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变迁研究——基于历史制度主义范式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经历了单位体制、街道体制以及社区体制三个阶段,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角度来看,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受到国家宏观政治制度背景、社会本位理念转变、政治行为主体、外部示范效应以及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博弈等因素的影响。同时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迁还存在着路径依赖,并在收益和制度黏性的作用下不断强化。但是在制度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出现了"历史否决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体制的变革要抓住"历史否决点"时期,及时调整和改革现有制度,实现制度创新。     

论基层治理的制度变迁与基层协商治理北大核心CSSCI

基层治理的制度性变迁是驱动协商治理等多元治理模式创新的基石,其变迁过程中基于正式规则、非正式规则、基层政权等因素综合作用所导致的路径依赖对基层协商治理的生发具有直接影响。在正式规则方面,基层协商治理与基层治理变迁的制度性契合是其生长点,而自身的制度功能缺陷又严重限制了其发展;在非正式规则领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价值旨归和伦理意蕴与基层治理变迁三大张力之间的耦合或冲突以渐进、内生的方式改变基层治理的格局;基层政权能否推动基层治理由一元主导向多元协商转变,主要取决于其实际能力和意愿,前者毋庸置疑,后者则视替代优势、治理成本、关键变量等元素的博弈结果而定。撬动基层治理变局的内外动力杠杆与路径依赖三大元素间的复杂关联构成宏大的基层治理场域,其具体走向值得进一步研究。     

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创新:阶段、问题及转向——基于对70年社会治理发展变迁的认识

一、建国70年来我国社会治理改革创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凋敝的经济社会状况,最紧迫的事情就是建立起一种新的国家治理秩序,“社会管理的根本目标在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秩序,保持社会稳定和有序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1]在借鉴苏联经验并结合国情基础上,我国建立起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公共权力全面介入经济社会领域。这一做法对于迅速恢复政治社会秩序至关重要,同时也在一定时期内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秩序”红利,这是新中国社会治理的最早探索。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单位管理模式转向社区治理模式——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目标模式、制度创新及可行性研究

社区建设的根本问题是体制创新,是探索一种全新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以替代已经失效的单位管理模式。武汉市江汉区利用国家民政部社区建设实验的机遇,探索出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并取得了初步的社会效益。     

探索构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新格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这既是对我国社会治理经验的凝练总结,顺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为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指引。近年来,西安市雁塔区委把党建引领作为先导性、根本性要求,贯穿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嵌入各领域、融入各方面,坚持以基层党建新格局引领构建城市社会治理新格局,以治理新格局巩固城市基层党建新成效,让党旗在基层阵地高高飘扬。     

我国国家主席制度的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国家主席制度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1949年至1954年是第一阶段,即国家主席制度的酝酿期;1954年至1975年是国家主席制度的曲折发展时期;1975年至1982年是第三阶段,即宪法取消国家主席制度的阶段;1982年之后,是国家主席制度恢复和发展时期。国家主席制度的变迁折射了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历程。     

我国财政体制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的研究视角

我国财政体制经历了集中制——包干制——分税制的变迁历程,从集中制到包干制变迁的具体动力主要源自于地方政府的拉力,从包干制到分税制变迁的具体动力主要来自于中央政府的推力,从这几个演变历程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财政体制变迁的抽象动力主要存在于当制度变迁预期收益大于成本时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主体的大力推行时。     

台湾环境运动的变迁与延续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环境运动,在经历了萌芽期、壮大期、成熟期和和缓期后,在今后会继续存在下去还是销声匿迹?本文通过对台湾环境运动的研究,分析其产生、转变与延续,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回答.     

聚焦边疆城市治理 加强城市基层党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边疆发展,确保边疆巩固、边疆安全"。近年来,吉林省延吉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聚焦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的重大政治任务,将推动城市基层党建系统建设整体建设作为实现县域发展的新引擎,着力构建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新格局,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跨越发展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随着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渗透,背离技术赋能理性的“痕迹管理”“电子衙门”“虚拟政绩”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也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历史路径依赖和技术治理两个变量的交织与扭曲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需要构建“理念-制度-执行-反馈”的制度逻辑框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平衡技术理念与公共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治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通过制度治理的替代行为以弥补技术治理的不足,通过“制度-利益相关者”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有益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数字技术、制度规范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度、深度和温度三者的有机统一。     

论优化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

制度环境形塑着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从当前来看,对城市基层社会组织影响最大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重控制、轻培育的社会组织管理制度;重制度建构、轻社会基础的社区自治制度;欲迎还拒与不信任的城市社区文化。这些环境的合法性激励与资源性激励均不足,制约了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优化城市基层社会组织的制度环境,应端正官员态度,明确政府责任;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加强培育力度;完善社区自治制度,夯实社会基础;创新城市社区文化,塑造公民意识。     

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逻辑演变

城市社区治理研究中引入历史制度主义方法,能够较好地反映其制度变迁的基本脉络、内在逻辑及存在的问题。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大体经历了一元社区管控体制、一元多核管理体制和共同体社会治理体制三个阶段,其变迁的主要逻辑是从“管”到“治”、从“粗”到“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社区治理权力失衡以及社区关系松散化。未来城市社区治理制度优化的主要方向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技术加持,实现精细化、数字化治理,构建智慧城市;另一方面,赋权增能,社区治理各主体间需要权责均衡,构建新型社区结构。     

逻辑与现实:从基层治理制度创新看基层协商民主

基层治理制度创新与协商民主互为依托、形成合力,基层协商治理才能实现善治。逻辑上,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在形式上要依靠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合理的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则应以协商民主为前提。而现实中,某些基层治理制度创新缺失协商民主的前提环节,也经不起协商民主考验,甚至协商民主被不合理的"创新制度"裹挟,反而使协商民主流于形式和平庸。     

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的制度变迁分析——制度变迁的性质及其后果

第一届全国人大的召开,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审视,究竟属于何种性质,并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从一个层面来说,它可能是制度创设、制度演进、制度断裂或者制度移植,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它可能又什么都不是。由此可以衍生出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人大制度发展中的挫折是否与缺乏制度发育期有关?人大制度的后来发展是否发生了制度变异?建国初全国政协会议为何会代行人大职能?以及制度移植会不会失效、异化或形式化?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要开展第一届全国人大研究,也要开展历届全国人大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对此后人大制度发展历程以及今天人大制度所具有的一些特征的理解。     

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研究

治国安邦,基层是坚实根基;管党治党,基层党组织是有力保证。在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中,基层党组织是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党建引领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方向。在“十四五”期间要努力提高基层社会治理水平,党领导基层社会治理是历史的选择,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和战略意义。如何不断激活基层党建的活力,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发展,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基层党建必须直面的新课题。     

制度变迁理论视角下的我国民生问题

制度是与人类的有限理性紧密关联的,调节各种经济、政治利益关系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行为规则的集合。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我国当前的民生问题,可以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两个层面加以研究。在教育、就业、医疗保障、住房、社会保障等正式制度以及社会习惯、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中所存在的不合理和不协调之处,困扰着我国当前民生改善的进程,也滞缓了整个社会发展的步伐。     

以社会治理体系创新促进城市基层社区党组织建设——基于顺德党代表工作室制度实践的分析

在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如何强化城市基层社区党组织建设,才能在提升社会治理质量的同时确保党的领导权威?顺德党代表工作室制度的运营实践表明,提升城市基层社区党组织权威的有效方式不在于扩大组织规模,或者强化组织的政治动员、吸纳功能,而在于如何激发基层组织的行动能力。在转型时期,积极地推动以服务为导向的社会治理体系创新,确保党在新型治理体系建设中扮演协调者、领导者角色,是完善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种可行方式。     

货币需求的制度变迁分析

引入制度变量,研究不同环境下微观经济主体的不同货币需求行为,必将丰富货币需求理论。微观经济主体如居民、企业、政府等在计划经济体制和转轨体制下有着不同的货币需求特点。     

怎样看待制度变迁中的民营企业

作为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民营经济可以说汇聚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中的各种矛盾。回顾这段历史,解读这段历程,我们可以对目前民营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也促使我们能够正确看待民营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