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义乎? 言利乎?——先秦儒家义利观辨析

先秦儒家文化代表孔子、孟子和荀子,其义利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取向的核心,是构建中国传统道德规范的坐标和基石。三者"义以为上"、"义然后取""以义生利"的思想对中国传统"重义轻利"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孔孟荀并非如人们所认识的那样只言"义"不言"利",而是认为在人们满足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时应该以追求更高的道义精神为目标。     

儒家义利观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义利观的理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一定影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应批判地继承其义利观中以义驭利,重视人民群众利益,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放在第一位等积极因素,坚决摒弃把义与利绝对对立起来和道德至上论等消极因素。     

儒家"君子"思想与组工干部形象

儒家所倡导的君子之道对组织工作干部的个人修养、行为规范和形象展示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以儒家君子思想,可对组工干部眼界思路、品德行为和廉洁自律提出相应要求.     

文化自信视域下儒家伦理思想的当代价值探析

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思想体现,经过数千年的发展,渗透在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它以其深厚的文化内涵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为建设文化自信提供了有力的指导。儒家伦理思想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广泛而深刻,不仅为增强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的精神支持,更为当代建设文化强国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心态智慧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的心态智慧尤为典型地体现在儒家的君子理想人格上。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核心特质包括：中庸之道、忠恕之理、慎独之境、素位之规、重义之选。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心态智慧主要体现为：反求诸己,平和自知;安贫乐道,自强不息;中道而行,和而不同;成人之美,与人为善。儒家君子理想人格的心态智慧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人与人和气共赢的智慧;人与自身和悦共处的智慧。     

孔子义利观的核心是“重利贵义”

孔子义利观属于官德范畴 ,其思想来源上承周代“敬德保民”,下接当时的“幅利”观点 ,其主旨是为其推行“仁政”服务。孔子讲利时 ,公利与私利并重 ,尤重为民谋利 ,而轻官吏为己谋利。孔子讲义 ,不是从一般意义上讲公利私利孰重孰轻 ,而是讲应该正确处理好公利与私利的关系 ;从本质上讲 ,义就是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矛盾的一种社会价值导向原则。作为享受俸禄的执政官吏 ,应“以义为质”,“谋道”为要 ,爱民为先 ,反对增加民众负担。对孔子义利观进行概括把握 ,其实质内容可表述为“重利贵义”。孔子义利观对现代官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儒家“和为贵”精神的当代价值

儒家“和”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自孔子重“和”,再到其弟子有子提出“和为贵”,随后经孟、荀两派继承发展出“和为贵”的思想。几千年来“和为贵”不仅成为儒家思想典型,更成为中华民族核心价值目标和价值评价体系,并以此运用于“八条目”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以“和而不同,修身为本”为主要内容的“和为贵”精神。“和为贵”的精神,是“和”的宇宙观、价值观、人生观、道德观、审美观、国际观在新时代的展示,与时偕行,革故鼎新,为道屡迁,唯变所适,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     

论儒家“孝”的内涵与现实思考

孝道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内容,它有着其特定的思想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必须从社会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出发,继承和发扬儒家提倡的合理的孝道思想,使其更好地为家庭美德的建设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服务。     

儒家“无为”思想的政治内涵与生成机制——兼论“儒家自由主义”问题

本文首先从思想逻辑层面诠释儒家“无为”思想 ,指出其基本含义在于要求当政者顺应天理民心和事物的“当然之理” ,不自作聪明、不违反事物的固有法则和秩序行事 ,不做不仁、失德之事 ,并就此讨论了儒、道两家“无为”思想的区别 ;继而从儒家无为思想在实际政治过程中的具体运用层面 ,从四个方面对其政治内涵加以梳理 ,指出儒家无为的基本政治倾向在于约束专制君主的权力 ,把君主摆在无知、无欲、无能的位置上 ,防止其自作聪明 ,滥用权力 ,扰乱社会政治秩序。接着 ,从儒家对人类可能出现的德性堕落、陷溺无知以及对于君权的警惕 ,从无数次历史教训的反复“试错” ,以及宗法农业社会的自主性和对国家权力的疏离意识方面 ,探讨了儒家无为思想的生成机制。最后 ,对儒家无为思想与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某些契合成分 ,以及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别作出简要的评论     

儒家君子观与为政之道的德行实践

传统儒家"君子"称谓作为一种行为规范,向古人指明了恰当的作为方向,也凸显了中国古代政治的德性追求。挖掘儒家"君子"之良善观念,重点在于厘清中国古典政治理念与现代政治思想之间的会通,探究"君子儒"所蕴含的理想人格,分析君子养成"三达德"君子之道的行为规范,归纳儒家"修己安人""尊五美屏四恶""内圣外王"的为政之道。借由中国传统道德与当代公共责任伦理的契合,探讨儒家君子观之国家治理的德性意义。     

早期儒家的“时圣”人格境界义解

早期儒家的“圣人”人格理论构想包合看两个基本层面，一个是理想的，具有终极性价值的“内圣外王”人格境界，另一个是现实的、具有实践价值的“时圣”人格境界。在早期儒家人格理论的历时性发展过程中，“圣”的人格境界存在看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思维转型态势，这种思维转型态势是与早期儒家对于“时”的认识深化过程存在看密切的联系。通过以“时”援“圣”，以及将非主体性范畴——“时”的主体化努力，早期儒家在现实价值实践中也完成了从汲汲于“内圣外王”人格境界向“时圣”人格境界诉求的转型。     

儒家“慎独”与“为己之学”辨析

先秦儒学作为私学追求的是成就己身,儒家后学提出的"慎独"修身成己思想充实了儒家私学"为己"的理念。在春秋战国儒学不受诸侯喜好的现实环境中,儒家私学作为"为己之学"在讲学育人和传承中面临着践行危机。如果把"慎独"思想中的"修身成己"与儒家"为己之学"中的"为己"结合起来,儒家私学危机就可以迎刃而解。可以说儒家的"慎独"思想与儒家私学作为"为己之学"是相辅相成的。     

明清晋商商政勾连腐败的文化基因

明清晋商巨贾并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社会存在实体,而是依附明清帝国国家机器生存的商政或政商勾连一体的政治性经济怪物。晋商好儒,但"好儒"的功利目的是显而易见的;由于"义"与"利"之间存在必然冲突,明清商人所宣扬的"以义制利"并不具有普适价值,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普遍践行和遵行始终。晋商"商政勾连"违法、"亦商亦官"违制(礼制),是毋庸置疑的;而晋商"助清灭明"恶劣行径更是在根本上冲决了儒家伦理之底线。"儒商"看似高尚的标签,其实"儒"正是明清商业大亨得以与"政"勾连的"共同文化"基础。"儒商"实为愿与官场勾连之明清商人的总概括。此外,"好儒"之晋商常常僭越礼制,崇拜和迷恋儒"士"之奢靡的心态暴露无遗。明清晋商的可敬之处是所谓"诚信",然而他们对于相关方的"诚信"因"人"而异,呈现出的是因"时"便宜、善恶不分、亦善亦恶的多重"选择性"面相。     

论社会主义义利观对儒家义利观的承接与扬弃

义利观是关于道德原则与利益,权利与义务等一系列问题的统称,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范畴。在中国思想史上儒家义利观以其主导地位,在人们心中建立起了根深蒂固而又影响广泛的义利观念。社会主义义利观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新型义利观,在继承儒家义利观优秀传统的同时又进行了必要的理论改造和扬弃,对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     

从儒家“小人”观念看修养问题

培养合格公民,建设公民社会在我们建设现代化国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修养问题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问题之一,站在儒家性善论这个最基本的、平等的人性论基础上,从儒家的小人观念着手,并结合朱熹对古典的不同阶段教育目的进行分析,了解儒家的修养问题,进而面对当前社会,由传统社会中古典的君子———小人的人格形态推进演化为当代民主化社会模式下的现代的人格类型———公民提供思想之借鉴。     

儒家“比德”与大学廉洁文化建设

"廉洁",修养学范畴中一个兼具伦理属性和政治属性、精神价值与实践品质的概念;"比德",儒家的一种修养美学思想,它为古人的廉洁修养提供了一条善美相融、情理相通的进路。借鉴古人,当代"大学廉洁文化"的"比德"式建构可以落实到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和行为文化之中,将"以美养廉"培育成廉洁文化制度化建设的良性基础和内在支撑。     

“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儒家哲学释义

"打铁还需自身硬"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一种易于为群众接受的表达",这种表达既让人听得进、记得住、传得开、用得上,同时也透露出习近平对传统文化的准确把握,体现了其丰富的哲学智慧。"阐旧邦以辅新命",如何从儒家哲学角度对这一话语进行解读,并从这一角度对党员干部出现自身"不硬"的原因进行分析,进而为全面打造"自身硬"提供儒家哲学的锤炼方法,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孔子六艺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论语》中孔子有关六艺的论述,意图寓治于教、以教促治,是中国特色社会治理思想的重要本土文化资源。据现有史料记载,六艺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在孔子看来,六艺是君子养成所不可缺少的六种技能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