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健全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是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环境法学界、实务界的共识。本文从我国目前严峻的生态环境形势切入,界定环境公益诉讼在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中的地位,分析了环境公益诉讼的进展和存在的主要障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健全完善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对策建议。     

刑事司法环境问题初探

刑事司法环境,是指与法院刑事司法活动有关的各种因素的总和,包括司法前提、司法主体、司法文化环境、社会体制和价值观念等一系列影响刑事司法活动的因素。良好的刑事司法环境有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但我国刑事司法环境的现状不容乐观。通过加强法官队伍建设,通过自身工作增强司法公信力,理顺司法权和政治权的关系,实现政治影响刑事司法的程序化与合理化,全面建立司法救助制度等措施,可从根本上能动地改造现有刑事司法环境。     

“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生态环境立法的完善

广西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门户,具有山清水秀的生态优势,是维护珠江下游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但"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其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面临巨大的生态环境压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需要依赖区域生态环境立法的保障,通过梳理广西现行生态环境立法状况,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其对广西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存在的不足,并提出完善建议。     

论生态危机根源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主要任务

生态系统与环境、资源之间既相互联系又各有区别,是"一体两用"的关系。生态系统为"体",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环境、资源是人类出于生存发展需要对生态系统的两种用途。生态、环境、资源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人类对资源开发利用方式不合理,过度开发,导致的生态环境退化,利用粗放、效率不高,不仅加速资源耗竭,还造成资源过早转变为废弃物形成污染源,污染生态环境。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健康、环境良好、资源可永续利用的目标,关键需要"强体善用",加强生态保护与建设,完善环境污染防治体系,合理开发利用资源,此外,还离不开完备的制度体系保障和全社会生态文明观念的牢固树立。     

成都平原经济区建设生态经济区战略研究

成都平原经济区处于长江上游 ,动植物资源丰富、地貌类型多样。区域森林覆盖率较高 ,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生态经济发展有一定基础。但是 ,区域污染和水土流失仍然较为严重 ,生态经济发展还不强 ,水资源日益紧张。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极为密切 ,为此 ,区域应建设生态经济区 ,发展生态经济、树立生态经济观、实施污染与环境一起治理的方略     

进一步健全陕西省生态保护补偿机制问题探究

陕西省是我国生态环境重点治理区和重要生态屏障,要实现其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必须建立完善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文章在分析总结陕西省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实践探索成绩和不足的基础上,提出应从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法规体系,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关键环节,建立健全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立有效的生态保护补偿监督奖惩机制,发展环境权交易市场、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     

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与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

加强被害人权利的确认与保护,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刑事司法人权保障的重要趋势.我国刑事被害人权利保障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相比有一定的差距,应合理吸纳联合国司法准则中被害人权利保障的内容,构建恢复性司法,完善被害人赔偿权和援助权的保障机制,建立国家补偿制度,以全面有效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生态文化视野下泰山生态治理体制的反思与构建

随着泰山观光旅游人数的增多,泰山风景区生态环境超负荷运转,严重威胁着整个生态环境。本文根据泰山生态环境现存状况,究其导致环境恶化的原因,以环境侵权责任为出发点,健全泰山生态环境保护机制。重塑泰山生态治理体制的任务长期而艰巨,且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因此,构建科学有效的泰山生态治理体制对于泰山生态环境的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环境保护亟待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第19条规定“完善对污染受害者的法律援助机制．研究建立环境民事和行政公诉制度”。     

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建设

生态城市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交互作用的高级阶段.它的目标是:城市社会功能整体性--和谐生态--平衡发展.城市生态系统构成,即城市生态区、农业生态区和特定功能的半自然生态区(生态敏感区),构建一个简洁清晰的生态结构体系.城市生态分析落脚点在于城镇的污染控制和理性发展,城镇生态环境的好坏关系到整个区域生态能否良性循环.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乡镇少量且集中的工业点源较易监控, 传统的煤烟型污染得到明显扼制,所以要建生态城市,要以生态理论为指导,以合理开发利用资源为核心,必须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作出长远规划和保护对策.     

新形势下广西司法改革和司法公信力研究

广西司法机关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大力推进司法改革,司法公信力有所提高。但是,司法改革本身以及司法公信力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可从深化司法改革、规范司法行为、改善工作作风、补齐案多人少和执行难短板、优化司法运行外部环境入手,提升司法公信力和群众满意度,为营造团结和谐的广西社会生态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     

刑事司法叙事视角中的证据问题

刑事司法叙事视角中包括的证据问题主要有:证据绝对数量上的不足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运用证据准确认定案件事实是相对的,这是刑事司法叙事得以产生的前提;证据规则设定的限制条件,决定了通常情况下刑事司法叙事是围绕证据进行的技艺展示;人们对证据感知的主观性,决定了刑事司法叙事是一个借题发挥的过程;通过科学技术获取的证据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决定了刑事司法叙事是一个不断接受检验并避免"科学证据至上"片面性错误的过程;许多情况下由于人的前见占支配地位,从而导致刑事司法叙事其实是一个受前见引导的关于证据的想象建构过程;所采用叙事策略的不同,决定了针对同一案件、同一事实的刑事司法叙事会产生不同的版本和结局;由于证据总是按照一定的观点收集而来,这导致证据调查有可能被动迎合刑事司法叙事的需要。     

论检察机关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的关注

由于制度设计、司法传统、刑事司法政策等原因,检察机关对被害人关注不够,使以保护被害人民事诉求为宗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实践中有许多缺憾.以域外法制和诉讼原理为视角,可对检察机关与被害人的关系重新整合.     

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再探——生态效应的外部性视角

外部性是生态环境问题形成的原因。外部经济性的生态资源未得到有效补偿,出现效应大于收益,甚至收益不能弥补成本,使部分人或地区守着富裕的生态资源却过着贫困落后的生活,导致生态资源供给、维护上的不积极、不作为、甚至人为破坏;而污染等外部不经济行为的私人生产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使环境污染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生态资源供给不足和破坏严重加速了生态环境问题。生态补偿是对生态资源外部效应的矫正。对外部经济性的生态资源提供者给予补贴,以提高收益,鼓励其增加供给,而对外部不经济的污染制造者给以征税、罚款、收污染费等措施,以提高其边际成本,减少供给,以制度强制约束或激励企业的生态外部性行为。从区位上来说,生态资源优势区位通过生态补偿既体现了人们为保护良好生态环境所付出的劳动等代价,又提升了其从事生态破坏的机会成本,使既有生态资源得以持续保护和永续利用。     

基于循环经济的中国“绿色税收”体系的构想

面对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严峻形势,借鉴国外成功经验,构建我国绿色税收体系,是改善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保护资源、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通过对投资于防治污染或环境保护、节约资源的纳税人给予税收优惠,对产生污染的行为、产品和污染物实行课税的方式,来控制环境污染,提高环境质量,保护资源,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少年司法价值理念之哲思

少年司法是严峻司法制度中显现“人性之光”的绿洲，是以少年违法犯罪处理为中心的法律制度总称。其根据少年身心特点，以保护为出发点，采取刑事与行政相结合的方式建立的处理少年违法犯罪行为的现代法律制度。随着我国少年司法工作的深入开展，应不断推进理念制度创新，以更好地保护少年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搜查制度与借鉴

我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刑事搜查制度各不相同,然而搜查一般都应遵循司法审查、特定性、合理根据、人格权保障等原则。为加强两岸间交流和保护人权,我们可以借鉴台湾地区刑事搜查制度的经验,逐步完善我国的刑事搜查制度。     

民国时期我国刑事司法状况探析

刑事法治的实现不仅要有优良的法典,而且也要有稳定、客观、公正的司法适用.民国时期,虽然效仿西方制定了优良的法典,但由于受超前刑事立法、刑事司法环境的缺失、司法体系不完备、法学教育不发达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制定出来的法典并没有很好地被适用,进而也没能起到改造社会、塑造社会的作用.     

从于欢案看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中的若干问题

于欢案个案中反映出普遍性的问题,主要有正当防卫认定难、缺乏必要出罪事由和人民陪审员制度亟待完善等。为了解决刑事司法中存在的上诉问题,需要完善对刑法正当防卫规定的解释、加强对公民人身权利的刑法保护、适当转变刑事司法理念。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及其司法化研究

正确看待法治的本质内涵，合理调和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之间的张力，将“罪刑法定”与“与时俱进”有机结合起来，实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势在必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司法化不是单纯地“用政策代替法律”，而是充分借助刑事政策的灵活性来弥补刑事法律僵化落后的弊端，最终在程序合法的司法环境下，实现实质的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