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非法运输、持有、携带枪支、弹药罪的关系和适用

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和非法携带枪支、弹药危及公共安全罪是新刑法第125条、第128条、第130条分别规定的犯罪。对于这三罪,原刑法规定不甚完备,除了对非法运输枪支、弹药罪由原刑法第112条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外,对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犯罪行为,原刑法没有作规定;对非法携带枪支、弹药危及公共安全的犯罪行为,其规定则散见于《集会游行示威法》、《铁路法》及《民用航空法》等附属刑法中,比照原刑法第163条私藏枪支罪处罚。这种立法上采用类推立法的规定,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不便。修订后的刑法总结历年来打击涉枪犯罪的司法实践,比较系统、完整地对涉枪犯罪行为进行概括、提炼,作出比较全面、     

危害公共安全罪若干问题研究(二)

作为新增罪名的非法携带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危险物品危及公共安全罪也存在有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非法携带枪支、弹药行为的非法性及其表现形式的分析研究,通过对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中非法持有的分析探讨,揭示出非法携带行为与非法持有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据此对现行刑法典第130条所规定的非法携带枪支、弹药危及公共安全罪与第128条所规定的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之间的公正性、均衡性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剖析.     

完善非法涉枪行为法律责任体系的路径探究

完善非法涉枪行为法律责任是推进依法治国重大战略任务中必不可少的关键一环,对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枪支管理和治理枪患等问题,在保障公共安全、惩治涉枪违法犯罪行为等方面收效显著。伴随社会的迅速转型和人民生活需求的日益增长,我国在非法涉枪行为法律责任的认定与追究等问题上,面临新的困难和挑战。基于此,应当从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综合加以完善:一是加强枪支管理立法,健全枪支管理制度;二是规制自由裁量权,平衡公共安全与司法正义。     

非法持有枪支罪的主观故意认定

天津赵春华案件发生到二审审判,直到现在,大多数人似乎都只是看见法院审判的不公正,枪支认定标准的不符合社会认识,甚至行政规章和刑法以及立法法的冲突。但是回归本质,我们认定该罪必须是具有主观故意,但是很可惜的是案件发生这几个月来,基本上理论界、实务界都没有解释对非法枪支罪的主观故意的认定。非法持有枪支罪本身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故意,我们应把视野从觉得大妈的冤屈和社会的无奈,在司法实践中禁止严格的前提下,转向非法持有枪支的故意认定,才是认定该罪的最直接依据。     

非法买卖枪支案件之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侦查非法买卖枪支案件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我国也在不同程度地适用这一有效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指导 ,实践中存在不少问题 ,影响了其效能的充分发挥 ,也极易侵害公民合法权益。鉴于此 ,本文分析了非法买卖枪支案件运用诱惑侦查的条件 ,提出了非法买卖枪支犯罪案件诱惑侦查中诱饵的设计方案 ,以及非法买卖枪支犯罪案件诱惑侦查的策略和方法 ,以期能对我国当前的缉枪实践提供理论指导。     

持有型犯罪研究

持有型犯罪是以行为人持有特定物品或财产的不法状态为基本构成要素的犯罪。近年来,持有型犯罪在实践中发生的几率不断攀升,而刑法中关于该类犯罪的规定却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为进一步完善立法,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本文将从持有型犯罪的立法价值以及如何更为科学地设置具体的持有型犯罪等方面来加以论述。     

行政立法的社会正当性

法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调整相互冲突的各种利益,因此,除了在司法上进行利益衡量之外,还需要在立法中包括在行政立法中进行利益的协调与平衡。利益平衡与利益衡量既有事前与事后、抽象与具体、前提与补充的差别,又有很多一致之处。行政立法上的利益平衡必须遵循以下标准: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排除不应当考虑的因素、尊重各种社会利益、利益位阶以及其他标准。只有符合公平正义的要求,达到合理妥当的利益平衡,行政立法才能获得实质的正当性。     

我国民用航空非法干扰行为的立法完善

按照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定分析非法干扰行为,准确界定"非法干扰行为"的内涵和外延,是完善非法干扰行为立法的前提和基础。对非法干扰行为的内涵缺乏统一的认识、非法干扰行为多元立法以及国际法向国内法转化存在的问题等成为制约我国民用航空非法干扰行为立法完善的主要因素。完善我国民用航空非法干扰行为的立法,首先要明确非法干扰行为的法律内涵,其次要加强非法干扰行为系统化立法以及立法的现代化进程。     

恐怖主义犯罪前置化处置研究

刑法对恐怖主义犯罪进行前置化处置的做法引发了传统刑法与预防刑法、保护法益与尊重人权、公共秩序与个人自由的二元博弈。在反思恐怖主义犯罪前置化处置引发的二元博弈的同时,应当承认恐怖主义犯罪前置化处置立法的正当性。司法实践表明,刑法关于恐怖主义犯罪前置化处置的条款存在立法与司法间的严重断裂,法律规定在司法实践中被扭曲,应当对这些条款的司法适用加以限制。     

《刑法修正案（八）》的批判性审视——基于刑事立法的语言学视角

刑法用语的明确性、严谨性和周延性,是刑事立法在语言上的要求。作为历次刑法修正中变动幅度、力度最大,也是最为全面的一次,《刑法修正案（八）》的颁布和实施必将成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对今后的刑事司法活动产生深远影响。但是也应当看到,《刑法修正案（八）》在刑法语言的规范性方面还存在某些不足。其中,总则部分的管制刑修改、累犯修正和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的刑法用语存在一定的问题,分则部分的危险驾驶罪、持有伪造的发票罪、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和盗窃罪之立法语言也存在可商榷之处。基于刑事立法的语言学视角对《刑法修正案（八）》中的具体条文进行批判性分析,有助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毒品犯罪案件认定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修订后的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毒品犯罪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司法实践中不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刑法理论界与实务部门看法不一。其中非法持有毒品问题,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问题,盗窃、抢劫毒品的定性问题,毒品犯罪中＂明知＂问题等,是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的难点问题。     

集资犯罪刑民并行处理模式之提倡--以被害人认定、救济为视角

司法实务在处理非法集资类犯罪过程中往往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刑民交叉问题，不同裁判模式的选择对于被害人救济以及司法公正的实现将产生巨大影响。但是目前各地法院在审理非法集资案件时裁判标准极不统一，既不利于维护司法权威，也难以有效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法律规定混乱是造成该类犯罪处理乱象的客观原因，非法集资过程中形成的民事合同效力具有独立性，应直接适用相关民事法律，无需依赖于刑事案件的审理，从被害人权利救济角度考察，刑民并行的裁判模式效果优于传统实践过程中刑事优先的做法。     

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罪立法问题研究

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残疾人、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和身心健康,也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通过对刑法修正案(六)中所增设的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罪的立法因由、立法构成中存在的问题、立法对策及实践适用中本罪的成罪标准等问题进行剖析,以期能有效地指导和服务司法实践,更好地维护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论刑罚的目的

刑罚的目的是刑罚理论中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话题 ,不论是在理论上 ,还是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 ,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刑罚目的的概念、历史发展以及当前我国理论界对刑罚目的存在争议的分析 ,在传统学说的基础上 ,认为我国刑罚的目的应当是直接目的与根本目的的有机统一。     

论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匡刑事立法和司法

期待可能性理论对刑事立法的借鉴意义主要体现在刑事立法应当融入伦理价值判断，应当关注弱势群体方面。在具体的立法设置上，不宜在刑法总则中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可以在分则中就一些具体问题作出规定。期待可能性理论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主要体现是，要求法官应当具备衡平观念，在案件的具体裁判中倾注道德判断。     

恐怖活动犯罪的目的犯性质探究——以宣扬恐怖主义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为例

恐怖活动犯罪特别是宣扬恐怖主义罪和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在司法认定中面临过度犯罪化和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难以统一的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缺乏犯罪目的的考察,因而有必要在立法上将恐怖活动犯罪设定为目的犯。参考不作为犯的分类,可以将恐怖活动犯罪分为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和不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恐怖主义性质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主要影响纯正的恐怖活动犯罪中的短缩的二行为犯即间接目的犯的认定。认定恐怖活动犯罪中的目的可以采取司法推定的方法,恐怖活动犯罪作为目的犯也可以是间接故意犯罪,同时也要在共同犯罪和罪数形态方面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具体考量。     

规范错案追究制,还原司法理性

错案追究制度是司法改革中为消除司法腐败,实现司法公正而推行的一项重要制度,但是,错案追究制度在运行中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本文从分析这种错案开始,研究错案追究制度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主张错案责任追究应与法官司法责任制度相结合,确立法官司法责任的主客观标准和程序标准,从法理学的角度对错案追究制度进行理论反思,提出我国司法改革步伐仍然应当保持理性。     

律师参与诉讼的现状、成因及对策分析

诉讼是律师执业的重要舞台,律师一直以诉讼作为其执业的主战场。律师制度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一直伴随并推动着诉讼制度的恢复、诉讼影响力的扩展以及诉讼制度的改进和完善。改善律师在诉讼中特别是刑事事诉讼中的执业环境,应当成为立法、司法乃至全社会关注的问题。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可操作性拷问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了刑讯逼供证据坚决排除的基本原则，意味着我国刑事司法向人权保障的积极迈进。在实务操作中，可行性是能否贯彻立法精神的关键指标。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存在若干可行性疑问，在非法证据界定、非法物证考量、毒树之果效力、警察出庭保障、被告人举证、讯问全程录音录像等方面尚待进一步细化完善，以增强可操作性，防止规则被虚置。     

试论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因隐名股东引起的纠纷层出不穷，如何认定隐名股东的资格，立法并没有规定，审判实践中没有统一的标准。隐名股东资格认定应当综合考虑隐名股东的存在类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确定了认定隐名股东的具体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