援助安全：一个基于援助载体的新议题

对外援助是国际政治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一方面,作为一种由援助国提供的特殊性国际公共物品,它是全球治理和国际发展领域的重要变量;另一方面,作为国家的一种对外政策工具,对外援助在国际竞争舞台上发挥着战略性功能。在国际政治中,有志于发展的对外援助都与安全问题息息相关。援助与安全之间的联结经历了从一般关联到深入互嵌再到"安全化"的演变历程,安全思维越来越多地影响对外援助过程,冲击着连接援助国和受援国的援助资源载体。面对嵌入对外援助过程的"安全化"趋势,通过聚焦援助与安全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发展趋势,试图诉诸安全视角来审视援助载体,并因此提出了"援助安全"概念框架。该框架致力于从国际结构转型、援助国和受援国关系及相关国家国内政治等不同角度探寻援助过程中财力资源、人力资源与制度资源分别面临的多元安全威胁和风险来源。援助安全可以从技术条件性、透明性、实施预算管理、提供援助安保人员训练和改革全球援助体系等举措得以保障。     

朋友与利益——国际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中国对外援助

对外援助具有国际公共产品的特质,这既体现为对外援助直接为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融资,也反映在对外援助是国际公共产品的重要组成,还表现在对外援助广泛惠及受援国、援助国和国际社会。中国的对外援助虽经历了援助理念、方式、资金构成的多重变迁,但基本原则和重点援助对象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对外援助体现了中国通过供给国际公共产品来赢得国际社会认同的大国诉求,也折射出对外援助的"中国模式":南南合作框架内的"平等型援助"、以弘义融利为主旨的"互惠型援助"、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增益型援助"。对外援助不仅为中国赢得了朋友,也使其收获了并将继续收获包括战略、政治、安全、经济、文化在内的多重利益。     

国际社会对朝鲜发展援助探寻

国际发展援助对于援助国来说通常被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对外政策工具,而对于受援国来说,发展援助可以为本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诸多帮助。因此,发展援助对于援助国和受援国双方的经济发展都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和作用,是一种具有互利和双赢效益的国家间经济合作方式和国际关系模式。根据朝鲜的要求及现实需要,国际社会对朝援助正由人道主义援助向发展援助转变。国际社会对朝发展援助目标是促进朝鲜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援助领域将更多地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和提高行政管理能力等方面。在此过程中,需要解决如何筹措对朝援助巨额资金、如何提高对朝援助透明度和效率等课题。     

日本对中亚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

日本的对外开发援助始于1954年以援助国和受援国双重身份参加的“科伦坡计划”,①日本作为加盟国,从1955年开始实行对外援助.1961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fficial Economic Cooperation Development,OECD②)在美国和加拿大支持下宣告成立,1964年日本以援助国的身份加入OECD,成为政府开发援助又称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ODA⑤)的会员国之一,开始正式对外实施政府开发援助.2008年后,日本ODA的实施与管理由日本国际协助机构(Japa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gency,JICA) 负 责.     

巴西对外援助的发展现状和管理体制

本文主要研究巴西对外援助的发展现状和管理体制,详细梳理了巴西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援助方式、主要领域、地缘分布、政策演变、管理体制、存在问题及最新动向等。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巴西提供对外援助的意愿和能力不断增强,逐渐由净受援国向受援国和援助国双重身份转变,对外援助发展迅速。作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巴西对外援助是其追求地区领导力和加强国际地位的有力工具,对外援助也由此体现了巴西外交政策的多重诉求。尽管近年来巴西经济有所衰退,从全球第七大经济体降至第九大经济体,但仍是拉美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巴西提供的技术合作在南南发展合作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以三方合作为代表的援助方式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前国际发展援助版图,提升了新兴援助国的话语权。巴西与中国发展阶段相似,对外援助诉求有相通之处,分析巴西对外援助的发展现状、管理体制、主要特点和存在问题,能够为中国对外援助提供参考和启示。     

马来西亚国际发展援助现状及其特点

就发展援助而言,马来西亚既是受援国也是援助国。技术援助是其对外援助的主要形式,援助的区域主要集中于东盟和非洲国家,同时积极参与南南合作。马来西亚拥有独立的援助管理机构,并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能力及素质,确保援助有效实施。     

浅析韩国ODA的发展

二战后，韩国迅速由ODA受援国转变成援助国。自1963开创援助供与国历史以来，韩国于1995年正式结束了借款对象国的地位并转变成援助供与国。这是国际社会中罕见的成功案例。但目前韩国ODA因无偿援助比例过低、限制性援助比例过高、赠与率过低、地区和产业分布不均等原因其ODA质量还很低，仅处于新兴供与国的水平，与DAC会员国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宏观与微观视角下的日本环境ODA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

日本环境ODA是国际绿色援助领域的重要现象。经过20多年的发展,日本环境ODA以积极的发展态势走在国际绿色援助体系的前沿,以极具战略色彩的发展特征追逐国家权益的增值。作为一种战略工具和手段,日本环境ODA呈现出继续加强的发展趋势,但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日本对环境ODA的战略发展与运用,对兼具受援国与援助国双重身份的中国有重要启示。日本对华环境ODA曾是中国获得国际环境援助的主要来源。然而,随着日本对华ODA贷款的停止,对华环境ODA的骤减,中国作为面临严重环境污染的发展中国家,应进一步加强与日、欧、美的环保合作,从多层面弥补本国环境治理上的资金技术不足。同时,作为援助国,中国应积极借鉴日本的经验,追求对外援助的最佳效应。     

从印度洋海啸分析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模式

2004年底发生的印度洋海啸给人类带来了一场空前的灾难,随后的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数量上都突破了历史记录。通过对这次国际援助的分析,我们看到国际人道主义援助模式还不可能摆脱国际权力政治,依然是一个援助国和受援国之间互相作用的复杂过程。要使国际援助更加符合人道主义的本意,国际社会还需要继续培养合作意识,加强国际协调组织的建立和作用。     

日本对大湄公河次区域(GMS)五国援助述评

本文拟从援助目的、机制、特点以及效果等几个方面,就日本对大湄公河次区域(GMS)五国的援助做综合评述。笔者认为,日本对GMS五国援助最大的特点在于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和人力资源的培养。这两个方面的援助不仅能切实解决被援助国面临的问题,而且还能培植亲日人员。正因为如此,尽管日本的援助在受援国得到一定的好评,但也引来诸多批评。此外,对基础设施提供援助的最大收益方往往是日本,因此日本的援助具有功利性。     

日本对印尼的援助和直接投资的相互作用

一、日本援助的新趋势 和其它主要捐赠国一样,国家本身的利益始终是日本提供国际援助的主要动力。然而长期以来这种国家利益的重点已逐步从促进贸易(即出口)转移到促进资源开发、技术贸易以及后来服务于政治和安全目的,到最近几年,再演变为提高其国际地位的考虑。当然,人道主义的考虑仍在日本对外援助中起着重要作用,事实上,它是除对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的认识之外的日本对外援助的另一个公开的原则。可是,这种人道主义的考虑实际上只是日本对外援助的互惠原则中一个比较次要的部分。这个互惠原则是基于日本的下述观     

巴西对外援助中的三方合作管理与实践

本文梳理了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概念以界定三方合作的内涵和外延,通过分析巴西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立场诉求、发展历程、发展现状和典型项目,研究巴西对外援助中三方合作的管理体制与实践操作情况。巴西作为南美地区最大、全球第七大经济体,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由净受援国逐步向援助国转变,其对外援助发展迅速,在国际援助领域的影响力显著提升。虽然就援助规模来说,巴西对外援助仍十分有限,但其三方合作已引起越来越多的国际关注,成为讨论巴西对外援助的热点。非洲葡语国家和拉丁美洲是巴西三方合作项目最集中的地区,日本和德国是巴西最主要的三方合作伙伴国家。尽管从数量上来看,三方合作目前仅占巴西所有技术援助项目的 1/5,但作为一种新的发展合作方式,未来巴西三方合作有进一步增长的趋势。参照巴西三方合作经验和教训,结合中国对外援助三方合作的具体情况,本文认为,中国应尽快出台相关政策文件,逐步拓展合作伙伴和方式,在优势领域持续谨慎地开展三方合作。     

拜登政府对外援助政策调整及影响北大核心

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双边援助国，在拜登政府上台后回归对外援助政策传统，相比特朗普时期进行了明显调整，主要表现在：提升对外援助的政策层级，增加政策效力；增加对外援助的资金规模，加强资源保障；强调对外援助的价值观属性，突出意识形态色彩；重视对外援助的多边渠道，发挥规范性力量的作用；调整对外援助的优先目标，加强援助议题设置。拜登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统筹了国内国际政治经济议程，通过加强意图与能力、目标与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其内外影响初步显现：大幅提升对外援助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力促全球国际援助的战略化、政治化、工具化趋势，并推高全球发展合作领域的对抗性风险。但受制于对外援助“内顾”倾向、美国国内矛盾激化、舆论严重极化等因素的影响，拜登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无法完全实现其预期目标。     

从“援助有效性”到“发展有效性”:援助理念的演变及中国经验的作用

2011年11月底12月初,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第四次高级别会议将在韩国釜山召开。此次会议预计将推出近一段时间以来围绕援助问题的国际反思和辩论的新成果,即从援助有效性过渡到发展有效性的国际援助新理念。从历史背景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新兴发展援助国的出现以及西方传统援助国几十年来援助效果的差强人意等均推动了这一援助理念的转型。而拥有受援国和援助国双重身份的中国,不仅在过去的30年里成功管理和运用了外援来为自身的改革开放服务,在如何运用巴黎宣言五项原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以及教训,而且在最近的10年里积极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并同时逐渐探索如何适应和融入全球援助体系。中国独特的双重身份、其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影响力,以及所具有的探索和分享的意愿将使中国未来在全球发展合作领域做出巨大的贡献。     

中国对非洲援助的“战略平衡”问题

对非洲援助是中非关系中的重要一环,既是中非关系的利益面,也是中非关系的责任面。在国际格局和国际发展援助潮流出现重大调整的背景下,中国面临提高对非洲援助的战略性,加强在非洲的软实力建设,以及拓展对非洲援助安全内涵等新挑战。当前中国对非洲援助面临五大"战略平衡"问题:援助国和受援国双重身份的平衡;国家利益和企业利益的平衡;不干涉内政和参与非洲内部事务现实需要的平衡;加强透明度和保持对非洲援助的主导权之间的平衡;双边与多边援助合作的平衡。未来对非洲援助战略应结合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总体战略,适时调整援外体制,满足对非洲援助的战略性要求,并将重点放在推介中国发展理念和经验上。     

欧盟的全球援助体系概况

在国际关系领域，对外援助是外交政策的工具，服务于援助国的国家利益。二战后，随着美国“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对外援助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即利用对外援助争夺、扶植、拉拢其他国家，以壮大各自阵营实力。欧盟前身欧共体的对外援助始于1957年同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区（即ACP地区）签署的两个《温雅得协定》和五个《洛美协定》，     

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管理模式的演化与成效

中国对非洲农业援助管理模式经历了从国家统一配置资源高度控制型的模式、承建机构主导的承包管理模式到多元主体参与型模式的历史演化进程。中国对非援助模式的变迁与中国自身经济制度改革及国际援助模式发展状况密切相关。计划经济时代的中国对非援助模式,强调"大国义务"而偏向单纯"利他",时移势迁则难以为继。改革开放之后以市场为主导的中国对非农业援助模式,着眼"互惠互利",虽有助于援助项目的可持续性,但也带来不少商业化不计"公利"的问题。新世纪以来的多元主体参与促进了援助模式的创新,在企业为主导的项目中引入受援国政府管理,降低了商业化弊端,增强了公益性和受援国的责任感。     

浅析亚洲危机后的日本对亚援助政策

以亚洲危机的发生为背景 ,日本政府的对亚援助政策出现了活用民间资金援助框架、以实施经济结构改革的援助条件、介入受援国的国内社会问题等新变化 ,其中蕴藏着促进日本经济复苏、推进日元国际化及争夺援助主导权的战略目的     

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分析

作为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形式,对外援助在二战后呈现出规模化和制度化的发展趋 势。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规范是国家和国际组织从事对外援助的国际法依据,主要包括适用于对 外援助领域的国际法基本原则、规范对外援助行为的国际条约以及指导对外援助实践的国际组织 和国际会议决议三类,这三类法律文件构成了对外援助的国际法律框架。中国对外援助因理念和 原则不同而有别于西方国家倡导的发展援助,在对外援助领域独树一帜,但是作为对外援助的重 要实践者和国际社会的一员,中国政府应依据国际法律规范履行国际义务;制定和完善对外援助 国内专门立法;重视并积极推动对外援助国际法治进程。     

中非合作:提高发展有效性的新方式

中非合作论坛机制建立以来,双方在投资、贸易、基础设施、农业和减贫等领域的合作已取得显著成就。中非合作已经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为发展有效性提供了新框架和新方法。经合组织(OECD)国家的发展援助,是一种过程驱动型发展合作方式,更加注重受援国的良治、问责、透明、参与等西方式民主政治过程,相对忽视了受援国本身的发展。这种发展援助未能使非洲国家成功实现减贫,其有效性倍受质疑。中非合作注重"双赢",主要靠投资和贸易这两种市场导向的方式与援助相结合,带动非洲本土经济增长,因而是一种增长驱动型发展合作方式,也是提高发展有效性的新方式。未来的国际发展合作应该更加多元和包容,因而不能将中非合作纳入OECD发展合作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