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治理视域下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当前,严重影响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制约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要问题是: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供给不足,农村公共产品部分供给过剩和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质量较低.形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单一的治理模式、供给主体和筹资渠道.借鉴西方地方治理理论,对于构建多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系,调动社会各方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地方治理视域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路径选择为: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责;构建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多元筹资机制;改革现行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程序;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做到政府与相关组织的有机结合.     

以包容共进精神共建多元共生的和谐社会环境

2014年中央政治局在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学习会上,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参考了古代治理思想之后提出治理社会应注重"德主刑辅"的要求。对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进行了丰富和深化。转型期的中国尤其要注重社会治理的策略原则和方法建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实际上直接呼应了我国转型期追求和谐社会环境的诉求。尤其在多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社会能否顺利转型关键在于如何使多元主体共同构建共生关系环境,促进社会治理的内在协调。所以在法治前提下,人们应在包容性的公共理性指导下积极寻求公共治理参与规范建设,实现多元主体共治,保证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农村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的组织化参与

农村民间组织是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组织化的有效形式与途径,也是政府推进农村社会治理模式变革、应对农村公共治理危机的理性选择。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村民间组织的组织构建以及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是扩展公共治理领域中农民组织化参与的关键要素。     

试论我国农村公共危机治理的困境与对策

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加快,农村出现的公共危机事件不断增多,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要求政府不断提高农村公共危机治理能力,为农村的又好又快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本文从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存在的问题入手,提出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存在观念滞后、治理机制不畅和治理能力不足等问题。简要分析了当前农村公共危机治理问题形成的原因,并针对农村公共危机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更新治理理念、强化队伍建设、增加治理投入等一些有针对性的建议。     

走向公共治理:网络反腐的实践与启示

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网络反腐已经成为广受关注的社会运动。从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看,网络反腐起源于公众舆论活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网络反腐由公众单向表达逐渐转变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并逐渐朝着合作共治腐败的方向发展。作为公共治理的运动过程,网络反腐解决了中国公共治理的工具困境,在共同聚焦于腐败这一议题后,基于对善治目标的追求,各参与主体正在努力实现行为模式的转变,共同促进网络反腐的发展。网络反腐是中国公共治理的成功实践,实现社会的共治与善治,需要政府与社会公众正确分析所处的历史境遇,把握时代发展方向,不断深化对公共治理实践逻辑的认识与运用。     

农村青年互益组织发展的功能与局限——滇南良心寨村“弟兄协会”的社会人类学考察

通过内生型组织为村庄供给公共产品从而实现农村社区有效治理是目前学界的普遍共识,但受农村社会结构性因素制约,内生型组织并非农村社区治理的万能妙药。以滇南良心寨村青年互益组织"弟兄协会"为典型个案,研究发现,在社会个体化和农村"空心化"背景下,"弟兄协会"在为农村社区供给公共产品和为其会员提供非公共产品的同时,受制于组织规范缺失和熟人社会人情关系,"弟兄协会"的组织发展呈现出双重性,功能面临发展悖论,发展陷入结构性困境。这为通过挖掘和培育农村内源性力量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的地方实践和学术研究带来新的启示。     

社会治理现代化语境中的公众参与决策问题研究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包括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等两方面的内容。公共决策机制是社会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公众广泛参与公共决策,有助于培养其社会参与意识和能力,塑造公共精神,提高决策质量,实现社会善治的目标。当前,公众参与公共决策面临着文化、制度、技术和体制等多方面的障碍,成为影响治理效果的重要因素。为了消除这些障碍,应该营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强化能力培养和技术支持、加强制度建设和创新决策体制。     

多中心治理视阈下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研究

在传统的单中心治理模式下,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出现治理失灵、决策失效、监督乏力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效率和效益。而多中心治理理论所倡导的多元主体自主参与治理、决策和监督的理念,有助于解决单中心治理模式出现的供给效率低下、公共满意度不高等弊端。根据多中心治理的理念,从治理主体、决策主体、监督主体三个方面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模式,可以有效的满足农村公共产品需求,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风险社会视域下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研究

风险社会理论强调风险具有不确定性、复杂性、系统性、突发性、专业性、公共性、社会性、主观性、价值性等特征。农村社区加速转型和突发公共事件给农村社区风险治理带来冲击和挑战。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应从公正性、合法性、规范性和效率性等多个维度建构价值目标,从制度、主体、技术和文化四个维度建构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的完善路径,促进农村社区风险协商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公共性视域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

公共性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实然范畴与重要品质,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价值取向与实现路向。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本真在于具有公共价值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共同维护并享有公共利益,这些均与以共在共享为核心价值取向的公共性相契合。当下社会治理面临着的治理立场分离、公共价值认同分化、治理主体碎片化等现实考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公共性增长。为此,可从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公众的公共价值培育、推进公共文化建设、建构多元协同的社会治理机制等入手,增强并彰显现代社会治理的公共性,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农村社会管理中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

在多元化治理模式下,农村社会管理面临治理主体结构失衡、功能模糊、关系失调和行为失范等所带来的种种困扰,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地限制了农村社会管理的进步和发展。从共同治理理念和现实国情出发,我国应建立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和公民广泛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体制。面对多元治理主体间的离散和冲突,农村基层党组织应有整合者的担当,通过对多元治理主体价值观念、组织结构、利益结构的有效整合,从而实现党在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中的领导地位。     

我国政府主导下的跨域公共问题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理路探析

跨域公共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新问题。传统的政府单一权威治理模式因其"封闭性"和"内向型"已无法适应跨域公共问题"跨域性"和"外向型"的治理要求。跨域公共问题涉及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及治理的复杂性,迫切需要在政府主导下,联合社会各主体展开合作治理。立足现实,应当按照民主协商与合作治理的要求,通过共同理念的确立、主体能力的提升、相关原则和机制的安排来构建合作治理体系,克服合作治理中面临的问题,进而不断增强跨域公共问题治理成效。     

论农村民间妇女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功能及发挥——以德宏州景颇族女子护村队为例

通过对德宏州两个景颇族女子护村队的考察发现,农村民间妇女组织在乡村社会管理中是可以发挥作用的.然而农村民间妇女组织参与公共治理的被动性、被边缘化的等特点,决定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核心治理中,各级政府应该采取多种可行的措施对妇女进行扶持、培训,让农村民间妇女组织在社会公共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近几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建立一个全面整合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提升社会整体的危机管理能力,是当前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急需调动整合广泛的社会资源,要求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基于协同治理的角度,阐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容框架,即内涵、价值导向和治理结构,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我国拆迁行为合法化研究——以善治理论为视角

善治是二十一世纪公共治理的新目标,也是与公民社会的良性发育相结合的公共治理的必然选择.目前的公共治理问题,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公共治理的回应性不足,效率不高,责任性不强,法治程度低等.就当前我国的公共治理来说,拆迁是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公共治理问题在拆迁中凸显无疑,且极具代表性.实现善治,首先要在拆迁问题方面有所突破,从而为公共治理积累经验.因此,本文试图在善治理论的指导下,为作为公共治理突出难题的拆迁问题提供解决方式,也为善治在公共治理中的运用提供经验和借鉴依据.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缺失的社会影响与改进对策

公共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既承担着大众娱乐职能,也发挥着社会教育、政治动员、凝聚价值认同等社会治理功能。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处于公共文化产品供应不足,服务机制缺失的状态,存在经费不足、人才缺失、体制与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不仅农民的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给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因此,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利于促进农村文化繁荣和社会和谐发展,对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社会治理专题

正[编者按]:"三农问题"的长期存在,及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不断发展下产生的新问题,使"农村社会治理"一直备受政府决策层和学术界的关注。《公共管理学报》一直鼓励深度接触农村实际问题的学者和实践者从具体问题出发,进行切实的探讨,为农民生活改善、农村繁荣、农业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参考。本期专题选择了三篇有关文章,沿着由微观到宏观、由特殊到一般的线索解读了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第一篇文章探讨了目前农村社会的现实焦点问题"征地类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其治理",第二篇文章分析了一种常见的"农村社会冲突管理中     

城镇化背景下农村个体化趋势及社会治理转型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对个人管控的松绑以及经济方式的转变,农村社会结构日趋离散化,个体化趋势日益显现。社会成员从传统归属中脱离出来,以个人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成为行为的指南,个人选择的自由性与多元性增加。城镇化背景下的个体化变革给农村治理秩序带来了多重张力,也带来了制度再嵌入的困境。农村治理转型要在法治的基础上重建乡村社会认同、推进农村公共性建设,同时应注重将传统治理模式与现代治理制度、策略相结合。     

制度驱动与技术赋能：数字治理过程中政企价值共创机理研究

实现公共价值是数字治理的重要目标,广泛的政企合作则成为推动数字治理公共价值共创的主要力量。那么,政企行动者如何在数字治理中共创公共价值？相应的驱动机理是什么？这是数字治理必须面对与妥善应对的问题。已有研究主要从微观层面行动者的动机、资源与能力、属性与关系来理解数字治理中的政企价值共创行为,本文则从制度与技术关系这一中观与新的理论分析框架出发,运用杭州X区在瓶装燃气领域的数字治理案例,探讨政企合作进行数字治理公共价值共创的驱动机理。案例显示：数字治理中的公共价值共创是一个动态过程,经历了价值确立与共识达成、共同生产、模式扩散等阶段,共创了多维内容的公共价值（经济、行政、社会、服务价值）。这一成功的过程与结果来自于制度驱动与技术赋能的共同发力。这些认识,启示理论与实务界要破除简单的“技术赋能”,从制度与技术互动关系的视角入手,在政企合作中共创公共价值,实现数字治理的良好成效。     

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现状、困境及发展对策——基于全国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的分析

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有效的社区治理方式,是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的重中之重。当前,以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为主题的7个农村社区治理实验区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构建、社会治理难题化解、拓展社区公共空间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诸如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社会组织发育较为迟缓、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专业人才比较匮乏、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居民主体性缺失、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议事效果相对欠佳等现实问题。总结全国首批7个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经验,结合现阶段我国农村社区协商治理的实际状况,当前应加强农村社区党组织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健全农村社区协商治理人才的引进与培训,建构农村社区居民参与协商治理的主体性,形成农村社区协商治理机制与协商民主制度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