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界公共危机碎片化治理的困境与路径选择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社会高风险期,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与人为事故纠结在一起,在社会急速变化的过程中,各类公共危机问题被迅速地集中和放大,蕴含着不可忽视的各类风险,其中跨界危机的有效治理成为考验政府执政能力、风险化解能力的难题。跨界危机治理过程碎片化怪相,导致跨界区运作机制瘫痪,秩序混乱。整体性治理,无论从价值意义还是工具意义上,都高度契合跨界危机治理碎片化的逻辑修正。从治理理念、治理主体、治理规范及治理手段等方面全面推进整体性治理模式的建构对提升跨界危机治理绩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公共危机治理与问责制

从政府与危机的关系上看,当前我国的公共危机主要有三类:诱发型危机、原发型危机与关联型危机。从公共危机治理的角度来看,完善应急管理体系可以减少诱发型危机,而原发型以及关联型危机根源在于变革过程中所制造的风险,只有治理变革过程中风险,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这两类危机,特别是原发型危机的发生。在中国,问责制的出台直接来源于突发事件的推动。随着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问责时段从事后响应问责延伸到事前预防和善后恢复问责,问责对象也从行政官员扩展为党政领导干部。为了进一步推动公共危机治理,减少原发型危机的发生,现有的官员问责也必须向前发展至风险问责,即从问相关个人之责,推进到问政策、制度、结构、价值之责。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对策研究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对我国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当前,农村公共产品普遍短缺,已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效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对策是:增加政府供给;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建立和完善公共产品需求表达机制;实行公共产品投资主体多元化。     

试论我国环境执法的困境与对策

保护环境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和长远发展,是造福当代、惠及后代的事业。环境执法是环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国家环境目标任务的有力保障。但是,目前我国环境执法困难重重,障碍很多,环境执法难、执法软、执法不严、违法难究的现象还比较普遍。这已经成为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巨大障碍。本文通过对我国环境执法存在的种种困境进行探讨和分析,并寻求排除这些困境的相应对策。     

浅谈我国城市公共危机管理的现状与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发展也遇到了各类突发事件和公共危机的困扰,需要政府采取有效的预防、处理措施,建立综合型城市公共危机管理联动模式,努力破解公共危机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公共事物治理的困境及其克服

对公共事物治理向来有两派主张,政府派认为,由于公共事物的公益性及政府作为"公共人"的性质,由政府治理公共事物天经地义;市场派则认为,"理性经济人"的自利性及追求效益最大化会导致帕累托最优。因此,公共事物交由市场来治理能取得较高的效率。然而,目前两者都面临深深的困惑。仅仅靠某种单一的形式都是行不通的,必须建立多中心的、自主治理结构,实行广泛的公众动员和公众精神培养。     

公共事物治理的困境及其克服

对公共事物的治理已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本文首先分析了市场派在公共事物治理中面临的三种困境 :公地悲剧、囚徒困境、集体行动的逻辑困境 ,接着对政府派在公共事物治理中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分析 ,最后提出了克服公共事物治理困境的五条有效途径 :建立多中心治理结构、建立自主治理结构、提升政府能力、广泛的公众动员及培育公共精神     

我国现阶段的突发事件与公共危机管理

我国现阶段突发事件与公共危机管理具有若干转型期显著的特征,应通过建立有效的评估机制、决策机制,区别并关联突发事件与公共危机管理过程,避免陷入浪费公共危机应对资源库存,忽视突发事件“第一在场者”能力建设,把公共危机管理看成是应急性处理等误区。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近几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发,建立一个全面整合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提升社会整体的危机管理能力,是当前公共危机管理面临的最大挑战。因此,急需调动整合广泛的社会资源,要求政府、非政府组织、企业、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基于协同治理的角度,阐述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容框架,即内涵、价值导向和治理结构,并结合我国实际提出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混沌理论对走出公共危机决策困境的启示

些年来,能否及时有效地处理各种公共危机事件,能否在变化莫测的国内、国际局势中快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成为我国公共危机决策者需要面对的重大考验。混沌理论与公共危机决策表现出较好的内在契合,即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性、混沌中的分形及混沌的时空观,这为公共危机决策者更好地掌握时机、把握危机和寻找转机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混沌理论在公共危机决策中的应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在危机决策预测模式、危机决策组织及危机决策领导观念三个方面为走出公共危机决策困境拓宽了解决思路。     

治理语义的公共危机管理：主体及其角色

从治理的语义出发,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毫无疑问应发挥核心作用,并担负起科学决策者、信息发布者、主动作为者、常态管理者等角色。但除此之外,志愿组织、营利组织以及社会公众也同样应不可或缺的危机管理主体。例如志愿组织应可以承担专业咨询者、服务提供者、资源筹措者等重要角色;营利组织亦应充当社会责任履行者、贴近民心救助者等角色;社会公众则可以担当预警信号发出者、危机管理参与和信息反馈者等角色。     

基于协同理论的公共危机治理研究

本文主要从协同学的基本理论出发，从自组织理论、支配原理、绝热消去原理和奇怪吸引子四个基本原理进行分析，找出公共危机发生的根源所在，并提出了相应公共危机的治理理念。     

论中国的农村公共空间

中国农村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表现出许多问题,原子化状态的形式需要发挥公共性以及公共空间的作用加以调整。农村现有的公共空间包括小店型公共空间、红白事型公共空间等,它们可以发挥传承文化、促进基层民主发展、增强村民凝聚力等方面的功能,为了解决现有的农村问题,农村公共空间的发展具有很大的潜力。     

公共危机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定位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因其权威性、资源的优越性以及自身的使命理所当然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但是，日益复杂、影响日趋广泛和严重的公共危机频繁发生，使世界各国政府深感力不从心，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社会，希图从社会寻求力量。非政府组织因其特有的优势便悄然进入公共危机治理队列中，并日益成为政府治理公共危机的重要同盟军。本文试图论述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与政府的互动合作关系。     

公共危机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定位

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因其权威性、资源的优越性以及自身的使命理所当然成为公共危机治理的主体。但是,日益复杂、影响日趋广泛和严重的公共危机频繁发生,使世界各国政府深感力不从心,人们纷纷把目光投向社会,希图从社会寻求力量。非政府组织因其特有的优势便悄然进入公共危机治理队列中,并日益成为政府治理公共危机的重要同盟军。本文试图论述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以及与政府的互动合作关系。     

农民环境抗争、集体行动的困境与农村治理危机

当前,日益恶化的环境状况使得许多农民陷入环境抗争之中。由于农民群体的特性以及环境污染问题的复杂化,导致农民在环境抗争中的集体行动产生了困境。作为维护公平正义的地方政府由于治理能力缺陷以及利益因素的困扰,并没有扮演好保护环境、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职责,使得农民的环境抗争由体制内的利益诉求转向体制外的方式,甚至通过暴力手段去维护自身权益,对象也由污染企业转向地方政府,导致治理危机在一些地方出现。解决农民环境抗争问题的根本途径是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打破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利益联盟,使得地方政府能够中立地去解决环境问题。     

公共危机潜伏期中的无形风险及其预控对策

无形风险是公共危机潜伏期因意识、心态、思想、观念、精神等非物质形态因素导致的看不见的损失可能性和损失程度,其基本表征为社会心理失衡、公共道德失范、集体意识失同和风险认知失偏。预控无形风险是公共危机潜伏期的主要任务,应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着力提升无形风险预警的前瞻性;强化风险识评能力,着力提升无形风险预警的可靠性;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着力提升无形风险调控的人本性;筑牢矛盾调处防线,着力提升无形风险调控的实效性。     

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公共危机治理

借用共生理论的视角,区域可视为由区域内所有相关主体所构成的共生单元,通过相互作用和相互连接的共生模式形成的一个动态开放的共生系统。为应对区域危机巨系统,实现区域协调发展,需要纳入区域内众多基本共生单元,构建全主体、全风险要素和全过程应对的合作网络和制度平台,同时为之建立和完善基本的共生条件。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官员问责体系存在的问题分析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越来越呈现频发的态势.在公共危机管理中政府官员问责是重要的一环.公共危机管理的事前预防和事中应对都需要建立官员问责制,以有效预防和应对危机.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官员问责体系在问责主体、问责客体、问责法规、责任认定以及对被问责官员的处理方面还存在若干问题,对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官员问责制,以规范而又严格的对官员责任的追究来有效地进行公共危机的管理.     

安徽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困境及其对策研究

安徽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在国内起步较早,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壮大,但自身也面临着许多发展的困境。有鉴于此,拟从学理的角度去探究其面对的困境和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