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监察委员会的侦查权及其限制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正在进行,中国的反腐已从"个案震慑"进入"新常态机制"。多年来,尽管中国政府的反腐力度逐年加强,也取得了相当不俗的成就,但由于权力体制的特殊性及职务犯罪的复杂性,时下的反腐体制还有一定程度的不足。监察体制改革的一大核心便是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权转移至国家监察委员会,改革所涉内容大体反映了理论界及实务界对职务犯罪侦查改革的思考和认识。但也应看到,此次改革所涉足的核心内容并非全无争议,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还有待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后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变动,尤其是新形势下国家监察委员会侦查权的相关限制。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路径

结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试点阶段和全国范围内初步推进过程中的创新实践,在继续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如监察机关运行机制的理论困境、监督和制约监察权的力度薄弱、监察权的独立行使缺乏保障、合署办公模式及执纪执法的衔接存在困难等一系列挑战。针对上述挑战,需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相关路径,以期达到优化监察机关的运行模式、建立监察权行使的内外监督机制、加强监察权独立行使的制度和组织保障、促进合署办公及执纪执法的有效衔接等目标,从而使得监察体制在继续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得以完善和优化。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及其证明

在司法实践中,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是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借鉴国外的理论与实践,我国应当以诱惑侦查的基本分类来界定其合法性。同时,为了便于评判、证明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我国还应当确立合法性诱惑侦查的具体标准和诱惑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对权力的质疑必然导向对权力合法性的理性思考。权力合法性的形式要件,在当代只可能表现为人民通过宪法来配置国家权力,权力获得与运行均依据宪法。权力合法性的实质要件,就在于权力制度最大限度地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以保障人权。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留置措施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衔接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留置措施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新出现的权力执行方式,又是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一项强制性措施。如何在立法中设立留置措施,使其既能充分发挥调查公职人员违法犯罪的作用,又能有效保障被调查人的合法权利?首先必须明确留置措施的创制来源与权力属性,以明晰出台该措施的目的;其次要科学界定留置措施的行使主体、对象、期限、场所,保证其不偏离法治的轨道;最后,有必要从留置措施的决定程序、律师介入可能性、折抵刑期、救济措施等方面明晰该制度与刑事诉讼制度的合理衔接,切实保障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     

政府的合法性及其合法性资源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合法性是一个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及适应性的依据,政府的行为和运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它自身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以及民众对它的态度。所以政府必须重视自身的合法性。政府要想获得合法性,必须依靠合法性资源。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有效政绩、政治民主、个人魅力。     

监察委员会有效运行的结构化逻辑分析

从监察委员会有效运行逻辑来说,在宏观层面,执政党领导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监察委员会有效运行提供了政治保证,国家监察是执政党治理国家和治理政党的结构化机制。监察权的政治性及其产生均源于党的领导权,运用监察权旨在实现党的领导和执政的具体化。在中观层面的具体实践中,监察委员会运行与纪律检查委员会运行是一体化的,合署办公是党领导国家监察工作的组织形式,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对监察权行使的一种结构性制约。在微观的程序层面,监察运行具有法治依据和程序保证,基于监察运行的纪法衔接,监察证据可以应用于纪律审查,提高纪律审查的法治性;基于监察运行的司法衔接,监察委员会应与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实现法律协同和程序衔接。     

继承与创新：新时代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政治逻辑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创建监察委员会,改革国家权力结构,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举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现了我国监察组织、制度、体系等一系列改革创新,体现了新时代制度改革的政治逻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立场、坚持历史继承、坚持创新发展。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长期复杂的过程,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形成纪检监察合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统领协同监察体系,完善法律规章制度、促进体制高效运行,健全内部监督机制、优化外部监督体系,实现国家监察体制的不断完善发展。     

论比较广告及其合法性

比较广告是在广告宣传中将特定的商品或者服务与同一竞争领域内的其他商品或者服务进行比较,以使消费者产生此种商品或者服务更优于其他竞争者认识的广告形式。比较广告是一种争议颇大的广告形式,利弊共存。如何将比较广告纳入到法律规制的范围之内,发挥其优势而抑制其弊病,如今已被各国所共同关注。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及其分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重视党内纪律的检查与监督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在"推动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题下启动的监察体系改革,其内在逻辑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强化对监察部门自身的监督,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国家监察体制的推进对于完善监督,实现监督体系现代化、推动反腐败体制机制的创新、加快与国际反腐机构的合作有积极作用.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改革必将使国家监察工作得到进一步优化,走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修宪保障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与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乃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如此重大的政治改革,不能缺少宪法的参与.改革的内容关涉国家的宪制结构,改革的进行也应做到于法有据,改革的成果同样需要借由法律予以固化.传统的宪法解释理论不能回应我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因此,必须要用修宪保障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模式创新:如何监督制约监察委员会——基于传统与新型监督模式对比的视角

监察委员会是"位高权重"的国家权力单元,亟待监督制约。在此有两种监督模式可供选择,一种是传统监督模式:人大监督、司法监督、执政党监督以及人民监督员的监督;另一种是新型监督模式:于人大内部设立专门监督委员会、于监察委员会内部设立调查委员会、建立监察诉讼制度以及建立新型上级监督机制。通过对历史实践的经验总结以及监察体制改革趋势的分析,发现传统的监督模式已很难胜任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工作,相比之下新型监督模式的监督更加实效有力,更加符合法治运行规律。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逻辑意蕴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事关全局的重大决策,是新时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创新。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体现着四重逻辑:对权力监督体系的优化与完善是其理论逻辑;对当前现实问题和时代需要的回应是其现实逻辑;对监督体制改革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其历史逻辑;完善监察体系,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是其价值逻辑。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的形成是国家监察制度的创新与完善,实现了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反腐败的转变,构建了权威高效、监察全覆盖的国家监督体系,走出了一条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中国特色监察道路。     

论中国非营利组织合法性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完善为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和资源保障。然而从总体来看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制仍比较严厉 ,我国非营利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 ,自身建设存在诸多问题 ,其职能也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这些导致了我国非营利组织面临较为严重的合法性危机 ,制约了其进—步发展。我国非营利组织若要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 ,必须要具备充分的合法性 ,政府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也必将步入法制化的轨道 ,非营利组织的政治性将逐步淡化 ,社会性逐步增强。     

监察委员会留置措施中律师介入问题研究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新的监察手段留置程序应当在程序法治的轨道下运行,律师介入问题不容忽视。一方面,留置措施具有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性,律师介入是对公民基本权力的保障,是程序正当与人权保障的要求。另一方面,被留置人在整个留置过程中处于劣势地位,律师介入能够使情势趋于平等,也能够对监察机关进行有力的外部监督,防止滥权滋生,避免冤假错案,有利于提高办案质量。从律师介入问题的必要性出发,分析监察体制改革下律师介入留置措施的可行性,并提出律师介入监察留置制度可行性方案。     

论利益分化与合法性难题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分化对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产生了积极影响,为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提供了重要资源和重要途径.但利益分化也给政党合法性带来一定难题,比较突出的有价值认同难题、利益均衡难题和风险频发难题等.增强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需要加强对利益关系的整合,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利益关系的整合,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即政策供给、总揽协调、价值引导和组织整合.     

论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语境下的宪法修改

作为专门的反腐败国家机关的监察委员会,这一新的国家机关的设立必然涉及宪法修改问题.此次修改以采用修正案的方式为宜,并且新增的修正案应当是可以作为独立适用的条款,既能保证宪法规范与社会实际的一致性,又能保证宪法的稳定性以增强宪法的尊严和权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