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性官民生态:协同共治型社会管理的基础

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蕴含理念相关的三个问题是:什么是良性的官民生态;社会管理中为什么要倡导良性的官民生态;如何形成良性官民生态,进而形成协同共治型社会管理模式。倡导良性官民生态之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具有重要意义,应从培养和塑造积极公民角色、加快推动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完善,充分发挥企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等方面着手,以实现社会管理的协同共治。     

生态正义之理论建构——以生产性正义和生产关系正义为切入点

生态正义是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重要生态哲学范畴。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当前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之路比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条,即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前者主要从人与自然层面表达正义诉求,后者则主要从人与人层面表达正义诉求。这两条建构之路对于人们把握生态正义虽有一定的意义,但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正义建构之路的出场则能弥补其相关缺陷,理由在于:一是生产方式内蕴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维度;二是正义的话语基础必然根植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三是生态问题的产生根源可归结于某种生产方式的非正义性。对生态正义的理论建构应该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唯物史观原理为基础,坚持大自然-人-实践活动的有机整体性、生产性正义与生产关系正义的内在统一性以及从自然的解放到人的解放的目标指向性,这样才能更加充分和整体性地把握生态正义的本质内涵。     

城市群生态共建共治共享的生态补偿问题研究——以湖南省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区域生态共建共治共享是国内城市群协同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是影响共建共治水平的关键因素。长株潭城市群的案例研究表明,城市群绿心区的共建需要建立区域统一性生态质量评估体系,根据考评结果自上而下确定各级政府的奖励性补偿额度。同时,需要建立生态赔偿制度,发展市场化和社会化补偿资金的筹集渠道,并创新生态补偿方式,实施现金补偿与非现金补偿等多种方式。     

论政府危机管理的共治模式

在现代社会,突发性公共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对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政府依靠自身建设来提高危机管理能力的做法,其成效是有限的。面临频发的突发性公共事件的挑战,改善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引入共治模式。西方原创的共治模式其预设的条件并不符合我国国情,因此必须对其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根据我国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实际,我国应该依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来建构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危机管理的共治模式。     

论多元共治理念下的底层知识青年工作创新

底层知识青年问题是当前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他们主要由一些有一定文化知识和见识,但没有被纳入国家体制内,没有稳定工作,生活漂泊的年轻人组成。由于其相对剥夺感较强,近几年一直是我国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巨变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探索多元共治新路径,这为进一步做好底层知识青年工作提供了良好契机和崭新视角,我们借此可以更新观念,创造性地做好青年工作。     

追求和谐的正义——兼论古希腊正义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正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价值诉求。古希腊的正义观念包含了自然正义、城邦正义和个人正义三方面的内容,体现了古希腊思想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和国家的和谐以及人自身和谐的美好愿望。当前深入分析这些追求和谐的正义思想对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启示作用。     

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诉求

生态正义是有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诉求.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正义并不正义,是造成生态不义的制度根源;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最能体现正义要求,应将马克思主义方法引入生态正义议题中;针对不平等现实,应从批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高度实现生态正义;只有实现权力变革,以基于共同体和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社会主义为理想选择,才能实现生态正义.尽管这一诉求具有局限性,但毕竟具有红色色彩,因此,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有益资源.     

《大瀑布》中的生态正义问题的思考

小说《大瀑布》中展示了作家欧茨关于生态正义问题的思考。生态正义不仅涉及人与自然环境的正义问题,也包含人际之间的正义。其中,人际之间的生态正义又可分为代内正义和代际正义。小说通过爱的运河诉讼案展示了德克等人捍卫生态正义的行动,也表达了作家的生态观。     

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正义价值吁求与实践取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以生态正义为价值主旨,既以“和谐共生”作为“基本内核”规划了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安全关系的理想状态,又以“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作为“合理内核”规定了人与人之间生态利益关系的现实要求。“和谐共生”“公平普惠”相统一,不仅完整回应了何为生态正义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吁求,而且蕴含着根本途径、根本保障、根本力量与根本方法等实践取向,系统回答了中国式现代化如何实现生态正义的实践之问。作为一种制度正义,“和谐共生”“公平普惠”之生态正义以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制度文明新形态为依托,全面超越了西方生态正义论抽象的思想言说,在生态特色维度彰显了与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本质差别,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的原则遵循。     

构建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

深圳社区建设走在全国前列,社区管理体制改革也处于领先水平。但同时,经济和社会建设的现实需求对社区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需求,经济和社会的多元发展也要求在社区建设中得以体现。本文结合深圳社区建设和改革的现状,就构建多元共治的社区治理结构提两点建议。     

协同共治:新时代乡村治理的理念创新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和谐稳定和生存发展,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十八大以来,为解决当前乡村社会发展不协调、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系列重要讲话中提出了很多乡村治理的新理念新思想,其中"协同共治"成为新时代乡村治理的重要理念创新和路径选择。其具体实施策略主要有:树立系统思维,完善乡村治理体制;建立多元化解机制,构建矛盾纠纷预防化解体系;以人民为中心,创新村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加强法制宣传与教育,推进乡村法治建设;提升村民道德水准,减少和预防乡村社会矛盾发生。     

建立和完善我国NGO监督机制--基于"多元共治"模式的构想

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NGO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发展过程中,NGO缺乏外在硬约束,我国现行NGO监督机制存在明显问题1、外部监督立法不完善2、政府监管体制不合理3、社会监督乏力4、组织自律不够.与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一样,外部监督机制的缺陷会导致NGO公共责任的缺失,因此,NGO的监督应实行多元共治的监督模式     

社会共治制度初探

社会共治是共治理念的新发展,即多元社会主体在社会权力的基础上共同治理公共事务,通过协商民主等手段发起集体行动以实现共同利益的过程。作为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党和国家探索治国理政的重要创新,社会共治制度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这一范畴不仅出现在党和国家的最新政治文件中,更在地方政府的治理创新实践中得到应用并取得了积极成效。建立社会共治制度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涉及到改革思路的转换、政府自身的角色再造、双向互动的路径选择以及多样化治理手段的运用。     

马克思“人民立场”正义思想及其对“中国之治”的启示

马克思从为全人类谋福利的高度思考正义问题,基于对自由主义正义传统的批判,实现了向以共产主义为价值航标的“人的发展”的正义转向;秉持“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唯物史观,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及实现“自由人联合体”的劳动创造中理解“社会发展主体”的正义性。其思想围绕“人”这一“衡量万度之尺度”展开对“实质正义”的追求,蕴含着对人的主体性、实践性和价值目标的思考,彰显了鲜明的人民立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人民立场”正义思想为指引,才能使我们党始终以“不负人民”的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尊重并激发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坚持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不断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     

共建·共治·共享：城市商圈党建的实践探索

城市商圈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加强城市商圈党建工作是新时期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促进商圈发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现实要求和应有之义。为解决商圈非公党建存在的"难集中""难交流""难提升""难发挥作用"等共性难题,重庆市三峡广场商圈非公党委多措并举,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商圈非公党建"三共"新格局,切实破解城市商圈党建难题。     

资本主义批判与社会正义——生态马克思主义与有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旨趣

生态马克思主义和有机马克思主义在制度批判、现代价值观批判以及政治批判上,有着相同的政治哲学立场,这种旨趣使得两种生态政治理论具有一种先在的同源共约性.然而,从产生的自然伦理价值、地理空间和工业化发展程度上看,两者也都带有一定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对我们的启示在于生态社会正义不能仅限定在资本主义革命的政治解放意义上,更重要的应该是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型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     

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概念与建构

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发展趋势—多元共治模式,其提出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治理理论、协商民主理论和博弈理论等,其基本特征则主要体现在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治理方式的合作性、结构的网络性和治理结果的共赢性等方面,若要将生态环境多元共治模式在实践层面予以建构,则需要从树立共治理念、协商各方利益、实现信息共享、优化治理结构和建立健全制度等方面思考.     

新中国经济正义的社会构建及当代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历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观为指导思想,立足中国社会发展实际,积极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经济正义实践,使千百年来中国人民对经济正义的追求从空想走向了科学。总体上看,我国在经济正义中主要关注生产正义与分配正义两个维度,并在坚持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基础上,不断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调整工作思路、创新工作方法,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经济正义观以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其基本思想与方法原则对我国当代经济正义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