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校车立法浅析

近年来,各地校车事故频发,造成人员伤亡。使乘车难的问题成为了阻碍义务教育进程的一大障碍,从中反映出我国校车立法、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结合国外校车安全立法,提出立法建议:一是从法律层面上来管理;二是对校车统一协调管理。     

农村校车服务与安全保障的政府责任界说——基于肯斯多元分散公共服务提供系统的责任框架

校车安全问题是当前农村教育安全的首要问题,农村校车服务的提供是政府、社会和市场多元主体的共同责任,但政府责任居于最为关键的位置。采用肯斯的多元分散公共服务提供系统的责任分析框架,结合近年来农村重大校车事故的责任实现,对校车服务的政府一方进行研究发现,社会转型期的政府与社会责任边界不清,政府与公共服务多元主体、服务对象间自由裁量责任、法律责任、协议责任、预期责任失衡是导致事故频发和校车服务严重不足的重要体制性因素。因此,最大限度上预防校车事故的发生,需要重新厘清政社关系边界,调整政府职能,优化政府与社会之间的责任区间,推动政府多维责任的落实和与社会合作治理。     

海阳市初中生校车安全调查研究——以里店一中为例

近年来校车安全事故频发,农村地区校车安全已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文章就海阳市初中生校车安全影响因素进行调查,了解校车安全现状,并提出以政府为主体,协调教育、交通、公安等相关部门的职能、完善制度、法规建设,建立合理、高效的校车安全管理体制、建立统一的校车运营管理模式、支持教育优先发展、明确学校和校车服务提供单位保障校车安全的责任,加强校车监管力度的解决措施。     

校车安全与儿童权利保护:儿童福利的视角

校车安全本质上是儿童安全。校车安全事故频发既有来自观念上漠视生命的传统、也有技术上校车安全标准过低以及制度上立法滞后等诸多因素。校车具有的公益属性及校车安全事故救助的福利性要求我们将校车安全纳入儿童福利体系。通过采取制定和完善相关儿童交通安全立法、强化校车安全的执法与执法监督等法治对策,可达保障儿童交通安全之目的。     

消除校车安全阴影

频发的恶性交通事故,暴露校车行业存在已久的弊病     

大力度推进“校车安全工程”——兼论国外校车安全管理经验

近年来,校车的投入运行为解决孩子们上下学交通难的问题发挥了较大作用。然而,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它们的安全状况令人担忧。大力度推进我国"校车安全工程",应借鉴国外经验,构建校车管理法律体系,落实校车相关标准,完善与校车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明晰政府部门的校车运输安全管理职责,加强校车运输安全管理;根据地区差别,因地制宜、合理配置校车资源;充分发挥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种机制的作用,探索多元化的经营模式。     

探析都市类报纸对校车安全议题的建构——以《三秦都市报》为例

甘肃正宁"11·16"校车事故将人们的注意力一下吸引到被一直忽视的校车安全问题上,作为信息传递者的大众传媒对于校车安全的报道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意见市场"。而在校车安全议题的建构上,都市类报纸因其定位民生的特点也使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议题建构的重任。将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通过分析《三秦都市报》对校车安全的报道来展现都市类报纸对此议题的建构现状,探讨其做出的努力和存在的不足,最终提出可行性建议。     

校车安全:教育的使命与政府的责任

解决校车安全问题,就校车论校车是不够的,应该将它放到教育系统和整个社会系统中统筹考虑。从"物品效用的可分性"这一自然属性看,校车不是公共物品;但是从体现"个人自由"、"社会公正"等社会属性看,校车是政府的责任。财政投入不足直接导致校车安全事件的发生,均衡配置教育资源是解决校车问题的必要前提。校车安全的问题是教育的问题,更是社会的问题,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本在于建立宪政秩序。     

美国总统座驾要给校车让路

<正>现在的大街小巷里,每天都有无数的机动车在奔跑,其中,不乏有全身为黄颜色的校车在接送学生们。这些车辆每日穿梭在各个路口,享受着一般车辆所无法享受到的"特权"。近年来,中国各级政府对于校车的安全问题一直高度关注和重视,国务院已责成有关部门制订校车的安全条例,抓紧完善校车标准,做好校车的设计、生产、改造和配备等工作,并     

美国校车产业发展的启示

随着公立学校的普及,19世纪末美国的乡村地区出现了专门接送孩子上下学的校车。到1910年,学生交通计划已在30个州被程度不同地采用。到现在,美国的校车已经成为普遍认为安全性能最高的车辆,国内有专门的厂家负责生产校车,所有车辆均为“客车的设施、卡车的骨架”。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校车安全问题何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是理解《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得以快速发布的关键。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多源流理论视角对校车安全的源流发展、焦点事件和政策行动者等方面进行整体分析,研究表明:校车安全政策议程是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之时推动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汇合的结果。相比垃圾桶模型、触发机制模型和议程设置理论,多源流模型在本案例中更具解释力。同时,多源流模型面临中国情境,源流之间存在相关性,而非完全独立。拥有双重身份的政策企业家具有从政府机构中打开"政治窗口"的可能性,这为多源流模型的本土化应用与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考察的角度。最后,指出阻碍校车安全政策议程设置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不通畅、政府部门对焦点事件处理能力和水平不高、管理权限划分模糊。为此,应创建有效的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积极关注媒体舆情,扩大问题来源、科学合理划分管理权限。这些问题及对策对于其他政策领域也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研究对政策制定者的启迪所在。     

“中国式”校车的典范:辽宁首款黄海造“长鼻子”安全校车驶进省人代会

辽宁省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2012年1月召开期间,代表驻地出现的崭新黄色"长鼻子"校车,引来众多人大代表围观,这是丹东黄海客车刚刚下线的首款长头设计安全校车.省人大代表、辽宁曙光汽车集团总裁、丹东黄海客车董事长李海阳介绍说,这是按国家新标准生产刚刚下线的新款校车,大连保税区成为首个用户,3月1日新学期开学,当地孩子们就能坐上这款新校车了.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董事长李进巅:四因素致中国校车规范安全问题亟待解决

第一,车辆安全难以保证.目前,中国缺少国家标准规范、检验合格的校车,而大部分是用一些公交车、面包车甚至农用三轮车以及一些过期、报废的车辆替代校车,非常不安全.第二,学校缺乏购车资金.现在,中国生产校车的企业以及主流客车生产厂商都在生产一些国家规范的校车.但是,由于购买校车的资金没有纳入到教育经费当中,财政没有专项款项,导致学校没钱购买,只好用一些其他车辆来代替.第三,校车运营困难.国家对公交车运营给予补贴.     

农村校车服务供给的公共理性困境及其选择

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校车服务供给面临种种公共理性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政府对校车服务供给程度的认识分歧、农民参与校车决策的制度障碍、校车市场的供需矛盾、校车服务的效率和公平难以兼顾、校车政策的执行偏差。借助于公共理性分析框架,农村校车服务若要实现有效供给,必须重视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差异性与异质性。在政策讨论和对话的基础上,各方利益主体建构起公共理性的理念,为政府的权力理性、农民的意见表达和学生的伦理诉求尽可能提供各种可行渠道,最终实现农村校车服务的健康发展。     

特别事故中的人大特委会调查制度研究

当前我国事故频发,而事故调查制度欠完善,并未充分发挥其彻查事故的作用。人民代表大会特别委员会作为权威的第三方调查机构可以实现对事故的有效调查,弥补当前事故调查制度的不足。在借鉴相关学者观点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启动人大特委会程序的必要性,据此提出在特别事故调查中启动人大特委会程序的基本构想,并简述了启动这一程序需克服的障碍。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毅中:事故“易发期”更需有所作为

GDP人均1000～3000美元这个区间,是安全生产事故的“易发期”。目前我国正处在这一阶段。“易发”不等于“高发、频发”,安全监督工作更需有所作为。     

浅析蓬莱19-3溢油事故的环境及政治经济影响

在当今石油资源占据重要战略地位的时代,海上石油资源的开采逐渐频繁。由于海上石油资源的环境特殊性,海上石油资源的开采多采国际合作的方式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溢油事故频发,尤其在2011年发生的蓬莱19-3溢油事故,引发了人们的广泛思考,这次事故由相对较小的溢油量,引发了后来一系列较大的影响,对政治、经济和环境都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拟对蓬莱19-3溢油事故的分析,来探讨国际石油合作中溢油事故的处理问题。     

安全生产:加强管理杜绝人祸

随着经济生活日益活跃,各种安全生产事故呈现频发态势伤亡人数最多的是交通事故和矿山事故。靠老办法实现安全生产显然是不行了,新形势对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了农村孩子的求学梦——福州民进持续关注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

<正>我国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是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是教育发展的大势所趋,势在必行。从长远来看,只有通过实施新一轮中小学布局调整,才能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教育均衡发展。近年来,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农村地域广阔,实际情况各不相同,在实行统一的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时也产生了诸多问题。2011年,随着校车事故的频发,从传统媒体到网络,一场对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的反思开始蔓延,社会各阶层也开始对新一轮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发出不同     

论事故发生后的思想工作

铁路运输具有行车速度高、作业环节多、昼夜连续运转、运行控制自由度小等特点,因此,安全保险系数较低,事故随时可能发生。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说,最好是不发生事故。但是,事故的发生,往往不以人的主观愿望为转移。管理得再细,教育得再深,控制得再严,安全周期再长,都排除不了事故的再度发生。所以,探讨事故发生之后的思想政治工作,应当提上议程。事故是企业生产活动的非常状态。事故发生后,人们的思想、心理、行为也立即处于非常状态。这种非常状态表现为:事故救援的急躁忙乱;部门之间的相互推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