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与正义的关系

法和律就词义来看,皆有公平、正义、统一的行为准则这个含义,所以法本身就含有正义的意思。要认清法与正义的关系,应当认清什么是正义。首先阐述了人们对正义的不同理解和很难给正义下一个十分明确的定义的原因以及笔者对正义的理解。正义与法的关系体现在正义对法有评价作用以及对法律进化的有强大推动力,其次法律对正义具有实现作用,表现在对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实现。     

政治正义理念的多维解读

政治正义是政治社会中人们对政治权力的占有和行使以及它所提供的政治秩序是否正当的追问。政治正义理念表达的是人们时代语境下某种肯定性的政治正义信念,主要包括政治权力怎样获得才是合法的、正当的,政治权力如何运用与行使才是合理的、应该的,政治权力提供给社会成员怎样的政治秩序才是有活力的、好的,政治权力追求什么样的终极价值才是善的等系列信念。政治正义理念是正义理念演进的历史必然,也是学理与逻辑的必然,它与法律正义、社会正义等理念密不可分,它内在地包含着政治实质正义、政治形式正义、政治程序正义等要素。     

西方马克思主义道德论者对马克思正义观解读的异同及启示

西方马克思主义道德论者大都认为马克思从正义的道德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的不正义性,但他们对马克思持有何种规范性正义的解读却存在差异与分歧。分析比较他们见解的异同,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启示:在理解马克思正义观乃至马克思的整体道德观时,将马克思对于包括正义在内的道德解释与马克思自己的道德价值立场区分开来是有必要的;从自然权利出发建构马克思的规范性正义不仅存在许多理论未决的问题,而且与马克思对抽象的"自然正义"的拒斥也是相违背的;正义观念不能脱离生产方式得到解释,并不是说正义就不能作为规范性道德对一定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制度进行道德的评价。     

德性政治与秩序正义——柏拉图正义理念解读

在《国家篇》中,柏拉图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选择从城邦的起源出发探寻城邦正义的路径,寻求构筑城邦正义的伦理基础,然后通过阶层正义的有机结合来践行理想的城邦正义,凸显出其鲜明独特的正义品性,进一步拓展了我们对"什么是正义、怎样实现正义"的认识。     

近代西方正义理论对我国政府治理的启示

从行政或政府治理的视角分析,西方思想家有关正义的结论有:正义是一种制度或一种体制;正义是一种价值体系或价值系统;正义意味着一种社会理想.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西方正义理论应当说博大精深,其主要价值集中体现为:厘清了正义的内涵;明确了正义的地位与作用;确立了正义的标准;总结了实现正义的途径;描绘了正义的基本目标.西方正义理论给当代我国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的政府治理的深刻启示是:政府的积极治理--社会正义实现的主导方式;政府治理绩效的考量标准--社会正义;政府治理制度设计基点--注重社会弱势群体;政府治理基本目的--实现社会正义.     

回到正义——新时期正义问题探讨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经济和社会都取得了快速发展,但各种社会问题和矛盾亦日益显现乃至激化。学界在探讨诸如此类问题时,大都运用的是西方正义理论,而马克思正义观则较为鲜见。马克思正义观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维度,要求我们在探讨具体的公平正义问题时,必须立足于具体的历史实践和历史阶段,用特定历史时期的相对正义观去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由此可知,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存在的公平正义问题的研究,应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出发,也应回归到社会主义正义观的视阈内,才能较为合理地解决社会正义问题,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     

生态正义之理论建构——以生产性正义和生产关系正义为切入点

生态正义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重要生态哲学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当前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之路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条,即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前者主要从人与自然层面表达正义诉求,后者则主要从人与人层面表达正义诉求。这两条建构之路对于人们把握生态正义虽有一定的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正义建构之路的出场则能弥补其相关缺陷,理由在于:一是生产方式内蕴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二是正义的话语基础必然根植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三是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可归结于某种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应该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为基础,坚持大自然-人-实践活动的有机整体性、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的内在统一性以及从自然的解放到人的解放的目标指向性,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和整体性地把握生态正义的本质内涵。     

西方政制设计的内在逻辑解读

西方政制设计的内在逻辑是以人性幽暗意识为起点,推演出对权力的怀疑与国家的不信任,从而设计出以权力分立与制衡、宪政法治、代议制和政党政治等为核心的一套制度模式,其特征与实质为实行权力分立与制衡,抑制人性之恶;实行宪政法治,设定权力边界;建构代议制,寻求"多数原则与保护少数"的平衡;实行政党政治,防止专制独裁.它既对各国政制设计有普遍启示,又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有特殊的借鉴价值.     

基于马克思正义理论的罗尔斯正义观评析

罗尔斯在他的正义理论体系中假设了一种"原始状态"和"无知之幕"的理想社会状态,认为只有在"无知之幕"的状态下,人类才可以实现绝对的正义。同时指出了两大正义原则及其优先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理论价值的三个公正,即起点公正、过程公正和结果公正。罗尔斯正义论具有社会契约性、理论直觉性、集体道德性、有限自由性和正义至上性的特点。他的理论虽然开创了对自由平等关系理解的新境界、推动了政治哲学主题从自由向平等转变、修正了自由主义的个人优先性以及对弱势群体给予了人道主义关怀,但是他运用的是非历史主义的推演方法,其理论只是暂时性地缓和了当时的社会矛盾、维护或改良了资本主义的价值框架,却没有从根本上指出资本主义的矛盾,其价值观依然是资本主义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其理论中设想的社会形态是假设的理想社会,与现实社会具有较大的差距,难以实现,且在其正义论中过度地讲平等,患有绝对平均主义痹症。     

行政公正的概念和实质

行政公正是指行政权力正当地分配权利(义务)的行为、观念和制度。行政公正要求行政权力的行使本身是公正的;要求行政权力对权利(义务)进行分配;同时要解决怎样分配的问题。社会公正的根本问题是亚里士多德所讲的“分配公正”,行政公正亦即行政权力给每个个体分配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因此,行政公正的实质是控制权力,分配权利(义务)。     

西方古典共和主义的历史流变

作为西方历史与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典共和主义自古代希腊和罗马以来,其思想和实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中世纪后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古典共和主义理论,为近代共和主义的诞生乃至发展提供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全球正义与资源平等——浅论斯戴纳的资源平等观

当前对全球正义的讨论主要分为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两大阵营,民族主义者反对无上限的全球援助,世界主义者出于不同的立场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斯戴纳(Hillel Steiner)作为世界主义者,从资源的角度出发,认为富人有义务援助穷人。在他看来,民族主义者声称对领土内的自然资源有所有权是不成立的。自然资源作为一种运气并且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每个人对此都应有平等的份额。因而,资源占有超过平等份额的人应当对资源占有不足平等份额的人进行补偿,这是一种正义的义务。     

略论当代西方国家行政领导模式的嬗变

新公共管理中“企业家政府”力主“掌舵”的行政领导模式，政府行政领导效能由此明显改观，并且推进了治理变革，但也造成参与价值的隐去、社会公平的缺失与治理易于失灵等问题。后新公共管理“整体政府”改革由此尝试“共享领导”的新型行政领导模式，并将其内涵界定为鼓励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增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实施愿景型领导等几方面，从而相应弥补了企业家政府掌舵模式所存在的诸多缺陷。     

全球化语境下西方文官制度的嬗变与重构

随着西方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全球化特征日显,传统文官制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由于外部政治环境等诸多因素的激荡和影响,当代西方文官制度曾经引以为傲的优势逐渐出现越来越多的弊端,其诸多基本原则面临新的挑战,以至于发生嬗变,变革已经成为传统文官制度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变革的目标是构建一种科学效能的新型文官制度.     

走向科学发展:中国发展观的演进与建构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基本属于政府推动型。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前,中国没有明确提出过“发展观”这个概念,但这并不代表中国的发展没有发展观的指导,因为发展观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现代国家政府有意识引导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政府的方针、政策、法规以及其他政府行为中都体现着发展观。     

《论语》的"义利"观与企业经营伦理构建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一些企业经营信用缺失,不利于现代企业的发展、壮大.而<论语>中的"义利"观,给义利思想以道德内容,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将现代企业经营和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结合起来才能保证我国企业走上健康、可持续的发展轨道上来,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     

从作为公平的正义到基于道德性的正义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并不是从原初状态出发,而是从更深的基础:人性的道德权利出发,进而来保证自由平等权利的赋予以及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实现,从这个基础上来理解作为公平的正义实质上便是基于道德性的正义。     

新大人论:西方哲学之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

中国哲学虽然拿不出“德先生”与“赛先生,”却可以推出“大人先生,”可以推出超越“自我中心”“、地球中心”、“人类中心”等“中心论”而对天地万物“一体平看”的“大写的人”。这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大人论,”著者称之为“旧大人论”。其基本视野有三重:以“太一”而求“最高,”以“太极”而求“最大,”以“太和”而求“最多”。此种根本思维方式导致中西哲学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新大人论”是要以“旧大人论”为基础接纳西方哲学为其环节:就“最高”一方面说,假如我们能将“白”之研究当成“大白”之研究的一个环节,将“辩”之研究当成“大辩”之研究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则我们就可以将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就“最大”一方面说,“宇宙共同体”是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西方哲学的最大视野只达到“生态共同体,”只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就“最多”一方面说,西方“一体化”正驱赶整个世界走上“消灭多样性”的不归路,立于宏观与长远的视角,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一体化”视为中国“太和”思维框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特例。“新大人论”的根本目标是把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或特例来处理。     

从时间角度解读马克思政治哲学的正义维度

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同时,现代社会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这是产生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从政治哲学角度历史地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即资本家无偿占有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除睡眠、饮食等基本生活时间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几乎占据了工人时间的全部,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流程中的工人不具备获得自由时间的条件,他们以生命为代价换取基本的生活资料,马克思从人学角度指出,分配正义仅仅是充满政治激情的伦理谴责,无产阶级要获得自由与全面发展的条件,必须在人类解放的过程中赢得自由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