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责失衡与剩余权配置: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

基层减负进程中"问责悖论"的出现成为基层治理的痛点,严重掣肘了新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与基层治理效能。宏观上,基层政府面临着全面问责体制下政策执行效果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问责风险压力;微观上,基层政府官员面临着剩余索取权的紧缩,导致了官员政策执行不出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这种"问责—避责"的双重逻辑使得基层政府及官员在"干事"与"避责"之间来回钟摆。克服基层减负进程中的"问责悖论"核心在于激励机制的设置,政府如何设置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实现对基层的有效监督但又不会消减问责绩效,这是政府组织治理的难题。通过构建"剩余权"与"控制权"互嵌的分析框架,探究了不同层级、部门间在控制权四个维度,即信息决策权、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激励分配权中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错配下的避责形式主义执行。     

监督下乡、分责秩序与乡村关系重构

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监督下乡不断重塑基层治理的实践样态。伴随监督体系的层级扩大,监督的泛化、精细化以及问责强化,基于考核、督查与问责三位一体的监督机制高度强化,导致乡镇治理陷入“责能失衡”困境。为此,乡镇依托“分责”机制,也即通过党政统合的总体责任配置、行政包干的横向责任压实以及监督下沉的纵向责任下移,展开对此困境的应对实践治理。乡镇的分责实践塑造了以“分责秩序”为核心的乡村治理秩序,“分责秩序”的生成本质上是乡镇在监督问责的压力型体制下积极避责的结果。在此分责秩序下乡村组成紧密的“责任共同体”,其区别于分利秩序所塑造的乡村利益共同体,成为新型乡村关系形态。乡村责任共同体相对有效地应对高压问责的多中心工作,但也造成了乡镇体制过热与村级组织行政化等意外后果。     

行政决策问责:异域模式与经验启示

最近几十年来,国外行政决策问责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从重权力制约转向更为注重权利监督,从封闭性问责转向开放性问责,从重制度转向更加重视结果和绩效.防止我国行政决策失误,需要在汲取异域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等级问责与同体问责,加强制度问责、法律问责与异体问责;培养公众问责意识,创新社会问责模式;建立健全政府绩效评估问责模式,建立起多主体的、开放透明的现代行政决策问责体系.     

行政问责制：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

行政问责制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助推器，也是责任政府建设的保障机制。目前，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实践中还面临诸多困境,表现为：问责主体缺位、问责客体不清、问责法律滞后、问责信息缺失等问题。我们必须通过完善异体问责，实现问责主体多元化；合理配置和划分行政权力，明晰问责客体：完善行政问责制的制度供给、实现问责的法制化；推行政务公开，实现“阳光行政”等几方面来突破当前的困境。     

责任伦理视域下基层干部“反向避责”的破解之策

担当干事是基层高效治理的关键,但是面对日益增多的风险,基层治理事务复杂艰巨,基层出现“为官不为”等现象。“反向避责”作为下级向上级发起的责任转移,表现为按上级文件办、事事请示汇报、事事留痕等。当前,学术界多是围绕着“反向避责”的现象及路径进行研究,对伦理层面特别是具有责任意识的伦理层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本文指出责任伦理对基层干部行为具有“合善性”“合法性”“合道德性”的规范与约束,并在此前提下分析了“反向避责”的成因,认为只有在“责任伦理”约束下基层干部才能更好担当干事,其伦理意蕴才是健全的,进而在此基础上详细探讨了治理“反向避责”的破解之策。     

新时代民政工作的职能与发展方向

民政工作是历史悠久的政府行政管理工作,其职能作用主要在于促进社会建设。在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背景下,应当认真研究如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城乡社区为平台,以提供社会服务为主责,以社会组织、社工和基层自治组织为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和民生保障中更充分地发挥民政工作的基础性作用。     

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对策思考

行政问责制就是对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进行追究的制度。行政问责制是民主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实现责任政府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就目前我国行政问责的实施情况看，存在着不少问题和不足。完善我国行政问责制，应界定行政问责的主体，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政府行政信息应透明化；健全行政问责程序；强化责任追究.     

行政生态学视角中的政府问责制

政府问责制是和谐社会下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目前,由于问责信息的不对称,政府对决策信息存在着高度垄断,问责主体的缺失,行政长官的零问责导致的行政权力膨胀,以及问责程序缺乏可操作性,问责外部缺乏明显的制度保障等等都是政府问责制实施中出现的新问题。     

“事责逆向回归”:行政发包中的事责纵向调节机制研究——基于对天津市“河长制”的考察

对于行政发包实践中如何促进事责在纵向上的恰当配置，学界现今仍然鲜有关注。“事责逆向回归”是行政发包实践中对事责的纵向调节机制，能够在治理链条的局部区域将下级难以承担的事责自下而上回归至上级部门和主管领导。基于天津市“河长制”的考察，通过案例法、访谈法和文献法等方法从目标设定、检查验收和激励分配三个方面切入，可以发现“事责逆向回归”呈现出下级参与目标设定和对目标进行过滤、行政系统与社会的双重检查和对相关公职人员的全面吸纳、问责压力为主的激励分配和政治推动为保障等特征。“事责逆向回归”能够促进事责在纵向上的再次分配，进而提升治理成效；与此同时也体现出新部门在资金、编制管理方面的矛盾以及上级主管领导职责叠加、目标过滤失效等局限。     

着力提升行政问责效力

问责制是实现官员从严格的“他律”走向真正的“自律”、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根本举措。在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实践时间还较短，问责主体相对单一、问责意识淡薄、刚性问责制度尚未形成、问责资源缺乏科学整合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提升行政问责效力，应以增强责任意识为抓手，彰显问责意识的功效；有效规范行政问责制，增强问责的实效性；实现纵向资源和横向资源的有机结合，凸显问责整合效应；营造良好的问责文化氛围，务求问责长效。     

农村基层治理有效中的可控式协商：概念内涵、运行机制与价值限度

我国基层协商治理需要处理行政和民主的关系，弥合治理价值和民主价值冲突。可控式协商强调弹性控制、有限控制和柔性控制，其本质是一种以人民赋权的民主行政对协商民主机制运行的“可控”，以发挥民主优势，提升基层协商治理效能。通过对T县基层协商治理案例比较发现，T县协商治理是一种可控式协商，包括议题输入机制、议题协商机制和议题输出机制，分别对应协商预先可控、协商过程可控和协商事后可控。可控式协商的价值，一是缓解基层协商治理中的价值冲突；二是提高基层政府行政权力的民主性；三是激发基层工作人员的协商热情；四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其发展受到行政权力属性、可控程度和协商人员素质三因素的限制，可以从强化权力监督、厘清可控要素和开展实践学习三方面不断优化可控式协商的治理有效性。     

纵深推进镇街管理体制改革 打造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兰山之治”

<正>临沂市兰山区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为核心,以推动镇街明责减负、扩权增能为重点,以信息化和网格化建设为支撑,深入推进镇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全面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水平,书写新时代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兰山之治”。一、强化党建引领,夯实基层治理组织基础注重把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优势,推进党建与基层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一是增强政治功能,     

加强城市基层民主与基层政权建设

一、城市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缘起理论上城市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市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国家管理，特别是所在城市和社区管理的重要途径。它包括两个层面的政治生活：一是基层政权的民主行政；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自治活动。前者以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街办）为主体，后者以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居委会）为主体。然而事实上城市基层民主长期处于城市边缘地位，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街办作为市辖区或不设区的市的政府派出机构，是最基层一级的政权机关，但它没有足够的权力和权威来…     

农村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合作治理与政府环境问责

农村环境治理需要相应的法律保障和制度供给。当前在行政管制层面上合作治理理念的逐步兴起以及政府环境责任不断强化的大背景下,农村环境治理应该在转变治理模式、完善政府的环境问责机制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口。     

基层政府“不便回应”现象的生成与治理

基层政府回应的被动性、随意性、模糊性等做法，明显暴露了行政决策的偏好问题。政务公开是政府回应的基本原则，当基层政府不愿公开信息、不想多回应时，多以“不便回应”为由进行搪塞，并表现出滥化的趋势。“不便回应”现象主要表现为案例细节压缩性公开、拒绝媒体跟踪采访、遇到问题兜圈子、处理结果成谜等做法。溯其缘由，与思想认识不够深刻、工作开展不够周到、互动渠道不够顺畅、群众评价不够重视有关。这一现象将一定程度地降低基层政府公信力，诱发网络谣言的传播，疏远干群之间的距离。强化基层政府“不便回应”现象的治理，需要从思想认识、责任担当、官民互动、民意参照等方面做出跟进，以实现基层政府回应有效的目的。     

实施行政问责制的几点思考

行政问责制,是问责行政的办事规程和行为准则。在新世纪新阶段,实施行政问责制,必须加强人大对各级行政的问责,强化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力度,健全与问责相关的法律法规,畅通公众对行政问责的渠道,借鉴国外问责有效治理方式。     

“大数据”监督有利于问责制度的推进

正"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这三句话,言简意赅地点出了权与责之间的关系。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不断完善行政问责制度,建设责任政府,是提升政府服务能力的关键一环,也是促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有效的行政问责不仅可以督促政府认真履行其职责和义务,减少行政权力的滥用和腐败,也可以督促和引导其他社会主体遵纪守法,尽职尽责。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大数据的使用,让监督变得更加广泛,有利于问责制度的推进。     

推进“三转”的几点做法与思考

<正>2014年以来,邛崃市纪委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明确职责定位,着力深化"三转",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开创了全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局面。主要做法转职能,突出主业强主责。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研究出台了《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试行)》,建立"四项制度"落实党委主体责任,从严落实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责任;推行"述责述廉"和"纪委书记     

基层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及其问责机制探讨

实行大党治理责任制是大型执政党管党治党建设党的一种新探索。基层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直接主体责任主要是指县级、乡镇级党组织和城市区级、街道级党组织以及其他城乡基层党组织、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依照党章党规党纪实现管党治党建设党的责任。在现实操作中,落实主体责任存在责任虚置、"两难选择"以及责任不明、履责不佳、考责不严、追责不力等问题。而基层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是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牛鼻子",是发挥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的必然要求,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组织保障和政治保证。因此,各级党组织必须牢固树立把抓好党建工作作为最大政绩的理念,树立责任链条理念、责任绩效理念和举证责任倒置理念,通过建立责任清单、项目清单和整改清单来分解主体责任内容;建立由被追责党组织的专项报告和责任人的专项述职、责任追究主体的专项考核结果、问责情形判定、问责方式和问责程序共五个环节构成的问责体系来推动基层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坚持“三个导向”答好基层治理“新考卷”

<正>近年来，烟台市牟平区坚持把抓好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作为固本之策，持续深化镇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统筹推进党建引领、权责统一、运转协调、集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机制，解码为民服务高效路径，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一、坚持党建领航导向，筑牢基层治理“桥头堡”一是提升区委统筹力。成立区委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工作委员会，强化区委主抓的集中领导角色，建立“区委领导、党政双责、部门协同”的组织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