织网络,从而取得持久性共同利益的实现。其特点一乃是在一个促进型的政治体制中,利用渐进、连续和自主转化的制度变迁来创造出有利于个人作出服从规则并相互监督的权变承诺和可信而确定的环境,从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特点二是采取制度化调控为主、组织化吸纳调控为辅的方式,超越传统运动式治理模式,形成政党领政、政府行政、多元参政、社会监政的良性循环治理格局。本文最后从制度价值分析进发,克服单中心权威治理理论和实证上的致命缺陷,将治理范式引向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最终实现建设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     

政策网络与治理网络:概念辨析与研究维度

在网络分析范式应用于管理领域时,产生了政策网络与治理网络两种极易混淆的概念与理论。尽管两者都借用了其他理论,但是作为分析范式,政策网络是一种主要融合网络与政策理论而形成的分析范式,而治理网络则是一种主要融合网络与治理理论而形成的分析范式。作为两种治理结构,两者在历史性解释、网络构成、内容与空间上的关注焦点、网络的本质以及两者对待权力与政治方面、研究维度与方法等方面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