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治理者”:村治权力网络中的宗族

宗族在乡村治理中正在以"非正式治理者"的角色发挥着作用。宗族不仅通过本身的组织,也通过村庄权力网络中的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村庄的治理。作为传统资源,宗族在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能实现"传统的现代转换",将有助于我国乡村社会民主政治的成长与发展。     

血缘村落民居形态研究——以山西汾西师家大院为例

中国传统乡村社会文化的强大惯性力量,构成了以"家国"为网络的血缘乡村社会结构,而血缘村落又以宗族关系为核心力量,建立起了共同的地缘关系,由此形成了宗族大院的民居形态。师家大院,是在师氏家族构成的血缘宗族村落中建立起的大院民居形态,在中国传统伦理制度和封建宗族文化的综合作用下,结合黄土高原的自然地理条件,创造出了血缘宗族纽带中的窑洞民居的文化精髓。     

和谐与冲突:社会变迁中宗族复兴与乡村治理的关系解读

80年代以来的宗族复兴对当代中国乡村治理有着双重的效应。一方面,它填补了村治的若干空白,一定程度地稳定和维持了乡村公共秩序,发展和维护了乡村的公共利益,并满足了社会变迁中的村民公共情感。另一方面,它又销蚀了乡政公共组织的权威,迟滞了乡村法治的进程,并影响着人的现代化,对乡村民主治理产生长远的消极影响。宗族复兴与乡村治理的这种双面关系,使得我们在谋求乡村政治稳定与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必须科学地全范围地统筹规划。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在乡村社会适当扩张国家权力的影响,必须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消减农民的地缘情结,必须积极借鉴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努力建设现代村落文化。     

论明清时期宗族组织在乡村治安中的作用

宗族组织是由具有父系血缘关系的各个家庭在宗法观念的规范下组成的社会群体。在明清,由于国家力量有限、礼治社会需要和宗族本身所具有的优势等,宗族组织通过族众发动、族规确立、族内司法等方式,在乡村治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借鉴明清时期宗族组织维护乡村治安的经验和教训,应正确看待当今的宗族重建现象,引导宗族发挥正向治安功能,防范其负面因素,服务于基层乡村治安。     

从路径依赖到情境依赖:宗族乡村治理格局的适应性演化——基于广东省3个宗族村庄案例的实证分析

宗族乡村本质上是国家社会关系转变的产物,其治理格局的演化与国家社会发展同步互动。因此,认识宗族乡村治理格局的演化逻辑,必须在我国的历史传承与乡村治理的当下实践中建构分析框架。“路径依赖——情境依赖”分析框架正是一种认识宗族乡村治理格局演化逻辑的尝试,它把路径依赖具体划分为延续性与变革性两个方面,延续性代表着历史传承,变革性则依赖于当下情境。而当下情境又具体化为制度情境、本土情境、事件情境三种类型,治理格局常常因任意一类型情境变迁而做出适应性改变,便是发生了情境依赖。路径依赖的延续性和变革性所催生的情境依赖,成就了历史传承在当下的互动形式,宗族乡村治理格局便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渐进演化。     

再部落化现象:乡村治理的新挑战——基于湖南H村的研究

农村政治生活正面临着再部落化的新挑战。湖南H村的个案研究表明乡村再部落化有如下特点:首先,村民在宗族自然村而不是行政村或更大的政治实体寻求安全、生活和公共服务需求等方面的满足;其次,部落时期的直接互动模式并没有因为现代科技的发展而消失,反而进一步强化了村民的血缘关系,宗族内部甚至家族内部交往成为村民互动的主要形式;最后,基于亲属选择的合作逻辑,宗族自然村取代行政村成为实际上的有效治理单元。这种现象给农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是宗族自然村在村委会选举和政治运行上高度对立,引起了乡村社会的进一步分裂;另一方面是这种分裂和对立也导致了乡村信任半径的收缩。这既不利于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也不利于推进人人尽责的集体行动,更不利于形成人人享有的分配结果。     

乡村治理中宗法秩序回潮的价值分析

宗法秩序作为我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固定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我国的社会生活与政治发展进程。当代中国中的宗法秩序,呈现了从镇制到回潮的命运起伏。尽管根源于传统农业经济与社会生存方式的宗族秩序与宗族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存在,它有着"历史的惰性力"。然而它的一定程度的时代性价值,亦加强了它对现代社会生活的影响。毋庸置疑,宗族秩序将长期存在,由此决定了乡村治理与宗法秩序将长期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状态中,即基层行政的发展无法摆脱宗法文化的影响,基层行政现代化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规范宗族活动及其影响的过程。     

古代宗族教育及其当代价值

在传统中国社会,古代宗族教育以其自身特点,对宗族子弟进行教育,这种教育不仅传承了我国传统文化,促进了个人以及封建社会的发展,也为我们当代的教育事业提供了借鉴经验。重视家庭教育、道德教育以及教育途径的拓宽都是宗族教育在当代的价值体现。我们应该进一步探析宗族教育的内涵以及当代价值,为现代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政治安全视域下的村镇宗族问题及其治理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宗族组织逐步"复兴",这已成为我国村镇地区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宗族组织给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建设带来多方面的问题,如任由发展会逐渐影响我国基层政治安全与稳定。我们应正视宗族问题,积极引导村镇宗族朝向良好的方向发展。     

角色冲突视角下农村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研究 ——以潮汕J村为例

软弱涣散的农村党组织会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动摇党的执政根基。位于潮汕地区的J村存在长达二十年党组织软弱涣散的情况。从角色冲突理论的视角来看,该村历任村支书和党支部成员大多数承担着党员干部和张姓宗族成员的双重角色,角色冲突的压力和潮汕地区根深蒂固的宗族观念使得他们往往选择维护宗族利益而对政策的执行进行变通甚至阻挠。要解决这一问题,既需加强对"以人民为中心"的信念教育和完善民主制度建设,也需根据地方特点发挥潮汕地区宗族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     

乡村社会的秩序建构与国家整合——以公共空间为视角

公共空间是乡村社会维系自身稳定和发展的整合机制,又是国家控制和管理乡村的社会基础。传统时期以士绅为定型力量和组织因素的乡村社会被逐渐"下沉"的国家政权瓦解,直至乡村内生力量全面萎缩,国家全面控制乡村社会。改革开放后,在政策的松动之下,乡村社会力量逐渐成长,但市场经济发展和技术变迁等因素又消解了不少刚成长起来的乡村公共空间,加之此时国家的逐步"退场",乡村社会因而遭遇困境。但新农村建设中,新的社会力量的凸显和国家的"回归"又共同催生了新型的乡村公共空间,给乡村秩序的重构和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重新整合带来了曙光。     

宗族化模拟与腐败问题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政治生活中的行政文化在一定层面也得以延续,其中宗族化就是一个鲜明的特征。人情化色彩浓郁,成为这一行政文化功能的主要表现。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完善,这一思想又有了新的畸形发展,出现了"宗族化模拟"现象,复制扩大了它的影响面,往往造成严重的腐败。     

宗族文化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

宗族是农村村民以其共同的血缘性和地域性自发形成的一种特殊性的群体组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伴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土崩瓦解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我国广大农村政治上开始推行以村民自治为主体的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之前被严重打压的宗族及其滋生的宗族文化趁机开始复兴。宗族及其文化在农村的复兴活跃,对当前农村实行的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浅析宗族(家族)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社会转型将乡村治理推向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由于社会环境的历史性变迁,现在宗族已不同于传统的宗族,表现出了新的特征,但其活动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仍有不容忽视的影响。乡村中,村民选举、村级民主管理等有利于农村民主化、乡村治理的活动往往受到宗族(家族)的影响,部分村民的权益容易被忽视或受到侵     

宗族在村治权力分配与运行中的影响分析

在1999年直选前,村干部的选任虽然通过乡政"任命"或"指选"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完成,但还有另一只"看不见的脚"在起作用:宗族通过实力原则、裙带传承、亲缘网络等方式影响村治权力的分配.由于宗族背景的不同,村干部所享有的权力分量及其工作方式与方法也受到影响.因此,宗族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基础性权力资源,它正在以新的机制和方式影响着村治权力的分配与运行,并与国家权力发生着互动.     

农村村民选举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变化——对4省市68个村选举的跟踪观察和研究

作为对村民委员会选举状况的跟踪调查,本文的分析表明,与前两届相比,第三届村民直选的质量在江西和山西两地均有所提升。在各种社会性影响力中,县乡指导小组和村民选举委员会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宗族的作用力并不明显。宗族对选举的影响,依然主要表现为选民投票的宗族取向。选举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正朝着促进和谐、团结的方向迈进。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宗族两面性及其未来

农村宗族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宗族价值观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存在本质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农村宗族的存在可以作为一种制衡性力量,帮助农民抵御地方政府和黑恶势力的不正当干预,从而保障村民自治的正常开展。随着村民自治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开展,宗族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的本质性矛盾将日渐凸显。未来宗族将逐渐退出农村政治领域,蜕化为以血缘为纽带的文化组织。     

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中国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路径探析

在中国传统乡村的现代化转型中,乡村政治仍没有摆脱血缘政治与地缘政治的束缚,经济形态、组织形态、观念形态的封建残余仍在侵蚀着乡村民众、自治组织、乡村政权和干部,严重阻碍了乡村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因此,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是乡村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路径.     

试析明清时期制约华北宗族发展的主要因素

明清时期,在官方政策的调整、鼓励之下,宗族组织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普遍出现。宗族建设"南强北弱",相对于蓬勃发展的江南或华南地区,华北宗族的发展较为迟滞,建设不足。究其原因,明清以来华北区域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是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互动——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

乡村混混与村落、市场和国家的交互作用,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政治社会现象,构成我们深化理解乡村社会性质和乡村治理基础的新视阈。一方面,乡村性质决定了混混群体在与村落、市场和国家三者的互动中,表现出不同的群体特征、行为逻辑和生命轨迹。另一方面,乡村混混等农村灰色势力又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非正式的基础,影响乡村治理的诸多层面,从而构成了乡村治理的非正式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