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举措及其启示——以沈阳市和平区城市协同服务指挥中心为例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城市协同服务指挥中心开展创新社会治理工作的实践举措体现了社会治理的共识导向、效率与效能、多元共治、回应性等向度的深刻意涵。其实践启示我们,应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全面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战略高度,谋划创新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特别是分阶段制定进一步创新社会治理的路线图和任务表;整合优化基层资源系统,理顺各部门管理服务职能;将以人为本精神与现代信息科技手段进一步有机融合;不断建立健全项目化民生服务、提高民生服务质量;构建综合性的社会治理绩效管理体系。     

浅析大学生创业行为的影响因素

大学生自主创业的意愿和行为，不仅受制于自身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能力等主体因素的影响，还与特定的政治、法律与政策、经济、社会文化、科技与教育等外部制度因素密不可分。针对这些影响机制，需要树立整体性治理的战略思维，构建个人、高校、政府、社会“四位一体”的创业支持体系，以使大学生勇于创业、乐于创业、成功创业。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理念变迁与路径思考

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是党和国家在治国理念和思维上一次重大的转变，是治国方略总体思想的新提升。理念上的变迁就必然要求新的路径建构。文章通过对“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一字之差的内涵解析，指出从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存在着一定的必然性。最后，对我国未来社会治理的路径发展进行了思考：加强现代化公民社会建设，为社会治理创造坚实的社会基础；转变政府职能，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加强社会治理机制建设，以提高社会治理的效能水平；推动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完善现代化社会治理体系。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的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研究

党的二十大在社会治理方面提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国家治理的能力和水平，最突出反映在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和效能上。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社区治理能力提升是最重要的着力点之一。在此视角下，本文阐释了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重大意义，分析了当前社区治理能力提升面临的挑战，并据此提出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视角下，推进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路径选择。     

国家治理视野下的公益诉讼检察制度

公益诉讼检察是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设计，彰显了其高度契合国家治理要求的独特优势。检察机关开展公益诉讼的实践探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效能的一个真实写照。公益诉讼检察作为一项新的制度，依然行进在积极、稳妥探索发展的道路上，也将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进一步发展完善。     

我国社会治理检察建议运行模式及其正当程序建构

依法治国背景下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有助于科学配置社会治理模式，释放检察机关的“释法说理”优势，而2019年《检察建议规定》所确立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正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催化剂”。囿于制度设计科学性欠缺，检察机关的司法机关地位与释放治理效能的理论、实践与制度产生三种悖论，阻碍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作用“落到实处”。通过社会治理检察建议的适用要件、程序要件以及效力补偿三个方面的正当程序建构，能够进一步提升检察建议的治理效能，打通社会治理中检察效能向治理效能转化的“最后一公里”     

十九届四中全会背景下新的社会阶层参与社会治理的现实困境与对策建议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社会治理中的新生力量,他们参与社会治理时面临现实困境:组织化问题影响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基础,内生力不足问题影响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机制问题影响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针对以上问题应着力强化组织化效果,夯实其参与社会治理的组织基础;调动积极性,从内生力方面调动其参与社会治理的动力;理顺机制,提升其参与社会治理的效能。     

整体性治理视域下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数字技术为公共服务供给带来新的方式和体验，以数字技术创新驱动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成为整体性治理视域下公共部门提高公众满意度的必要前提。在阐述数字化公共服务的逻辑机理基础上，基于整体性治理视角从服务成本、服务效率、服务效益、公众满意、公众参与五方面构建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评价体系，最后从创新理念、数据共享、部门协作、需求导向四个角度提出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效能的策略。     

治理重心下沉的困局及其突破路径——以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为例

治理重心下沉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向。对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展开分析,可以发现治理任务、权力、人员下沉分别呈现从模糊到清晰、从保留到下放、从悬浮到落实的调适过程。治理重心下沉的调适过程,表现出行政体系理性化、权责结构合理化和组织动员高效化的特征。基于此次武汉市基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经验,提出城市基层治理的改革方向在于:党建引领,推进制度化建设;科技赋能,提升网格化治理效能;社会参与,实现多主体协同治理。     

新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新时代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举措。新时代,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需要凝聚“人人有责”的治理共识,激发“人人尽责”的治理活力,实现“人人享有”的治理目标。当前,我国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仍面临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引发的社会主体利益分歧、社会治理权责边界模糊可能降低治理效能、社会治理体制机制不健全可能削弱社会治理意识等诸多挑战。因此,我们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推动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建设,调动社会治理主体积极性以增强社会协同治理能力,拓宽治理渠道以提高人民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推动科技创新应用以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多措并举以切实有效推动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     

国家统一、人民团结、民族复兴:国家治理中的统一战线能力论说

统一战线能力既是中国统一战线制度的执行力,也是一种国家治理能力。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标准视域下,探讨中国统一战线能力,就是分析探讨作为统一战线制度执行力的政治效能及其生产力。基于国家统一、人民团结和民族复兴的维度,统一战线应发挥五大政治效能,即政策效能、聚合效能、组织效能、活动效能及身份效能;而这些政治效能发挥得如何,取决于统一战线的五大生产力,即政治生产力、思想生产力、社会生产力、空间生产力和民主生产力。在改革开放所巩固和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统一战线正日益成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生产线。     

村规民约如何助推乡村治理?——基于功能演化与动力机制的分析

社会变迁对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科学合理的治理工具可以为提高乡村治理能力提供支持。在治理现代化背景下，需要推动村规民约在法治、自治、德治等具体领域的功能演化，以此复兴、重塑和优化村规民约，推动传统村规民约在当代社会的时代性转变和创新性发展。作为一种族群性文化象征符号的村规民约在乡村治理中具有多重功能，如增强社会资本、促进社区自治、传播价值观念等。村规民约通过强化耦合式演进机制、内源性塑造机制和均衡性治理机制，能有效推进“三治融合”治理体系制度化实践、推动“三农”政策在基层自主落实、促进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治动态协调。为了提高村规民约助推乡村治理的效能，应从整体规划、功能拓展和机制调试方面，完善村规民约制度顶层设计，构建发展型村规民约体系，以赋权推动多元参与格局的构建。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东营样板的内涵及启示

市域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是国家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与基层实战的重要通道，是国家治理在市域范围的具体实现。东营市积极探索市域之治，以网格化服务管理为抓手，突出党建引领、注重联动融合、强化科技支撑，丰富拓展市域社会治理的核心内涵，构建起“顶格推动、多方联动实体实战、共建共享”的市域社会治理的“东营逻辑”,探索出市域社会治理的东营样板，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维护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提供借鉴。     

南宁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现实困境和纾解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载体,其发展活力和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南宁市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较好地发挥了服务南宁经济社会发展助推器的作用,但也存在着内部建设不足,缺乏有效指导等问题。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寻找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以期为南宁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治理能力生产：党建引领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基于“书记民情三本账”制度的分析

强大的基层治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的制度化探索与实践通过民意发现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制度与生活互动机制，协同推动和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治理能力的生产过程蕴含着直诉制全过程治理思维，注重民意导向、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有机结合，强调全过程多维度的中国式民主治理，彰显出简约化、参与式的制度优势。新时代治理能力生产是在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基础上，组织动员多元治理主体运用多种治理手段和资源集成式治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基于敏捷驱动的治理能力生产能够增强国家善治能力，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是党建引领推进中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实现路径。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组织参与国家治理机制探析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组织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对于阐释社会协同治理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有着双重效能。本文试从加强组织、利益整合、发挥作用三个角度探析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自组织参与国家治理机制,对社会多元共同体参与国家治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社会企业嵌入社区发展治理研究——基于成都市的实践考察

近年来,社区社会企业成为参与社区发展治理的新生力量。社区社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破解“自治深不了、财政兜不了、市场管不了”的部分社区发展治理难点提供了路径,对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着重要意义。当前,社会企业已经在盘活社区资源、增强社区财力、扩大社会参与、丰富社区服务、密切社区联系、解决社区问题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最优路径选择、抵御市场风险、规则秩序构建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这就需要从完善配套支撑、构建支持体系、明确运行机制等方面发力,引导社会企业健康、有序地嵌入社区发展治理当中,进而提高社区治理效能和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发挥统战优势 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同时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目标,这就需要群策群力,积极探索符合地区实际、体现时代发展要求、满足群众需求的社会治理的创新之路。统一战线作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强大法宝,在团结联合社会力量,凝聚社会共识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要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就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优势,探索将统一战线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的路径。本文从统一战线独特作用出发,通过总结分析一些地区实践经验和问题,对统一战线如何助力基层社会治理途径进行探索。     

聚焦民生痛点 破解治理困局——以武汉市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治理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基层是人民群众生活娱乐休闲的家园,最突出的民生问题也在基层,着力解决与人民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是社会治理最坚实的基础和重心。面对武汉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治理存在的难题,必须借鉴外地解决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治理难题的经验做法,破解武汉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治理难题。     

智慧社会语境下网络犯罪行为矫正对策研究

当今世界数字网络技术迭代更新加速，数字综合体持续完善，智慧社会初具模型，网络犯罪滋生蔓延，涉网络犯罪日益增加。当前我国犯罪治理政策、有关立法、司法实践不足，亟须调整犯罪治理政策和网络犯罪司法治理方式，建立一体化刑事执行法律体系，探究涉网络犯罪罪犯改造规律，创新矫正技术手段，科技赋能实施智慧矫正，依托综治平台和数字平台建立系统完善的涉网络犯罪行为矫正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