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适用性再审视

20世纪初以来,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当代适用性一直是学术争论的焦点之一。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发展趋势构成了“帝国主义论”的理论“硬核”,这也是评判该理论当代解释力的重要标准。帝国主义发展历史与现实显示,垄断形式变化并未改变帝国主义的垄断本质,垄断程度随着帝国主义的发展不断加深。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看,列宁所指出的帝国主义的垂死性与帝国主义的调整能力并不冲突,两者无法相互否定;由于帝国主义自身所具有的寄生性、腐朽性及基本矛盾,帝国主义必然向更高级社会形态过渡。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帝国主义国家糟糕的防疫表现与社会主义国家成功的战“疫”成就形成鲜明对比,社会主义的制度优越性展现得淋漓尽致,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将很可能是大势所趋,列宁“帝国主义论”并非“明日黄花”,反而会“历久弥新”,成为解释和指导实践的重要理论武器。     

区域创新视野下的天府新区建设初论——兼议“新区之惑”的破解

从区域创新视野来分析,天府新区建设要从从营造优良的区域创新环境、培育弘扬科学精神的创新文化、积极开展创新主体间的产学研合作、加强中介组织网络化建设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天命之性“容说”与否——论二程理学之间的关系

二程学说之间有着共同开创、不断发扬的前仆后继关系,程颐后来建立的理学体系实为对程颢未竟事业的推进与完善。程颐区分性、气,提出"性即理",既内含性、气,又以心、性、情三者为一,给理的认知提供了本体依据。从而明确论述了在程颢那里"不容说"的天命之性,为之找到本体的挂搭处。而"涵养须用敬",格物之初需要人心有意为之的观点,也使程颐的工夫论克服了"生之谓性"与天命之性的矛盾,为理的认知找到了现实的可下手处,在理学体系上较程颢进了一步。     

道光朝第一冤案——“台湾之狱”

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在道光朝"台湾之狱"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穆彰阿与耆英、伊里布、黄恩彤等人内外联手制造了"台湾之狱"。与达洪阿相比,姚莹是"台湾之狱"的主要受害者。     

论“中国之治”的三重逻辑

全面理解“中国之治”的理论内涵与重大意义,需要拓展观察视角,通过多重逻辑加以分析和阐释。从历史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经历了初步探索阶段、不断深化阶段和开启“中国之治”新篇章的新时代阶段。从理论逻辑上看,“中国之治”正向着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不断迈进,它的最大逻辑在于党的领导,前提在于制度化建设,价值依归在于“以人民为中心”。从价值逻辑上看,“中国之治”的意义在于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中国之治”新篇章的开启开辟了国家治理现代化新境界,同时“中国之治”也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谨而信”——传统蒙学的说话之道

传统蒙学致力于与日用伦常息息相关的切近之事,其中必然囊括生活日用的说话之道。"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此语便为传统蒙学的说话之道定下了"谨而信"的基本论调。"谨"指言语慎重,不多言";信"指言语诚实可信,不妄言。传统蒙学对蒙童"谨而信"说话之道的要求是对儒家"非礼勿言"礼教规范的践行,以期蒙童日渐近仁,得以锻造成为圣贤的坯璞。     

补精神之钙 尽心中之责——对高校基层党组织践行“三严三实”的思考

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也是落实"三严三实"的基础。以信仰为精神之钙,是践行"三严"的前提和基础;尽心中之责,是践行"三实"的支撑和保证。作为高校基层党组织,坚定理想信念,恪守岗位职责,要通过不断学习和不懈追求来接受党的教育。坚守信仰,把"三严"内化于心;践行责任,把"三实"外化于行。     

再识“中国之治”:中国共产党对农民政治认同的分类建构北大核心

中国共产党依据个体性标准和区域性标准分类回应农民利益诉求,以增强农民政治认同。中国共产党建构农民政治认同的经验可以归纳为“分类建构”。“分类建构”的运作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网络,显著特质是动态调适,思想源头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念,发展方向是精细化,作用机制包括四重:一是分类施策带来的精准效应;二是身份认同带来的传递效应;三是突出重点带来的感召效应;四是覆盖面广带来的全局效应。“分类建构”对解码“中国之治”有所裨益。     

对哈尔滨创建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的研究——基于深圳经验

深圳作为我国第一个成功申请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的城市,其从申请成功到高质量发展历经十五年的时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作为以“创意设计之都”为发展目标的后发城市之哈尔滨,如今也站上了机遇与政策相叠加的新风口,不仅要立足自身特点和优势,夯实基础,扬我所长,而且也要借鉴深圳成熟经验,为我所用,加速成长,缩短差距。为此,哈尔滨应做好三篇大文章：一是构建创意设计产业生态链,为哈尔滨创建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筑牢基础;二是厚植设计产业发展的优质土壤,为哈尔滨创建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创造一流环境;三是培育国际影响力,为哈尔滨创建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设计之都提升品位,扩大视野。     

学术与生活走向统一还是对立——读“《社会学的想象力》附录:论治学之道”有感

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在深入批判宏大理论与抽象经验主义两种研究风格的同时,建构了一座新的方法论思想大厦。米尔斯的方法论思想的意义是双重的,即学术性的和道德性的。从学术上来说,米尔斯完整地给我们呈现了一套如何做社会学研究的方法;从道德上来说,米尔斯企图唤醒社会学者应有的价值关怀之情,自觉地承担起自己的学术职责而直面当代社会的实质性问题[1]。     

“无知之幕”后的平等与正义——试论罗尔斯的正义观及其基本原则

罗尔斯关于平等与正义的理论多出自《正义论》,其逻辑起点是原初状态,原初状态最突出的特点为"无知之幕"。"无知之幕"下的原初状态作为一种可能性状态,其出发点引发了许多关于创造正义和检验正义的争论";无知之幕"的正义观有两个基本原则:基本自由原则,罗尔斯也论证了功利主义原则的不可行性;差异原则,涉及程序性正义和补偿性正义的哲学原理。     

论量的自身规定性——再评“部分质变”

本文把对量的研究和对部分质变概念的考察结合起来,以唯物辩证法为根本依据并参考作为质量互变规律诞生地的黑格尔哲学,对量的连续性和分离性、排他性和非排他性以及绝对性和相对性等作了探讨,认为定量和纯量、质和量以及整体和部分都只具有相对意义,而且,部分的变化只是非常单纯的量变。     

超越美的美——再论文学语言“地方性”问题

进入新的世纪,随着传媒神话时代乘风破浪而来,给人类社会各个领域都带来了变革性的影响。其中,在传统文学领域中主要表现在构成文学语言的文字特色上。普通话和书面标准用语的垄断对弱小的地方特色语言形成了不小的冲击。透过这一现象,衍射到文化内里来看,文学语言审美个性的逐渐消解,文化差异性美的倒戈对一个民族文明的前途来说都是值得深思和忧虑的。     

对“城中村”性质与作用的再认识——以广州市为例

＂城中村＂是中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特有现象,是一种介于农村与城市社区的过渡形态。＂城中村＂本身的存在与发展又是具有生命周期的,＂城中村＂改造应该建立在基于对＂城中村＂性质与作用的正确认识基础之上。＂城中村＂不是城市的毒瘤而是城市的伤口,不是进行简单的切割就能痊愈的,它需要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     

阳明“理欲”关系窥探——基于对《拔本塞源论》的考察

《拔本塞源论》作为王阳明晚年的重要著述之一,其包含了“万物一体”“圣人之学”“理欲之辩”等重要思想。而其中对理欲关系的阐释更是切中与精练,这不仅体现在他把理欲关系与其他思想结合在一起论述,从而更加通透地阐释了这一学说,既区别于程朱理学所言之理欲的内涵,又从心学的层面对其进行新的赋义;而且更可以从中窥见理欲关系在其哲学体系中的地位,即理欲关系作为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贯穿于其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学说之中,并统摄这些思想。继而由对“理欲”关系的立与破,一方面阐发其心学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导归圣人之境,以承继儒家道统。     

再探“哥白尼革命”——论康德哲学的价值归宿

康德的"哥白尼革命"标志着康德在哲学史上的卓越贡献,这次革命是对旧形而上学的清算和调解。后来人们习惯用哲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去概括《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以表明"哥白尼革命"与康德哲学的关系。而康德从未使用过"哥白尼革命"这一术语,事实上他只是在再版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序言中提到过哥白尼,在这里他想表明的则是哥白尼的最初观点。本文将结合"哥白尼革命"的提出背景,重点探析"哥白尼方法"与整个康德哲学的关系,并浅析这一场"革命"的意义。     

“道法自然”与不言之教——中国道家美学思想的理论启示与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道家哲学在"道法自然"的哲学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不言之教"的文化教育理念,同儒墨所谓的言语教化、礼仪教化等思想有诸多不同,其最大差异为突破了"言语是非"之争,偏向于佛家"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思想。"不言之教"不等于"不可学"、"不可教",而是遵循人性的自然之法,实现其教育的无为而无所不为。"不言之教"在中国传统显学教育方式之外展现了深刻的教育启迪与实践意义。     

“儒学开明论”质疑——儒学的性质与国学的定位

儒学开明论的要害在于看不到儒学的性质取决于其思想体系的历史性,而不取决于其思想成分的复杂性。仅据若干民本开明语录,掩盖不住其整体上耦合于王权的千年意向。其民为邦本等外在言说,奇特地背附着三位一体的专制亡灵,严重钳制中国人的心智,阻碍着他们超越传统、迈向现代的脚步。近代兴起的国学,本身就蕴涵着突破传统儒学束缚,阐旧邦以辅新命,别立新宗的时代精神,因而成为传统活性因子既突破旧体系又得以保存的新教伦理。     

关于“异端论”的再认识——兼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临界转型

"异端论"客观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其与"正统论"辩证对应.以实践标准检验它们正确与否.是处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有正常形态和非正常形态,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的表现.立基于实事求是的根基性原则,要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临界转型中的"异端"和"正统"问题.     

走出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式理解——斯大林“地理环境论”再反思

斯大林的地理环境论着重强调的是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而把包括地理环境在内的其他要素置于一个辅助的地位,这种理论在其观测的维度和理论视阈内是有其合理性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就开始对斯大林的地理环境论提出批评和反思,但并不彻底也不全面,其根本原因在于未能从对唯物史观的教条式理解中摆脱出来,因而不能以真正客观辩证的态度看待生产方式与地理环境以及其他要素之间的多维联结和耦合互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