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政治社会化对国际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

国际社会化主要是指不同民族国家由于足够的交往,形成了某种国际政治文化,而这种文化反过来又从发源地向周边其他国家扩大传播的过程.国际政治社会化是人类历史进步在国际政治层面上的基本表现,也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推动力量.它首先导致了国际体系的产生,接着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而在当代国际政治中促成了许多安全共同体.笔者认为,未来世界社会时代的到来,也有待于国际政治社会化的深入发展.     

中印共同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从地缘政治范式到全球"大同"范式

中国崛起和印度崛起,已经成为当今国际政治的最显著现象之一;中印共同崛起,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亚洲崛起的支柱和必然要求.尽管我们仍然处于现代化、线性进化论阶段,感叹技不如人的非西方世界自然存在对西方的崇拜心理,国际政治中西方观念的主导地位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一旦进入多元化、非线性发展的后现代阶段,未来将螺旋式地回归历史,文明的底蕴才会彻底呈现出来,文明的和谐将取代文明的冲突.中印共同崛起无疑为此展示了最大的希望,是打破西方殖民体系数百年影响的时代呼唤,并将推动国际政治范式从地缘范式和其他西方范式走向世界大同的东方范式.这就是中印共同崛起的国际政治意义.     

"特朗普现象"探析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共和党初选领先的唐纳德·特朗普目前仍无法锁定党内提名,但其引发的"特朗普现象"已成为最大关注点之一.基于历史角度和现实角度的剖析,"特朗普现象"可以归纳为当前美国民众对政治、经济、社会状况以及国际环境等多层次不满、愤怒乃至恐惧之类民怨直接导致的、带有强烈"反智主义"与"偏执风格"的"本土主义"倾向.同时,美国初选制度、共和党政治生态、媒体议程设置以及个人特质等综合因素也在不同程度上强化着"特朗普现象".虽仍在发展之中,但"特朗普现象"已凸显美国目前面临的政治与外交困境.     

国际政治视角下国际人道法在冷战后的发展

冷战后, 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政治的民主化引发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动, 信息化更 使得国际矛盾以更加尖锐的形式表现出来, 对国际人道法带来一系列的挑战。特别是9·11事件之 后, 恐怖袭击、不对称战争、新式武器、雇佣军现象、域外拘留等现象对国际人道法构成极大的挑战。 与此同时, 国际政治的新现实也为国际人道法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遇。作为促进国际人道 法发展和完善的主要力量,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应对新的挑战。国际人道法必将 更加成熟和完善, 为人类带来更大的福音     

非政府组织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影响和作用

冷战结束以来, 国际政治行为体日益多元化, 其中非政府组织已经日益演变成为一 类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行为体,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有其独特的重要影响和作用。随着国际参与能 力的提高, 非政府组织产生了广泛的国际政治效应;非政府组织是一种致力于社会公益事业的力 量, 是公民社会中最积极最活跃的角色, 它们的形成和发展无疑意味着公民社会的发展;全球问题 的增多使得如何动员全球范围力量来进行全球治理成了一个非常现实和紧迫的问题, 非政府组织 在全球治理中作用突出。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中非关系有利提升非洲国际地位

中非关系的发展在政治、经济上提升了非洲的能力和地位,同时也在不同程度和意义上刺激和带动了西方国家和其他地区国家重视和发展对非关系。从基本层面看,中非关系对非洲国际地位的提升有三个直接原因：一是作为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经济体、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国对非洲国家诉求和利益的一贯重视及双方间的互动;二是中国因素刺激大国在非洲竞争,在客观上提升了非洲地位;三是西方对中非关系的无端苛责客观上形成某种“炒作效应”,反而提升了中国与非洲的国际影响力。中非互为推动,从而实现了互利共赢。     

文化与政治--浅析中美关系中的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敏感问题,但仅仅指出人权问题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借口和幌子是不够的,还应从文化和政治层面探讨中美人权分歧的政治现象及其背后深层的文化原因.本文指出有着不同权利文化渊源的中美两国,在许多问题上产生分歧,是中美两国人权问题产生的深层背景.人权问题走上中美关系前台,更多地是缘于在国际政治环境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国内政治对其外交的影响所致.     

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一个国际—国内制度互动的解释

本文首先界定了国家参与国际制度的各种情形:国家正向和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其中,国家正向参与国际制度包括加入、遵约和非自愿违约三种情形;国家反向参与国际制度包括游离、有意违约和退出三种情形.接下来提出一个解释国家如何参与国际制度的国际一国内制度互动的理论框架,将国际结构和国内结构的相关变量设为常量.本文关注国际制度的国内分配效应及国内行为体的偏好和利益差异,认为能够获得国内政治博弈胜利的行为体集合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国家的国际制度参与选择.     

国际格局转换与中非关系

中非关系的发展变化与国际格局的转换以及中国、非洲双方各自形势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连.在二战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大格局下,中国依据不同时期与美苏关系的远近先后采取了“一边倒”、“两条线”和“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中非关系因而也经历了从20世纪50～70年代末强化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色彩到80年代淡化意识形态、重视经济利益的转变.冷战后“一超多强”的过渡性格局既给中非关系的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制约因素,同时也为中非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政治基础.从长远看,国际格局的多极化不可抗拒.中非关系的加强有利于推进国际格局的多极化,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中非关系在多极化格局下也将步入一个稳定、健康、自主发展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