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传统道德中爱国主义思想的基本内核

在传统道德中,“忠”是爱国主义的核心内容。要“忠”必然“公”。“忠”是为国之本,“公”是治国之本,而“忠”与“公”的实现则在于“义”和“廉”。“忠”与“公”属于理念的范畴,“义”和“廉”则属于实践范畴,如果说“胸怀天下,忠公为国”是爱国主义思想的最高境界,那么,“义”和“廉”便是爱国主义行动的最高表现。     

小议三个关系

“有位”与“有为” 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有位”和“有为”问题,多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到底是“有位”才能“有为”,还是“有为”才能“有位”?意见常常莫衷一是。其实,这是个“说也说不清楚”的问题,如同争论世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有位”与“有为”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如“上下”、“左右”关系一样,你能说清哪个为先、哪个为后?没有“左”就没有“右”,没有“上”就没有“下”,同样没有“位”就没有“为”,没有“为”就没有“位”,二者相辅相成。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明确思想政治工作地位的同时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在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同时更加突     

源道澄明——追寻“存在”真义的哲学历程

1.“本体世界”是从“此岸世界”抽象出来的。传统哲学以彼岸本体世界为图景“设计”和“安排”此岸世界 ,试图建立“人间天国”,这种“违规操作”使它陷入空前危机。2 .“存在本体化”和“哲学本体论化”的深层根源 ,在于哲学思维方式沿用了从科学思维方式中异化出来的极端理性主义思维方式 ,导致哲学世界观要么指向极端“理性世界”,要么诉诸物性“经验世界”。 3.海德格尔所谓“被遗忘的存在”,其实是一个超越传统哲学视野的“世界”。理解这个“世界”,既不能从“神”,也不能从“物”入手 ,而只能从“人”的存在方式出发。 4.哲学只有抛弃形而上学固守的神性本体世界 ,退出科学占据的物性经验世界 ,回归人的“生活世界”,才能进入自己的“世界”——那个科学无法“分割”、“量化”的“人文世界”     

“作秀”缘有“好秀”人

“作秀”,表演是也。这里所说的“作秀”,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秀”,而是讲的政界中的“官场秀”。 “宫场秀”,就是善于、精于在宫场里表演。这种“官场秀”,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 比如,抓这“工程”那“工程”,办这“会”那“会”,搞这“节”那     

“名牌”种种

近些年来,“名牌”一词出现频率极高,许多地方和企业都在努力缔造“名牌效应”。这当然是件大好事,适合市场规律和世界潮流。但是“名牌”并非“永久牌”,也并非“万事通”,一门心思躺在“名牌”上“吃”“喝”,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古话说“居安思危”,何况当今市场竞争那么激烈,一“躺”,别人就要赶上。     

国家概念发展简述

在古希腊,伴随奴隶制的产生,出现了城市团体“poliso”,即出现了奴隶制国家,曰城邦国家。古罗马奴隶制的国家也叫城邦国家。一用“Civitas”表示,和希腊“Polis”相当;一用“respublica”表示。“国家”一词由法文“etat”,德文“staat”,英文“state”而来,而英文、法文、德文的“state”、“etat”、“staat”都来源于罗马语“status”(现     

社会治理的“罗盘”:“情”“理”“法”关系的融合与互通

“情”“理”“法”是协调人类社会各种关系的主要依据,“情”是基础,“理”是“情”的规则化,“法”是尽“情”适“理”的设计。三者虽在目标和源生上具有一致性,但在社会生活中却常以矛盾的形式引起人们的关注。不同的文化视阈下,对“情”“理”“法”的关系看法不尽相同,三者以一种哲学式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不断相互促进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我国的文化特征和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促进三者融合互通,建构完善与“情”“理”精神相一致的法律制度体系,杜绝不合乎现代社会之“法”的“情”“理”对“法”的干扰,善用中华文化之“情”“理”释解现代社会之“法”。     

“倒爷”与“倒技”

“官倒”倒钱,“倒官”倒权。这二位倒爷,在当今的“倒”坛上,大显身手,各领风骚。前者,是经济头脑,从商;后者,是政治头脑,从政。不过,“倒官”以后有了权,亦可进行“官倒”;可见同为“倒”,“倒官”较之“官倒”,又高出了一个层次。 无论是“官倒”还是“倒官”,在“倒”的过程中都打着官的印记。“官本位”的观念与制度,在中华大地上蔓延了两千多年;如     

“中国制造”与“中国信用”

国人很想让“中国制造”响遍全球,这是一种奋发向上的心态。这种心态对于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是十分宝贵的。 然而,“中国制造”诚可贵,“中国信用”更宝贵。如果说,“中国制造”是“银”,“中国信用”则是“金”;“中国制造”是“表”,“中国信用”则是“里”;“中国制造”是“结果”,“中国信用”则是“保证”。     

新大人论:西方哲学之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

中国哲学虽然拿不出“德先生”与“赛先生,”却可以推出“大人先生,”可以推出超越“自我中心”“、地球中心”、“人类中心”等“中心论”而对天地万物“一体平看”的“大写的人”。这就是中国哲学中的“大人论,”著者称之为“旧大人论”。其基本视野有三重:以“太一”而求“最高,”以“太极”而求“最大,”以“太和”而求“最多”。此种根本思维方式导致中西哲学走上完全不同的道路“。新大人论”是要以“旧大人论”为基础接纳西方哲学为其环节:就“最高”一方面说,假如我们能将“白”之研究当成“大白”之研究的一个环节,将“辩”之研究当成“大辩”之研究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则我们就可以将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来处理;就“最大”一方面说,“宇宙共同体”是中国哲学的“终极关怀,”西方哲学的最大视野只达到“生态共同体,”只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就“最多”一方面说,西方“一体化”正驱赶整个世界走上“消灭多样性”的不归路,立于宏观与长远的视角,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一体化”视为中国“太和”思维框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特例。“新大人论”的根本目标是把西方哲学当成中国哲学的一个环节或特例来处理。     

重“身教”并不意味着轻“言教”

彭子旭同志片面理解了“身教重于言教”这一思想政治工作优良传统的含义,以为重“身教”就意味着轻“言教”,或者导致轻“言教”。实际上,提倡“身教重于言教”,是在肯定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言教”与“身教”相结合的前提下,强调教育者必须“以身作则”的意义上讲的。强调“身教重于言教”并不等于只要“身教”不要“言教”。就象马克思说过“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重要”,并不等于马克思主张只要实际运动不要制订纲领一样。彭文将“身教”与“言教”简单对立起来,看     

“得”与“失”的辩证法

“得”与“失”,本是一对矛盾。但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处理得好,“失”可以转化为“得”,甚至小“失”可以转化为大“得”;处理不当,“得”也可能转化为“失”,甚至小“得”转     

“相马”何如“赛马”

“伯乐相马”的故事,留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善于识别干部,发现人才。然而,“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再者,“伯乐”是人不是神,由其主观性和局限性导致的失误难以避免。还有,“伯乐”固然在“相马”,“马”又何尝不在“相”“伯乐”？一些狡猾的“马”,投其所好,也有被当作“千里马”加以重用的可能。一句话,“伯乐相马”逃不出“人治”的局限。俗话说: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马”的素质如何,要看其实际表现,“赛马”的优越性也正在于此。“赛马”是用规则来选拔的,不但有“法治”的优越性,而且能够营造社会正气…     

论翻译中“信”与“达”的关系

翻译界关于“信”与“达”之间关系的争论由来已久。应该将“信”理解为忠实于原文,“达”理解为通顺、流畅。在翻译实践申只有坚持“信”与“达”的统一,才能翻译得更“信”,更“达”。     

“悟性”新说

在德国古典哲学文献的翻译中 ,由于译者将德文中的 Verstand一词首先意译为“悟性”1 ,尔后又将其翻译为“知性”2 ,由此使人们常将“悟性”与“知性”等同起来。其实 ,“悟性”与“知性”是不同的两个哲学概念 ,在人的理性认识过程中它们是两个不同的认识阶段 ,笔者试通过对“悟性”的粗略分析 ,探讨“悟性”与“知性”的区别与联系。“悟”的含义在古代汉语中多为“觉”的意思 ,也就是“醒”。如果一个人处于未醒的状态 ,他既不能“知”亦不能“觉”,在醒的状态中他才有“知”和“觉”。而现代汉语中的“悟”,主要是指领会的意思 ,即明白…     

“作过”还要“作通”

作思想政治工作,最后的效果应该是作“通”而不止于“作过”。有些同志做思想政治工作往往满足于“作过”,而忽略“作通”。其实,“作过”与“作通”还有相当一段距离。“作过”并不表示已“作通”,只有“作通”了,才能解决实际问题。一个“作通”,要用无数个“作过”才能换得。常听到一些政工干部叹息说:“某某的工作我们已作过     

“文化台独”正在毒害台湾全社会

“文化台独”是“台独”分子在台湾岛内为深化“台独”的社会影响,扩大“台独”的社会基础而制造的一种“去中国化”的运动和思潮。主要目的是造成“台独”的文化认同。 “文化台独”作为“台独”运动的软件伴“台独”而生,随“台独”而行。民进党突破“党禁”之后,“文化台独”活动更加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从彭明敏的“台湾命运共同体”,到李登辉的“台湾生命共同体”,再到台湾当局新领导人的“台湾主体性”。这些人     

台湾地区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

台湾地区对于商业秘密的称呼与祖国大陆有所不同,其“刑法”称之为“工商秘密”,“公平交易法”称之为“产销秘密”和“技术秘密”,台湾一些学者称之为“事业秘密”。“营业秘密法”则称之为“营业秘密”。这些不同的说法,都是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所指的商业秘密。 台湾地区的商业秘密保护,始于国民党政府1935年颁布的“刑法”。该法关于“妨害秘密罪”一章设定了“泄露秘密罪”,第317条规     

“清官政治诉求”的学理分析

关于“清官政治诉求”的核心,目前学界并无定论。大致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是“忠君”,一种认为是“逆君”。“忠君说”认为“清官政治诉求”虽然是一个“孝亲-忠君-爱民”三位一体的结构,但其核心仍然是“忠君”;“逆君说”则认为“清官政治诉求”的核心是在君之上安置一个“理”,这个“理”是逆君的,而不是顺君的。牺牲一切现实利益,以致以牺牲生命来捍卫此“理”,捍卫此“道统”,正是“清官”的本义所在,正是“清官政治诉求”之根本落脚点。在此意义上说,“清官”在中国政治“天-君-民”的三极循环中,正是“天”一极的代表与象征。本文认同“逆君说”,并扼要分析了“清官政治诉求”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及其现实基础与精神价值。     

以“全道德”观念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道德体系

社会只有“全面和谐”才会有“全面小康”,如果某一阶层、某一地区、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某一民族不和谐,乃至国际关系、生态环境、宇宙空间的某种不和谐,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危机,都会有不安全感,其“小康”就是不全面的。而“全面和谐”又必须以“全面道德”为基础,个人道德、社会道德、国际道德、生态道德、太空道德的任何缺损,都会形成某种不和谐。因此,小康和谐社会要“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思想道德也要“全面建设”。人类文明发展到遨游太空的今天,道德建设体系远远超出了“洁身自好”的范围,必须树立一种将“人道主义”与“天道主义”结合起来的“全道德”观念,从促进“社会和谐”、“世界和谐”、“自然和谐”、“太空和谐”的广度去全面确立,从“洁身自好”、“推己及人”扩展到“推及世界”、“推及自然界”、“推及太空”,以“全道德”体系,促进“全和谐”的形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道德建设体系,应该立足于“树立‘全道德’观念,构建‘全和谐’社会”,涵盖公民的“个人道德建设”、社会的“群体道德建设”、世界的“国际道德建设”、人与自然的“生态道德建设”,以及开发太空的“太空道德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