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危机管理机制

美国的危机管理机制在历史上主要经历了四个阶段性模式。一是经济危机管理机制,在经济危机周期性不断爆发的年代,危机管理机制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以1913年成立的联邦储备委员会为标志。二是社会危机管理机制,在劳资对立、社会矛盾尖锐、种族冲突不断的年代,主要解决社会矛盾,包括一整套“反共”、反工会机制,代表性机构是1908年成立的“联邦调查局”。三是战争危机管理机制,包括军事机构改组、情报机构的建立,以1947年成立的中央情报局为代表。四是国家安全危机管理机制,适应当代美国作为全球性大国的综合危机管理机制,以1947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为代表。美国为了适应反恐战争的需要而进行的一系列重大机构调整可以说是美国危机管理机制的第五次革命,主要以“国土安全部”的成立为标志。     

美国学术界对中央情报局与危地马拉政变研究综述

1954年危地马拉政变是美国利用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对拉美国家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一个开端。由于这一事件所涉及档案文件的解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所以对它的研究也是逐渐从原地踏步的初始阶段到六七十年代修正主义的起步阶段再到80年代以伊默曼的力作《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为代表的实质性发展阶段,最后过渡到90年代至今大部分原始文件已经解密的深入研究时期,当今时代急切呼唤“解构”这段历史的大作问世。     

美国情报机构改革现状综述

一、改革背景美国国内对情报系统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其原因:一是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等一些机构脱离国会监督非法在国外搞秘密行动,如里根时期的“伊朗门丑闻”等;二是对重大情报的研判失误,如海湾战争前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毫无察觉等;三是内部管理混乱,“鼹鼠”叠出,如“埃姆斯”和“汉森”间谍案     

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探析

内容提要伊朗核计划始于20世纪50年代,自始就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帮助。70年代前、中期,伊朗核计划受到了美国等国家的“呵护”,因此,没有成“问题”。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同美国及以色列等国的关系降至“冰点”,伊朗核计划逐渐向“问题”方向发展。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一超”独大。9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目标总体是防范、遏制非敌、非友的潜在战略竞争对手,等等。乔治·沃克·布什上台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受到九一一事件的影响,变得更具进攻性,将追求“绝对安全”突出到战略高度。在措施上,布什公开把伊朗等国作为重要“关注国”。近年来,伊朗核计划快速推进,随之伊朗“核问题”亦逐步“危机”化。美国在核问题上的双重乃至多重标准表明,伊朗核问题的本质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     

21世纪初的美国和拉美关系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可以归结为美国的“霸权主义推论”。也就是说,美国有权在整个西半球坚持政治、思想、外交和经济的“一致性”,但却不用“附庸”这个字眼。为了确保亲美的政党和领袖掌控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美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包括海军陆战队和第82空降师的军事实力威慑,中央情报局的秘密干预,陆军武官的建议咨询,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对外援助和不时的强加于人,糖产品配额、关税优惠等其他方式的经济渗透,国务院的积极外交,对政党的资金援助和建议咨询,美国新闻署的公共宣传和信息传播等。那段时…     

寻求反恐与美国外交的最佳结合--《恐怖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评介

恐怖主义早在“9·11事件”之前就已经是美国政府和公众的心头之患 ,多年来 ,反恐一直被列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许多专著及文章披露了美国境内外恐怖案件内幕、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及其运作方式、大规模毁灭性恐怖袭击的可怕前景等 ,但很少专门讨论如何处理打击恐怖主义与美国外交之间的关系。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反恐中心”副主管、中情局长特别助理保罗·皮勒撰写的《恐怖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ＰａｕｌＲ .Ｐｉｌｌａ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ａｎｄ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 .Ｃ .:Ｂｒｏｏ…     

里根政府上层人事变动初析

一美伊秘密武器交易自去年11月揭出后,已成为“水门事件”以来美国政坛的最大风波。里根政府的一些要员纷纷去职或被罢黜,其中包括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及其副手诺斯中校,中央情报局局长凯西和白宫办公厅主任里甘。一些白宫高级助手也借机离职。从“伊朗门”事件,不由得使人联想起里根执政六年来已频频发生的政府上     

大国安全与地区发展的悖论?——基于冷战早期美拉关系的考察

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发展,战后初期美国积极在西半球编织反共防务安全体系。与此相比,美国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需求消极怠慢,对它们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视而不见,采取了“贸易而非援助”的经济政策,激化了美拉矛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拉美国家实行了国有化和土改等民族主义改革,并同苏联加强贸易往来,反美反独裁的游击运动风起云涌。在美国看来,这与其在西半球的经济安全和反共战略相悖。为了化解危机,美国一方面以反共和集体安全为名,对“敌对”政权进行军事干预,另一方面也在不断调整自身政策,加大对拉美国家的经济援助力度。不论怎样,谋求和巩固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始终是美国制定拉美政策的根本目的,安全和稳定是其维护的主要利益。在理论上,只有拉美国家的深层经济发展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才能消除不稳定的隐患,所以,美国国家安全与拉美地区发展是并行不悖的。但在现实中,由于拉美国家的既得利益集团与美国关系密切,美国不可能切实推进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同时美国又常以安全防务政策化解由经济发展引发的拉美问题,这种立场上的偏差注定了美国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的“无效性”,而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     

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中的推手作用

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战略制定与实施团队”（简称“战略团队”）在其亚太政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推手作用，这个战略团队所推动的政策转型对中美日三边关系以及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作者通过案例研究梳理了美国如何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和实施《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从而实现其外交安全格局“华丽转身”的政策制定过程。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中的战略团队对这次转型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核心力量就是当时的美国亚太政策“三驾马车”——约瑟夫?奈、傅高义和库尔特?坎贝尔。这一战略团队在美国外交转型时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包括：它成功地阻止了日本漂离美国的趋势；加强了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双边战略关系；重新确立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这次战略转型既为奥巴马政府提出的“重返亚洲”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铺垫，也为中美日三边关系增加了良性互动的可能性。美国战略团队举足轻重的推手作用是值得所有关注美国外交政策和亚太国际关系的学者专家和相关人士高度重视的。     

巴以和谈近况

最近一段时间,巴以冲突愈演愈烈,国际社会也加大了调解力度。特别是美国,调整了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的“超脱”政策,表现出较前积极的姿态,为巴以实现停火恢复和谈带来一线希望。6月底,继中央情报局局长特尼特之后,美国务卿鲍威尔再赴中东,亲自督     

“9·11”后的日澳安全合作

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美国的两大传统盟国,在美国的亚太安全体系中地位至关重要,被称作美国的“南北双锚”。除去美国的居间作用之外,日澳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人文等诸多领域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和共同的利益。自20世纪50年代以经贸联系为纽带改善双边关系以来,两国逐渐将合作的领域从经济拓展到政治与安全,并于1995年建立了“建设性伙伴关系”。     

试论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不变因素及弱点

随着苏联的解体、两极格局的结束,布什政府加快了调整其全球军事战略的步伐,并在部队结构、兵力部署、战略联盟、地区战略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和改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鲍威尔把美国现行军事战略称为冷战后的“防御战略”,1992财政年度的美国《国防报告》称之为“地区防务战略”。对布什政府的现行全球军事战略应如何评价?它与过去的战略相比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这些变化意味着什么?其前景如何?笔者愿就上述问题谈些粗浅看法。一、对美国全球军事战略的简要回顾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德日意法西斯帝国的彻底失败、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力量的削弱和苏联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以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为美国形成和发展全球军事战略既提供了机遇,也提出了客观需要。40多年来,随着国际形势和安全     

外国援助与拉丁美洲的发展

50年代期间,外国对拉美的援助是十分有限的。这种援助主要来自美国、美洲国家组织和联合国,援助的领域涉及农业、卫生和教育等部门。在当时,由于冷战业已出现,外国援助被认为具有促进经济增长和加强国家安全的功能。60年代的争取进步联盟仍然注重技术性援助,其中一部分援助项目是由新成立的“和平队”承担的。但援助的领域开始扩展到社会改革领域,如进行土改、向小农提供信贷、以及建造住房,等等。此外,一部分援助还被用来建设公共设施。60年代期间,除了美国向拉美提供双边援助以外,一些多边机构(如美洲开发银     

新形势下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

一、变化中的安全环境在90年代之初,两极体制宣告结束,世界开始进入被称为“冷战后的时期”。这是战后国际形势最深刻的变化。在这个新时期,中国和东南亚将面临怎样的安全环境呢?双方在90年代应该如何促进本地区的安全呢? 中国和东南亚同处亚太地区。它们的安全环境既要受世界局势变化的影响,又要受亚太地区形势发展的直接影响。同时,中国和东南亚各国今后的政策和发展趋向,也是对本地区安全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下面就从这些方面来加以考察。     

美日同盟关系新透视--《美日安全同盟》介评

美日安全同盟一直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最为完整和最为牢固的军事同盟。自 2 0世纪 90年代中期以来 ,面向 2 1世纪 ,特别是在“9·11”的新背景下 ,美日军事同盟走向何处已成为亚太地区安全事务中最引人注目的关注点。由外交官特德·奥修斯撰写美国普雷格出版社于 2 0 0 2年 6月出版的新著《美日安全同盟关系 :为何重要并且如何加强同盟》①在“9·11”后的反恐背景下解读了美日安全关系的发展状况 ,并对其未来走向进行了分析。首先 ,该书对美日在东亚的利益进行了界定。一是在俄罗斯和东南亚地区。俄处于“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涵盖的“远东”…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下的中美关系50年

自1972年中美关系“破冰”以来,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之内的中美关系经历了1972—1989年、1989—2017年以及2017年之后三个阶段。在这三个阶段中,制衡、塑造与争胜先后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逻辑核心。在第一阶段,美国对华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借重以制衡”,即借助中国来平衡苏联,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度被美国视为“友好的非盟国”。在持续时间最长的第二阶段,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逻辑是通过“接触以塑造”,希望塑造中国的政治经济模式以及对外行为方式。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一度被美国视为潜在的战略伙伴。在2017年以来的第三阶段,美国试图通过“竞争以制胜”,防止中国的发展超越美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视阈内的中国以及中美关系全面转向消极。5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过两次转向和重构,目前第二次转向和重构仍在进行中。过去50年,中美关系总是关系到美国全局性国家安全利益的重大问题;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涉华部分超越党派之争,有着较强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很多议题和提法都长期存在,或者早有伏笔。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涉华议题的内容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丰富;中美关系的合作面和竞争面都有明显增长,但竞争面的比重大幅上升。     

80年代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演变及其启示

20世纪美国政策经历了从保护贸易到自由贸易 ,又从自由贸易到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转变过程。 80年代以后 ,在经济条件和政治压力下 ,美国政府选择了“自由且公平”贸易政策 ,其本质是美国从本国利益出发 ,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贸易政策。美国的“自由公平”贸易往往使其他国家遭受不公平的歧视 ,发展中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大。贸易政策是一个国家政府所能够使用的重要战略性工具 ,分析美国贸易政策不仅有利于解决中美贸易摩擦。借鉴美国贸易政策 ,有利于增强我国通过合理的贸易政策保护本国的产业 ,维护国家的贸易利益和经济安全。     

大事综览

2004年6月大事各方有如下评述: 一、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召开。8—10日,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美国南部佐治亚州的海岛市召开,会议主题是“自由与合作通向繁荣和安全”,但美国力主将伊拉克重建、中东国家改革以及非洲安全问题列为会议重点。会议最后发表声明,在中东和北非地区正式推出旨在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所谓“面向进步和共同未来伙伴关系计划”,即改进版的美国“大中东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在未来10多年或更长时     

反恐时代的美国军事制度改革 ——从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到罗伯特?盖茨

九一一事件以后,面对风谲云诡的国际环境,小布什政府开启了一个军事制度改革的时代。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罗伯特?盖茨持续不断地推动美国军事制度的改革,试图满足美国反恐战争的要求。拉姆斯菲尔德在就任国防部长期间,积极推动美军转变军事学说,改革美军组织结构和国防部的制度形式,调整军政关系,强化文官对军队的控制。另外,美国还广泛利用最新的信息技术,大力推动网络中心战。盖茨就任国防部长后,致力于处理拉姆斯菲尔德遗留的问题,继续推动美国的军事制度改革。他推动美国军事力量的再平衡,调整陆军的官僚体制,革新陆军文化,改革国防部的商业模式,并针对中国和伊朗等国家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战略提出了“空海一体战”理念。尽管在拉姆斯菲尔德和盖茨的军事制度改革过程中遭遇了一些阻力,但是其改革仍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深刻地改变了美国的军事制度,影响到未来美国军事制度变革的趋势。     

布什主义的影响

一、实现了对克林顿总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巨大转变 二战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大体上分为冷战时期的“遏制战略”、“超越遏制战略”和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扩张战略。目前美国仍然处于这一全球扩张的过程中。总的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有“三大支柱”，即安全、经贸和人权。主要是因应2001年“9·11”事件和国际恐怖主义，乔治·W·布什总统在美国的综合实力基础上，借助反对恐怖主义之机维持冷战后美国在世界上的绝对优势和“领导地位”，推出其国家安全战略即布什主义，强调军事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