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对权力的质疑必然导向对权力合法性的理性思考。权力合法性的形式要件,在当代只可能表现为人民通过宪法来配置国家权力,权力获得与运行均依据宪法。权力合法性的实质要件,就在于权力制度最大限度地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以保障人权。     

有效性与传统政治权力的合法性

有效性是传统政治权力合法性的重要基础之一 ;在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绝对主义时期和封建主义时期 ,以及欠发达国家历史上的独裁主义时期和威权主义时期 ,有效性为传统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提供了重要来源。     

权力合法性:一种权力起源模式的思考

思考权力合法性问题,有效的方式是复归权力起源。资源的稀缺和人的本性,使占有成为普遍现象,进而形成占有势能,占有势能的单向运动导致强制支配力--权力的形成。在权力的起源中就存在权力合法性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前人如何克服权力合法性问题,今天又如何产生权力合法性问题,提出承认占有事实是权力合法性的前提,降低占有势能是解决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在权力的行使上从统治转向多中心治理是权力合法性的保证。     

政府的合法性及其合法性资源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合法性是一个政府存在的合理性及适应性的依据,政府的行为和运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它自身在民众心目中的形象以及民众对它的态度。所以政府必须重视自身的合法性。政府要想获得合法性,必须依靠合法性资源。政府的合法性资源包括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有效政绩、政治民主、个人魅力。     

政治文明——对权力合法性的质疑

政治文明建设对于现时代国家发展以及人类社会的整体进步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分析国家权力的产生过程、运作方式、丧失原因,其中有一个焦点,就是利益,人类一切争斗都与此关联;解析法律的产生,尤其集中于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公众总是被剥夺的对象.在公共利益日益彰显的现实趋势下,权力合法性是否符合自然理性,能否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将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基础,这也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     

我国权力结构宪政改革的可行性探究

我国现行权力结构的主要特征是党的权力与国家权力的一体化，而且党处于权力体系的核心。宪政改革的思路是在维持党的执政地位和政府强大有力的前提下。对党的权力行使范围进行宪法意义上的限制。适当强化全国人大的宪法地位．并运用人大的立法功能对党的权力进行制约。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

福柯的权力场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互动结构,权力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权力及其主体是多元的。“维稳政治”的本质是“（国家）权力维稳”,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对社会纠纷当事人进行胁迫与压制,其结果是越维稳越不稳。“治理政治”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纠纷解决的权力机制必须多元化、多样化,社会权力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基础性权力。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权力异化、权力失制与权力制约--对权力问题的几点探究

从政治体系、政治决策和政治过程这三个层面上进行逻辑的审视 ,政治权力的万能和无价 ,就像一个日常生活的普遍道理一样为人们所熟知。权力的价值在于 ,它既能满足社会的需要 ,维系社会的构成、秩序、稳定和发展 ,也能满足掌权者自身利用社会的赋予为己所求 ,乃至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需要 ,因此权力腐败现象便成为现代政治过程中一个令人瞩目的话题 ,本文对权力异化产生权力腐败 ,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力失制以及如何搞好权力制约作一初步分析     

延安时期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探析

政治合法性是民众对执政党掌握公共权力的政治认同.延安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法理、绩效、民主以及情感方面积累了重要的执政合法性资源,其对建国后在全国执政及进一步探索党的执政规律、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楚雄彝族村社政治权力的结构及功能分析

随着现代化的逐步深入,楚雄彝族政治权力正呈现出一个重新建构与塑造的过程。在体制内权力不断建构的同时,各种体制外权力依凭技能、传统习俗等权力资源也发挥着独特的影响力。这种政治权力结构将在长时期内存在,并对彝族政治生活产生影响。     

“非帝制”权威——近代中国社会集权政治的合法性限度

在秩序和民主两大发展目标引发的强大的交叉压力下,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威是民国当时政治、经济及各方面状况综合而形成的合乎逻辑的要求,而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矛盾紧张关系又左右着政权的更迭。为了追求政权的稳定和延续,各政权者都在寻求能把合法性与有效性有机结合起来的政治体制。但民初的集权在价值取向、制度形式和象征符号上都有严格的限制,即非帝制权威的政府,这是辛亥革命后的政治基调。     

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资源的维护与重构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使现实的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大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变迁、体制的转轨、阶层的分化使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原有的合法性资源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行依法执政是新时期维护和重构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的路径选择。     

空间·展演·视觉修辞:政治权力合法性形象构建的仪式逻辑——基于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的审视北大核心

象征化、程式化、规范化、周期化的政治仪式,借由内部“基本装置”及外部媒介传播渠道的加持,在循环往复的符号展演实践中,凝聚了社会政治力量,强化了民众对意识形态、政权制度、政治权威的认同,成为政治权力合法性形象构建的优先场域。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会作为观测窗口,围绕仪式空间、仪式流程、仪式人物三个维度对政治权力合法性形象建构逻辑进行审视,应从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在集体记忆的仪式复刻中凝聚政治情感,拓展政治仪式形式及内容、提升主流价值传播效力,科学谋划仪式操演实践、强化国家话语力量等三个层面着手,有效发挥其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阐释框架”的政治传播效能。     

构建科学合理的党内权力结构——权力监督制约的必由之路

我国现行党内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点,但同时也曝露出一些缺点,影响了党内权力的监督制约。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思想为借鉴,构建科学合理的党内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是权力监督制约的必由之路。     

论控制公共权力的四条路径

公共权力的"悖论"决定了必须对其进行控制与约束,近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就是围绕着限制与约束公共权力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公共权力的控制可以划分为两个层次,即宏观的控权架构与微观的控权设计,这两个层次的控权,实际上可以细分为四条途径,即道德控权、政治控权、法律控权与责任控权。     

“第四权力”介入下权力生态系统的重构——以司法、媒体与公众的和谐互动为例

数字化时代之媒体严重冲击传统权力运作模式,尤以传媒机构与司法领域之碰撞为烈。在亟待重构现存权力生态系统之际,批判性解析司法、媒体与公众互动,显见自制机制是平衡"第四权力"介入传统权力结构后诸多社会关系之良匙。     

建立中国特色权力制衡结构的必要性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是完成现代社会的权力结构转型,而权力结构转型的难点是建立中国特色的权力制衡结构框架。中国目前权力腐败的现状和权力结构缺位现象需要吸收和借鉴的人类创造的权力制衡思想,实现权力制衡结构的转型。     

试析我国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确立因素

意识形态作为使特定政治秩序合理化的理论体系或认知体系 ,是政权合法性最为基础的来源。相对于制度规范、政绩等因素而言 ,改革开放前我国政权合法性更多建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本文分析了我国政权意识形态合法性得以确立的原因和条件 ,认为历史负面合法性以及党在夺权中形成的对意识形态的“路径依赖”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历史原因 ;意识形态的社会化、政治全能型社会控制模式、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权威的高度认同以及领袖的卡里斯马权威等为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确立提供了现实条件。     

党的权力实现方式论纲

党的权力实现方式是对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本质抽象,由党在领导国家发展和执政国家政权时所形成的权力关系结构、权力运作过程和权力规则体系组成。从党的权力主体性出发,党的权力关系结构由党与人大、政府、政协、司法系统和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构成;党的权力运行过程包括党的权力授受过程、权力设置过程、权力行使过程和权力监督过程等环节;党的权力规则体系涵盖党的权力运行原则、权力清单制度、工作制度和权力监督制度。     

行政权力与行政改革

行政权力是行政管理的生命线。笔者认为,对行政改革理论的研究必须引入行政权力这一概念,才能使行政改革的理论由宏观层面过渡到微观层面,从而为我国的行政改革理论奠定可操作性基础。本文剖析了行政权力、行政权力结构的概念,并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分析了行政权力结构变迁的规律,由此得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权力结构模型：系统整合型、有限型、法治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行政权力与行政改革的关系,并揭示了其对我国行政改革的意义;最后,笔者认为为防止行政权力结构变迁过程中的刚性阻力与行政机构的自我膨胀,必须在新建立的行政权力结构中注入文化与利益两种平衡与润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