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法律形式的特点及其成文化趋势

春秋时期法律形式具有 :原生性和以前例为基本存在形态的特点。这些特点说明 ,春秋时期的法在总体上不是成文法 ,春秋法制不是成文法制 ,即使是在郑国铸刑书、晋国铸刑鼎之后也依然如此。在春秋的晚期 ,法律形式出现了成文化的趋势 ,这主要表现在 :(1 )典、常、法、则等法律形式的应用呈现衰颓趋势 ;(2 )誓、令等直接同国家权力相联系的法律形式越来越活跃 ;(3)尝试建立成文法典的活动越来越频繁     

成文法：中国租界法制的一个共性

中国租界法制是一种由相关国家在中国的租界自己制定或认可,并在本租界实施的近代区域法制。当时的中国租界分别为英美法系、大陆法系、斯拉夫法系三个法系国家所建立,它们的法制有一个共性,即成文法,而非判例法。它们的立法主体、法律渊源、法律体例与法条等都与成文法高度吻合,而与判例法体系相差甚远。形成这一共性的成因主要是：中国租界的成文法是成文化的不平等条约的延伸与具体化、中国租界的成文法符合中国的法制传统、英美法系国家建立的中国租界传承了其本国制定成文法的做法,以及上海租界的成文法被中国其他租界仿效等。中国租界成文法具有重要启示,即它的制定与修订都是为了解决租界存在的问题,这也是租界法制发展的内在动力。     

领袖个性与法制进程

郝铁川在《法学家茶座》第12辑上著文《法治二题》说，拿破仑对于《法国民法典》的制定，华盛顿对于美国民主共和政体的确立，列宁对于苏俄宪法和一些部门法的制定，邓小平对于“文革”后民主法制的加强，都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这里当然有时势造英雄的因素，但同这些人的个性不无关系。关于毛泽东的个性特点，他本人在青少年时期就曾夫子自道：“性不受束缚”、“好独辟蹊径”、“不盲从他人是非”。这种个性必然带来如下偏好：一是不喜欢循规蹈矩；二是性格倔强，不肯认输，从不屈服。这种个性曾成为他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走中国独特的革命和建设道路的一个内在因素，给我们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福祉；但他的上述个性在其晚年也成为他发动“文革”，     

成文法、习惯法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土地流转

本文详细考察了宋代至清代有关土地的成文法和习惯法的发展情况 ,在此基础上 ,对成文法和习惯法在农村土地流转方面所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 ,指出习惯法的长期存在是由于其能够起到降低契约达成和执行中的交易费用的作用。同时本文还就法律制度中所反映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思想进行了总结     

从非洲法变迁看发展中国家法制现代化问题

目前,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法制现代化进程有着诸多的困难和风险。本文从同是处于法制变革时期的非洲社会着眼,对其朝混合型法制结构迈进的发展趋势的考察,在我们观察和反省关于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问题的时候,有着很好的借鉴意义。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理基础

法制现代化与地理存在一定的关联性.15世纪以来西方的世界性扩张不仅在地理空间方面结束了各古老区域文明的相互隔绝状态,实现了全球范围内的关系整合,而且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西方的法律制度开始向东方国家扩张.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也在全球地理背景的影响下开始了法制现代化的进程.     

中南财大校园占座问题的法理思考

本文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园内的占座现象为研究对象,试图通过这一生活中常见且渺小的“法律现象”来探究法律形成及运行过程中的一些内在规律。占座习惯法规则并非一部完完全全的“善法”,但其存在与发展有其合理性与必然性,并且在其规制下形成了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但“主权者”试图建立一种更加优化的秩序,从而推出了一套“成文法”,结果却出现了更加混乱的状况。     

近年来中国少数民族法制文献述略

文章分四部分，一民国时期少数民族法制研究概述；二少数民族习惯法文献概述；三民族区域自治法文献概述；四国内著名学者介绍、论述了近年来少数民族文献发展情况。     

春秋时期的刑罚概念

春秋人尚未对刑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做出严格的界定,当时实际运用的刑罚概念有三种,即：（１）狭义刑罚,（２）广义刑罚,（３）“治民”之刑,可称中义刑罚。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与前景

本文认为，２０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过三次历史巨变与三大法律革命。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所发生的一场法制创新运动，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我们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发展道路，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文章就如何看待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如何理解传统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如何认识法制变革进程中的政府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法理学探讨     

《诗经》所载西周春秋法制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从《诗经》反映的西周春秋时期法律发展情况看，周人已有一定的法律意识，当时作为法律称谓的语词后世大多演化为对成文法各种形式的称谓；由三代的天命、天罚观念发展而来的君权神圣观念，明德慎罚、礼乐政刑综合为用及注重社会和谐的思想也在此时初步形成；其时的礼乐、刑法、司法、婚姻、祭祀、土地等各项制度也都对后世有重大影响。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人自由与法律秩序

个人自由和法律秩序具有辩证统一的关系,维护和保证两者的关系,是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终极目标。为此,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正确分析认识个人自由与法律秩序的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法律移植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人们一直为法制现代化的含义而争论,其中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看待法律移植。从法制现代化的进程来看,法律移植是必需的而且是可能的,在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律教育

<正> 法制现代化是一个内容丰富、涵盖广泛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从法制现代化的两大结构看,它既标志着整个社会法律制度的现代化,也标志着整个社会法制观念的现代化;从法制的运行机制看,它既指法律创造过程(立法层面)的现代化,也指法律操作过程(执法层面)和法律实现过程的现代化。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与此密切相关的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主体——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其实质是指人的法制观念的现代化。因此,在法制运行过程中,人是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     

苏联法影响中国法制发展进程之回顾

在 2 0世纪中国历史上 ,苏联的革命法制理论和若干重要制度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法制发展进程。孙中山曾主张“以俄为师”并进行过法制改革 ;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法制建设也是以苏联为标尺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创立社会主义法制的过程中 ,更是将苏联法全方位地移植到了中国。苏联法制为中国革命政党所接受与其自身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需要紧密相关。     

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非均衡差异及其相关社会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计量经济分析法学的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演化模拟

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人治社会向现代法治社会的转型过程,是中华法律文明的成长与跃进过程。通过构建由地方立法、诉讼、律师和地方法学教育等4方面组成的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实证评价指标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与层次聚类分析相结合的综合集成评估方法,对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进行评估与比较,将中国31个省域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分为领先型、挑战型、追赶型和后进型4个集团,并通过采用灰色相关度分析的方法,将4项法律指标分别与人均GDP、城市化、城乡差距、教育指数等4项社会指标进行灰色相关分析与比较。研究发现我国各省域的法制现代化进程在东中西部地区之间是极端不均衡的。在中国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各法律指标的相关社会影响中,影响的效果从强到弱的排序依次是人均GDP、城市化、城乡差距、教育指数。从各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层面和影响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各个因素层面出发,我们应采取缩小我国各省域法制现代化进程非均衡差异的相应对策。     

家法与少数民族习惯法冲突研究

伴随着法制的全球化,现代化的不断加快,当代中国法制面临着一次巨大的挑战,这其中主要是法律的本土化与传来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当然,还包括理论上的法律与现实中法的适用之间的矛盾关系。我国目前存在着大量的国家制定法,所谓国家法就是国家的权力机关制定的,反映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利益的法律,国家法的特点是强制无条件适用、执行,不容置疑。但是社会存在差异性,民族之间存在个别性,我们的普遍适用的法律,不可能解决所有地区、所有区域的问题与纠纷,从理论上讲,应该是除了具有普适性的法律之外,还应该具有一些针对特定地区、特定民族的法律。而特殊区域的法是指一些长期形成的习惯与风俗。这些风俗习惯的大量存在,可以平衡法律适用在不同地区之间的矛盾。但是如何做到协调,这就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大问题。总的来说就是要按照一定的原则与立场,首先确保国家法的普遍适用,即以国家法为主体,同时考虑地区之间的差异性,由地方的立法机关根据本地区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特点。制定出符合该地区的相关条例。只依靠立法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日常生活中注重法律的宣传,提高社会群体对法律的敬仰与认知。除此之外,我们的立法者还要注意采纳民族习惯法中完善的因素,尽力制定出符合民族地区特色的地方条例。这样的举措对于维护法律的权威与统一,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体化进程中地方利益的冲突和法制协调

在单一制国家结构下的区域一体化发展中，仍然必须尊重和保护地方的正当利益。当面对冲突的地方利益和地方政府间的制度壁垒时。应主要依靠法制协调来解决纠纷。这种协调既包括中央政府通过制定有关区域发展的法律，或设立某种区域协调机构所做的努力，又包括地方政府间从地方性立法、地方行政和地方政治等方面进行的自主协调。     

典制中成文法和习惯法的整合

典制在实际运行中,呈现出典型的二元结构:由典之风俗形成的民间习惯法与官府成文法。两者以一种奇怪的方式整合在一起,并行不悖,却相互独立,又相互对抗,从而形成了事实上的多元管辖权。事实上,真正支撑典制运行的是民间习惯法,而非官府制订的成文法。这一事实对我们理解我国古代民事法律系统的基本结构有着重大意义。典制的核心规则和基本原则只表现在习惯法中,官府的成文法从来没有完整地表述过典制的核心,相反,在多得赋税和定纷止争的政治压力下,它屡屡破坏典制的基本逻辑,且从来没有考虑过百姓的权利。官府成文法与民间生活的疏离造成了持续千年的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显示出中国古代法制的深刻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