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典化以来中国犯罪的刑法生成趋向

法典化以来中国刑法呈现犯罪化趋势，呈现法定犯比重趋大化和危险犯形式趋多化两种形态。中国法定犯的刑法生成的目的是秩序与安全，刑法生成内容是扩容与增量，表现为设置危险犯和多采空白罪状或叙明罪状以及大一统立法模式，应警觉法定犯的刑法生成过于功利倾向以及可能带来的新的制度风险，适时激活特别刑法立法模式。危险犯形式趋多化表现为涉罪范围扩张、单位危险犯的犯罪种类增加以及抽象危险犯的犯罪种类扩大，应适度拓展故意抽象危险犯的刑法制度供给以及合理配置其法定刑，以充分保护法益。     

抽象危险犯的扩张限缩与刑法谦抑性——兼评《刑法修正案(八)》的抽象危险犯立法

《刑法修正案(八)》将危险驾驶罪和生产销售假药罪规定为抽象危险犯,反映了风险社会下刑罚早期化的趋势,与刑法谦抑性发生一定的冲突。应当肯定修正案对抽象危险犯的扩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扩张并非无边无界,为防止其过分扩张需要从立法论和解释论两方面对其施加一定的限缩。     

从法理到规范:危险作业罪的法教义学分析北大核心SSCI

危险作业罪入罪可归因于公共政策和积极刑法立法观的推动。该罪的行为方式可概括为违反行政安全管理监督命令+三种行为之一+现实危险,理解时需要把握关键要素。从立法上而言,危险作业罪缺乏注意规定和类型性或兜底性条款不是立法的疏漏,而是另有原因。从司法上而论,危险作业罪可以作为预防责任事故类犯罪的前置罪,但范围不能扩大到环境污染、医疗卫生等领域。判断“现实危险”必须结合危险作业领域是否处于容易引起灾害发生的客观环境因素考量。危险作业罪和组织他人违章冒险作业罪是危险犯和实害犯的关系,但不存在法条竞合。它与危险驾驶罪是牵连犯的关系,与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罪(危险物质罪)是想象竞合犯的关系。     

论刑法中的危险

随着主观主义理论的衰退,作为刑罚处罚根据的危险是指行为侵害法益的可能性与盖然性;将刑法中的危险区分为"行为的危险"与"作为结果的危险"并不可取;危险是行为的属性,而不是结果的属性;只有当行为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险时,才能成立危险犯。危险是由一定的主体根据具体案件的客观事实,所做出的行为具有侵害法益或者造成结果发生的可能性的判断结论。关于具体危险犯与抽象危险犯,二者在处罚根据上是完全相同的,即都是由于行为对法益造成了危险才成立犯罪,其区别仅在于刑法对前者规定了"危险"的要件,而对后者没有规定"危险"的要件。未遂犯也属于危险犯,未遂犯中危险的判断方法完全适用于危险犯中危险的判断方法。     

过失犯罪若干基础问题研究

文章结合1997年刑法的规定,对我国刑法规定了多少个过失犯罪,过失犯罪如何处罚,以及刑法规定了哪些过失危险犯,过失危险犯是否为结果犯之一种,过失危险犯是否成立结果加重犯等基础问题进行了汇整分析与研究.     

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研究

污染环境罪是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当代产物,体现出《刑法》从严惩治环境犯罪的特点。然而,现行污染环境罪之结果犯不能有效实现环境保护的最终目标,危险犯的设立不仅有利于环境犯罪刑事司法和环境保护,也是环境刑法中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必然选择。而且,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设立不仅符合环境犯罪立法逻辑,也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具体操作中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立法经验。污染环境罪之危险犯应当规定为具体危险犯,主观上兼具故意和过失,《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为污染环境罪危险犯的成立标准提供了很好的依据。     

诽谤罪既遂标准探讨

危险犯将刑法保护前移,扩大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范围,原则上只适用于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对于诽谤罪,由于法院认定危害结果的实际困难,从解释学上解释为危险犯,这与本来的危险犯的趣旨完全不同;通过虚假事实的散布,公然对他人名誉造成损害,如果是虚假的事实,符合公然性情形,就应当认为对名誉已经造成了损害。     

危险驾驶罪若干问题探析——对《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的解读与展望

《刑法修正案（八）》第22条规定的危险驾驶罪在性质上属于抽象危险犯,该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客观方面的行为包括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危险驾驶行为的认定不仅涉及文义解释,还涉及到＂情节恶劣＂和醉酒状态的认定问题。作为抽象危险犯,该罪也可能存在预备、未遂和中止形态,但从刑法的谦抑性考虑,对其预备、未遂和中止形态应不予刑事处罚。...     

过失危险犯之提倡——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为例证审查

传统刑法囿于以实害结果为过失犯罪成立的必备要件之观点而导致了过失危险犯在刑法体系中的阙如,但这早已不符合愈发风险化和预防化的刑事立法技术和教义学原理。关于过失危险犯在刑法中是否合理且正当存在着正反两种对立的声音,运用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可厘清其概念及理论根基。而个例分析法是佐证过失危险犯存在的最有力证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是实然视阈下过失危险犯存在与否的策源地,这源于其作为行政犯的罪过形式的不明确性,对此主要存在过失说、故意说、复杂罪过说三种声音。对行政犯只要能排除直接故意一般宜认定为过失,拒绝执行防疫措施的行为人至少对亲友被感染或被隔离的后果一定是不希望发生的,据此应认定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加之原就可以构成具体危险犯,本罪乃过失危险犯的立法范例便不言自明。有了存在论的支持,将传统过失论的“结果本位主义”解释为既包括实害结果也包括具体危险结果,如此便可证成增设过失危险犯之合理性。但刑法毕竟以处罚过失犯罪为例外,且鉴于刑法之谦抑性与处罚体系之二元性,对过失危险犯之“危险”应做“类实害性”限制解读。     

论醉驾型危险驾驶罪的司法适用与立法完善——基于醉驾电动摩托车问题的反思

醉酒驾驶电动摩托车的行为应当受到危险驾驶罪的规制。电动摩托车可定性为刑法意义上的机动车，醉驾电动摩托车的行为人也不缺乏相应的社会危害性认识，将其认定为危险驾驶罪并不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下的危险驾驶罪在司法与立法两个方面都亟待完善。就前者而言，司法机关应当把本罪的认定重心放在主客观方面的审查上而非车辆属性的判断，同时应摆脱抽象危险犯无需具体判断危险的误区，灵活运用刑法第十三条“但书”条款。交警部门应破除唯酒精论的执法方式，检察机关应对案件进行综合判断，落实好审查不起诉制度。就后者而言，可以通过出台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机动车概念，填补制度漏洞，同时可以通过设置行政前置与改造为具体危险犯的方式完善危险驾驶罪，贯彻实现刑法谦抑性，充分发挥刑法社会治理效能。     

过失危险行为应当犯罪化

过失危险行为应当犯罪化。过失危险犯与传统的过失犯罪理论并不矛盾 ,危险犯属结果犯 ,危险犯中的危险状态属于犯罪结果。不能以允许的危险和信赖原则否认过失危险犯的存在 ,应将过失危险犯限定在对重大法益如公共安全、环境资源等方面的犯罪 ,以利于社会的发展。     

论抽象危险犯的节制

抽象危险犯应当被节制。抽象危险犯节制的原因主要在于,法益侵害性质决定的犯罪本质所决定的,节制抽象危险的拟制性的需要,排除不具有向实害转化的抽象危险行为的需要,抽象危险行为的实质违法性的结构决定的以及刑法的谦抑性的要求。抽象危险犯节制的学说有排除单纯违法秩序的行为、反证、排除无具体危险可能性的行为、排除无法益风险的行为等学说。抽象危险犯节制的立法设计主要有立法论限制、实质违法性限制、轻微不法限制以及中止犯限制。     

关于危险驾驶罪之“危险”的认定及其法律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第二十二条增设了危险驾驶罪罪名。如何认识危险驾驶罪＂危险＂的性质,及其与相关犯罪的关系,是正确适用该法律的前提。对抽象危险犯而言,其危险不需要具体判断,只要实施某行为即推定其具有某种危险。以追逐驾驶的形式实施的危险驾驶罪是具体危险犯,以醉酒驾驶的形式实施的危险驾驶罪是抽象危险犯。同时,危险驾驶罪罪名的增设改造了交通肇事罪的结构,增加了基本犯是故意而对加重结果是过失的交通肇事罪。而且,并不是一切危险驾驶行为都只成立危险驾驶罪或者交通肇事罪,危险驾驶行为依然可能成立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者之间存在竞合的可能,应择一重罪处断。     

食品安全犯罪应纳入危害公共安全罪

“对食品感到焦虑，不知道吃什么好，这反映出整个社会管理的漏洞，说明食品安全问题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全国人大代表、河南高院院长张立勇认为，刑法严厉打击相关犯罪，但对食品安全的风险预防体现不够。如刑法第三章有关食品安全的犯罪行为属于结果犯或具体危险犯。另外因生产经营者不作为而造成重大损害后果的，     

现行刑法对劳动权保护的不足及完善

劳动权在现实中被侵害的现象非常严重,现行刑法对劳动权的保护在范围、犯罪主体、惩罚措施等方面均有不足之处。通过刑法修正案的形式在刑法中设立专门篇章,内容上增设罪名、增设危险犯、加大单位犯罪和罚金刑的适用．可以更好地保护劳动权。     

危险驾驶罪醉酒驾驶行为主观罪过辨析

《刑法修正案(八)》危险驾驶罪中的醉酒驾驶行为的主观罪过应为过失。醉酒驾驶行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源于"原因自由行为"理论,我国过失理论以行为人对危害后果的主观心态作为考量标准,因此应当将醉酒驾驶作为整体一个行为分析驾驶者造成公众生命、财产处于危险状态的主观态度。危险驾驶罪是危险犯,引入过失危险犯理论讨论醉酒驾驶行为的主观罪过既符合立法实际也可以更好地保护法益。     

我国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现状、缺陷和完善

《食品安全法》和《刑法修正案(八)》颁布实施后,食品安全犯罪形势依旧严峻。原因在于当前食品安全刑法规制存在立法理念不能与时俱进,体系不完善且归属不合理,与其他法律法规缺乏有效衔接,规制范畴过于狭窄,刑罚设置不科学等缺陷。要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引入并确立法律拟制原则,树立现代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理念,使刑法提早介入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监管,防范危险犯转化为现实犯;其次要完善现有食品安全刑法规制体系;再次要增加新罪名,扩大打击范围并完善刑罚设置;最后要在食品安全领域确立绝对责任,允许法律对没有犯罪故意或过失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     

矿业环境犯罪应增设危险犯

对矿业环境犯罪的社会成本和矿业环境损害的不可逆转性分析得出,应设立危险犯。当矿山企业实施了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危险行为,并形成了一种因矿业环境危险状态而足以严重威胁矿业社区民众的人身权及财产权时,即可构成犯罪。评价矿业环境犯罪的危险犯,在于事前、事中与事后关于危险状态及其可能性实害结果的程度,而且有足够理由设置过失危险犯,客体是侵犯矿业社区的公民环境权。设置矿业环境犯罪危险犯是刑事立法的必然趋势,但仍有诸多需要克服的困难。     

风险刑法观之再审视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构建而成的风险刑法理论理论根基并不牢固。风险刑法与现代刑法公正、谦抑、人道的基本价值和精神相背离,应警惕其所带有的明显的重刑化发展倾向。然而,风险刑法的基本理论及其风险刑法观亦包含着合理内核。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我国应将以危险犯的增加、预备行为和帮助行为的独立犯罪化为代表的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和扩大化趋势作为刑法立法调整的一个重要方向。     

危险犯中自动解除危险状态行为定性研究

关于危险犯中行为人在法定危险状态出现之后自动解除危险状态行为的定性,理论界一直争议不断。基于危险犯的立法初衷是为了前置保护某类重大法益,从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和维护犯罪停止形态的协调统一为基本出发点,该行为并不符合危险犯犯罪中止的条件。立法中关于危险犯发生实害结果的规定并非实害犯而应认定为结果加重犯,而立法中危险犯与结果加重犯的非一一对应关系以及结果加重犯并不存在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决定了该行为也并非实害犯的犯罪中止,而应认定为危险犯的犯罪既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