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自主联动”:“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的完善路径

"三社联动"是社区治理改革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三社联动"社区治理在实践中形成了"社会组织委托型""社工机构服务型""项目指导型""社区内部发展型"等模式。其中,项目指导型是试点地区普遍采用的一种模式。该模式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政社合作培育社区治理组织;二是政府购买服务联接各类联动主体,形成联动服务模式;三是采取项目化的运行方式。项目指导型"三社联动"虽然取得了诸多效果,但在运行机制方面存在政府控制偏强、社会自主联动偏弱的缺陷,尤其是"民非"类社会组织与社区的直接合作有限,导致其在社区治理改革方面的成效不足。为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果,应通过完善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政策,促进社会组织与社会工作的发展,构建社会组织合作网络,形成社会力量间的自主联动,释放社会活力。     

构建“三社联动”中的需求激励机制

<正>“三社联动”是指社区、社会组织、社工协同行动,为居民提供各种公共服务。三社联动是我国社区治理中的一个新兴事物,也是一种社区治理的有效手段。但从目前的实施过程来看,它还存在着反映居民需求不足、提供服务不及时等问题。对此,笔者认为,要想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在“三社联动”状态下构建起需求激励机制。需求激励机制就是通过奖励引导居民提出合理的服务需求,服务机构通过需求的渴望来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因此,需求激励机制的构     

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反思与优化路径北大核心

中国社会工作进入高质量发展时期,对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进行反思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工作在我国社区治理实践中发挥了权责性福利功能与综合性支持功能。权责性福利功能凸显社会工作的专业属性,综合性支持功能具有较强的本土化特征,为福利功能的发挥奠定了结构性基础。当前,社会工作的综合性支持功能发挥不足、权责性福利功能发挥有限。为进一步优化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中的功能,应持续发挥社会工作的综合性支持功能,通过社工站建设推进社区治理机制向更高层次发展;进一步明确社会工作权责性福利功能发挥的重点领域并通过组织化和标准化建设构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提高社会工作及社会组织发展水平并促进社区治理体系建设。     

“红色社工”与基层治理——基于武汉市W区社会工作实务案例的分析

新时代背景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社会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建与社会工作的融合,成为整合社会资源、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优势、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红色社工”应运而生。基于武汉市W区“红色社工”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在基层治理中,“红色社工”将党领导一切的制度优势和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的实际效能,通过组织引领优化人才结构、资源引领整合服务功能、行动引领提升服务质量,从而在基层治理中实现公众的有效参与、治理主体的有效动员、服务的有效供给,达到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效果。     

“三社联动”背景下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行动策略研究

"三社联动"为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创造了机遇,但社区社会组织仍然面临政社不分、合法性不足和社区居民认可度差等外部环境的束缚。在行动主义视角下社区社会组织可通过遵循社区治理的价值取向、发挥专业优势、探寻基层政府真实诉求、找准社区建设的中心任务和鼓励社区居民有效参与等行动策略,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格局。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社区治理创新:“三社联动”模式优化路径探讨

社区、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是社会治理的最基础元素,"三社联动"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探索。明确指导思想、加强顶层设计、准确定位关系、鼓励基层创新对于深化推进"三社联动"建设具有实际意义。     

赶超型协同:走向整合的社区治理——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为例

近年来,我国各地相继挂牌成立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以助推减负改革,与之同时推行的是基层治理单元中两委领导“一肩挑”政策。既然行政化对参与自主性及助人专业性的侵蚀是基层负担的症结所在,为何又将其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案?实际上,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是在复杂环境下欲实现协同增效的政社跨部门组织,理论上可以通过资源整合帮助社区实现减负,但其形成却是政社组织在未经分离状态下的整合,是一种在动员体制下由国家建构的赶超型协同。调研发现,赶超模式下的社区治理呈现出“以政补社”与行政制约的特点,居委会成员面临角色被动扩展、身份层层叠加的困境,社会工作陷入了专业缺位与财政限制的消极循环。基于此,社会工作专业秩序的建立与合理调节跨部门组织中不同制度逻辑的紧张关系成为了亟待探索的议题。     

青少年社会工作协同发展模式探析——基于“彩虹桥”外来人员未成年子女社区社会工作坊的研究

在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的整体格局下,"彩虹桥"外来人员未成年子女社区社会工作坊项目构建了多方合作机制,实现了项目有序开展。该模式可在社会工作基础薄弱地区推广,通过构建"机构—高校—团委—社会"多元化行动主体协同模式推进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发展。多元化行动主体协同模式需要整合现有资源,构建多元化主体行动系统,构建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孵化机制,提高社会对社会工作的认可,将服务拓展至更广阔的领域和群体。     

中国财政治理的理念嬗变、价值意蕴与行动路径——一个国家治理现代化视角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作为治理理念在财政领域的延伸，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促使着财政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回溯我国财政治理理念的嬗变过程并归结其内在逻辑，可以发现，现代财政治理的价值意蕴主要涉及导向性与服务性、多元性与民主性、法治性与规范性、科学性与公平性以及联动性与开放性等五个维度。由此，推进财政治理现代化的行动路径包括：与时俱进地推进财政治理现代化；发展财政治理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稳步推进财政治理的法治化建设；构建科学公平的政府间财政关系；“协调联动”“开放包容”，努力展现“大国财政”的治理现代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社会工作:流动性冲击与家为核心的发展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将成为社会工作有效展示专业功能、服务社会的重要场域,但大规模社会流动造成农村家庭“一家三地”分离的现实,导致社会工作在农村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以家为核心开展整合性社会工作服务,应该成为农村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发展的重要取向。推动以家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一要确立家作为社会工作服务的核心位置,实现社会工作服务的方法整合;二要区别多样化家庭中抚养/赡养者的复杂关系,发展差异性的家庭社会工作实务;三要以家庭为单元构建社会保育机制,拓展家庭外部支持,实现家庭向外的公共性拓展;四要围绕家庭建设进行相关政策的整合,制定和完善以现代家庭为核心的政策体系。以家为核心的农村社会工作脉络既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流动性社会的回应,也是中国社会工作对于全球社会工作的有益贡献。     

社会组织如何助力“五社联动”破解动迁社区治理困境？——来自S市G区B社区的个案

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动迁社区治理困境亟须破解,社会组织的介入如何助力社区实现有效治理成为值得探究的话题。基于S市B社区的个案考察,发现社会组织助力动迁社区协同治理的行动逻辑为：党政领导的注意力分配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提供契机,非结构项目机制下,社会组织借助政策创新、平台搭建、常态化机制等手段推动社区治理结构和资源的整合。同时,通过激活社区社会资本、发挥社区两委的核心枢纽作用保障社区自治的可持续性,最终构建出五社协同的治理格局,破解了社区治理难题。社会组织的协力重塑了动迁社区的五社联动格局,国家与社会合作主义关系的建构是实现社区善治的深层动力。     

从“自治”到“共治”: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创新模式

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显著的本土特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不是“统合”社区、“管控”社区、“包办”社区，而是“激活”社区，推动社区自治迈向党建引领社区“共治”。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形成“联动”治理、“委托”治理、“情感”治理、“自主”治理、“兜底”治理的创新模式。“结对帮扶”“多方联动”的方式，党建引领商业型社区“联动”治理模式有效解决了社区单元楼“无人管”的难题。党建引领安置型社区“委托”治理模式增强了居民的主体性意识，明晰了治理主体间的权责边界。以“情感”为联结机制和治理要素，党建引领过渡型社区治理模式推动“陌生人”社区向“共同体”社区转变。党建引领老旧型社区“自主”治理模式以供需有效对接为核心，社区党组织引导社区自组织主动对接居民需求，促使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党建引领院落型社区“兜底”治理以“连片捆绑”为核心机制，推动院落型社区的整体性治理。     

党建引领社会工作的理论探索与实践考察

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时代背景下,党建引领社会工作作为一种新的模式正在各地推广,但是学术界对此研究相对滞后。党建引领社会工作何以发生发展,又是以何种形式发展的?从党建工作和社会工作的目标、行动策略来看,两者具有契合性。而在"国家—社会"关系变迁的过程中,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社会发生的变化,需要发挥党建的龙头引领作用。在此基础上,以组织性和群众性两个维度划分出党建引领社会工作的四种服务类型,分别是形式主义型服务、便民利民型服务、组织建设型服务和党群共建型服务。以广州的社会工作模式为例分析党建引领社会工作进而推动社会治理的经验与不足,为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借鉴。     

村庄“中位达标”治理的逻辑及影响

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是制度化建设，对制度构建下的村治样态分析，可以在村庄事务的制度化治理视角下展开，考察制度规范对村级组织和村干部治理行动的影响。受制度建构负外部性成本与责任“硬约束”等因素的影响，村治实践多呈现“中位达标”治理样态，而非已有研究提出的“竞标”治理或“底线”治理。村庄“中位达标”治理追求的是不冒进、不落后、不过度负累的中间位置排名，具体表现为常规且无量化要求事务的规范对标、常规且有数量要求事务的量化平衡，以及中心工作与重点工作的差异化作为等，遵循的是一种分类达标策略。“中位达标”治理既可能带来村庄治理的“工具主义”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形塑着其向“实体化”治理转型。为保证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平稳有序以及弥补“工具主义”治理缺陷，需要推动制度的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与基层治理实践的有机融合。在理论层面，“中位达标”治理为当前村治实践提供了新的经验参照，也为学界思考技术治理、政社关系等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学校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工作的重要意义

学校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在教育系统中特殊形态的专门化服务。本文从学生工作科学发展要求、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要求、贯彻“以人为本”育人理念、提供专业化服务、建立新型师生关系等五个方面阐述了学校社会工作介入高校学生工作的重要意义。     

回到马克思: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伦理的政治困境及目标重塑

社会工作价值与伦理是社会工作专业的灵魂,社会工作也被称为是一个注满价值的专业。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在中国的本土化建构面临着嵌入性困境,既要回应本土文化伦理的挑战,又要适应国家的官方政治伦理。在社会工作专业伦理实践中宗教伦理与政治伦理差异明显。从马克思伦理思想中汲取平等观、人权观和人性观,注重把以人为本、助人与自助、公正与平等、和谐包容与发展作为目标选择,可为建构中国社会工作专业伦理提供有利契机和实现对接转换。     

“政—社”以何合作？——一个农村环境整治的案例分析

在"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社会治理范式转型背景下,"政—社"以何合作替代"政—社"何以合作,成为"政—社"合作研究的重心。研究发现,政府、企业、社会团体、村级组织和农村居民等构成农村环境整治的主要参与者,其分别遵循科层关系下的行政推进、竞争关系下的契约合作、社群关系下的自愿合作以及熟人关系下的道德约束行动逻辑。借助扁平化、透明化的现代互联网技术,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行动逻辑相互调适与耦合,形成了主体间双向互动与传递的反馈型关系。结合"三清洁"五级联动工作体系,"政—社"合作主要通过宣传动员、道德约束、物质激励、行政推进和契约合作机制来实现,政府在合作关系中占主导地位,同时强调合作机制的组合化运用。但由于政府压力型体制、"条块化"组织体系与理性化官僚、农民整体素养有待提升和社会组织独立性不足等原因,农村环境整治内生性动力建构不足、市场化运作流于形式和整体性发展思维有待进一步拓宽。破解上述困境,需要继续深化服务型政府转型,提高社区的自治能力,进而优化"政—社"合作环境。     

沈阳市着力构建“四个机制”加强社区工作者队伍建设

<正>社区工作者是社区管理的主要组织者、社区服务的直接提供者、社区建设的直接参与者,是加强基层基础、推进城市基层社区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沈阳市委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专业化发展、规范化管理、制度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把“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作为主线,以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为抓手,     

治理的界面与界面的治理——对“界面治理”的反思性阐释

20世纪后期以来,区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治理”日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实施变革创新行动的全新理念和方式,发展至今,合作治理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一项重要共识。近年来,学术界在对合作治理的发生机理进行探索的时候,发现了“界面”的简化功能,开启了对“界面治理”的理论探析。然而,既有研究基本上都是悬置了对界面治理的知识学认知前提而去建构“界面治理”的分析框架,这种做法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界面治理”语词的推广,但是长远来看是不利于“界面治理”得到科学的理论确认的。事实上,从人的社会性本质出发,可以发现,“界面”的产生是边界行为的结果,它普遍存在于由不同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性系统之中,是各要素交互作用发生的地方（或载体）。治理界面是界面在治理场景中的创新应用,它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本质上是一种“治理工具”,发挥着化繁为简的治理功能。界面治理是基于治理界面而开展的跨界合作行动,是合作治理的重要实现方式,因而对界面治理的研究应当被纳入到合作治理理论的建构范畴。     

村级组织生产服务功能：产业发展与村庄治理

实现乡村振兴中的“产业兴旺”目标需要建立在村级组织与小农户深度联动的基础上。本文通过一个农业型村庄茶产业发展的案例，探究村级组织在村庄产业发展中的经营逻辑及其产生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村级组织在规划和调整农民茶叶种植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生产服务功能”成为描述其组织角色的集中式概括。在发挥生产服务功能的基础上，村庄产业形成了一定的经营效益，也实现了村级治理的良性运行。村民主体性、村级组织的权威和动员能力、村级治理能力得到了增强。在乡村振兴中积极发挥村级组织的生产服务功能，是重建乡村社会利益关联机制、调整农业生产方式的重要方向和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