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罗马奴隶法律地位还原——“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说法之批判

我国学界对罗马奴隶的法律地位认识欠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之滥用为其鲜明体现。通过分析"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的起源,指出该论断源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具有普遍说服力。在梳理优士丁尼罗马法原始文献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奴隶在人身安全、婚姻家庭方面作为主体受保护,在宗教、特有产、继承、诉讼等方面中表现出一定的主体性,在共和到帝政的转变过程中存在承认其主体性的趋势。     

“平衡”是法的最高境界

平衡与法存在必然的联系,平衡是法的本质要求,是法的价值内核,决定法的制定、法的内容、法的目的。本文从法的现象出发,从静态、动态、横向、纵向四个维度对法进行了综合阐述,论证了＂平衡＂反映法的最高规格,是法发展的最高状态。     

论公法规范在国际私法中的地位——“直接适用的法”问题的展开

在传统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只涉及到私法领域,法官并无适用外国法规范的义务和可能性。本文以欧洲大陆法的“直接适用的法”理论为背景,以公私法的划分为切入点,讨论外国公法规范的可适用性。对相关理论和立法例作了深刻检讨和评判,并结合“直接适用的法”理论,讨论了外国公法规范适用的客观具体样式     

“嘉禾困局”背后——一个公共行政学的分析视角

2004年湖南嘉禾县的拆迁事件引来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这桩地方事件反映出中国公共行政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些问题。虽然时过几年,但它本身的典型性依然对现在的公共行政亮出有价值的警示信号。本文借用罗森布鲁姆的途径分析框架,从管理的、政治的和法律的视角剖析嘉禾事件,分析其中隐藏着的问题,为公共行政者们提供前车之鉴,提高公共行政能力,尽快解决公共行政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早日建成民主、法治、文明的和谐社会。     

“强”的背后是“弱”——经济犯罪中的女性心理解读

李群案的特殊性之一在于，案件的主角是一位女性。但是，经济犯罪不仅发生在男性身上，同样会发生在女性身上。媒体和公众应该关注的是引发腐败的体制，而非具体犯罪人的性别。     

论教育的内在尺度——对“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的追问

对什么是真正的教育的追问引向对教育的内在尺度的深入思考。这既需要诉诸于教育者对自身教育体验的内在反省,更需要借助于经典的教育理论智慧。从古典文明时代教育作为一种启发的智慧,到启蒙时代教育作为理性精神的培植之途,再到现代教育学知识体系中对经验的关注,以及在20世纪对于面向人的精神领域的教育的反思,都引向对教育之内涵的深度理解。对教育的内在尺度的探讨区别于从实现外在的目的或功能看教育,而是基于对人之成长发展的关注,即关注教育如何改进学生的经验品质并促进内在精神的觉醒。     

论“故意”在侵权行为法中的意义

侵权行为法是民法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该领域中 ,各国都是以过错责任主义作为一项基本的责任原则。由于在过错的两种形态中 ,故意要重于过失 ,因此一般认为 ,故意在侵权行为的构成中 ,从而在整个的侵权行为法中是一个并不重要的概念。然而 ,故意的概念却在英美和大陆两大法系中得到实实在在的运用 ,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此进行了一些探讨 ,并对我国侵权行为法在这方面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论财政法是经济法的“龙头法”

关于经济法的"龙头法",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是无关紧要的借喻,它关系到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值得反思和探讨。从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反映的情况看,所谓反垄断法是经济法"龙头法"和"经济宪法"的命题其实不能成立。反垄断法的作用是维护、弘扬市场机制,而市场"劣汰"、力所不能、周期和失控等弊端,需由财政法统领以实现经济的整体布局和统筹协调发展。相对于规划和产业政策法,财政法对经济的调控和主导具有直接、全面及整体性,也最具刚性和力度,而且它是经济法与宪政的衔接,本身即具有宪政暨"经济宪法"的性质。因此,无论中外,财政法都是经济法的"龙头法"。     

论民事二审审判范围的确定——以“劝阻吸烟案”为例

民事诉讼二审审判范围原则上应以上诉请求为限。"劝阻吸烟案"二审正是通过对"社会公共利益"的司法认定突破上诉请求的范围,纠正了一审的错误。但其认定的"社会公共利益"仅具有个案效力,不具有普适性。科学确定民事二审审判范围须考虑二审兼具事实审与法律审的双重功能,以保障事实认定之正确与法律适用之统一。但不能因片面追求统一法律适用的"公益性"而忽略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当前需厘清相关法律规定的适用逻辑,明确"禁止不利益变更"的适用条件及其例外,适时确立附带上诉规则,并对例外情形予以明确。     

是合理的变通还是“意义”的流失——谈文学翻译中的“随意”现象

文学翻译的目的何在?仅为了向读者介绍作品的故事情节,还是通过阅读这些作品,让读者了解名著中所包含的深刻思想内涵以及原文作者的本意?大凡严肃的译者都以后一种目的为追求.尤金·奈达提出"翻译,即译意",这句名言明确了翻译的使命所在.因为原文作者的本意是译作的根本.离开了这一根本,译者的创作就表现出一种随意性,就会造成原作意义的流失.     

浅谈对“顾客是上帝”论的认识

在市场供求状况发生巨大变化,企业间的竞争变得日益激烈的今天,一个企业,不管它有多大多辉煌,如果不能真正理解"顾客是上帝"的含义,不能处理好和顾客之间的关系,这家企业迟早要倒闭,要想赢回忠诚的顾客,就必须把顾客当作上帝。     

论“损失”在惩罚性赔偿责任构成中的地位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出台确实解决了《食品安全法》第96条第2款的司法适用难题。由于产品责任的赔偿范围不包括产品自身的损害,如果消费者依据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在主张适用惩罚性赔偿责任时不以人身权益遭受损害为前提,就意味着惩罚性赔偿责任的认定不再以消费者遭受法律上的损害为前提。然而,这却与学界对惩罚性赔偿依附于补偿性赔偿的基本认知发生了抵牾。通过对侵权责任制裁功能的再发现,惩罚性赔偿完全可以演化为一种无损害的损害赔偿。与此相对应,惩罚性赔偿责任不以法律文本上所表述的损失为构成要件,这也得到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上惩罚性赔偿责任的理论与实证支持。     

人权的内核——兼论“以人为本”的宪法涵义

宪法上基本权利的保障有其基础理论和核心内容,西方实证宪法和宪政理论都肯定“人的尊严”构成了人权的内核。人的尊严是人权宪法保障的哲学依据,是人权生长的原点,是对基本权利限制的限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种规范性表述,而非描述性表述,其中蕴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表明“以人为本”已经从实证法形式上升为国家理念,构成了我国宪政制度建构的根本,是借鉴世界其他国家宪政和人权理论与制度的坚固基础。     

从“配合”到“疏离”到“参与”——论中国企业在犯罪治理中的角色变迁

在我国建国初期,企业作为国家组织的一部分积极配合治理各种犯罪活动;随着企业体制改革的推进,企业逐步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并日益疏离了传统的犯罪防控领域;然而进入新世纪之后,国家开始大力号召、鼓励企业组织特别是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到反犯罪统一战线之中。可以说,在这个迈进法治的过程中,企业组织在犯罪治理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本文通过考察一些看似个体性、片断性甚至琐碎性的现象,力图把握国家治理犯罪活动的总体性脉搏,以期为当前国家借助社会资源共同应对犯罪问题提出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和措施。     

刑事法与民事法的冲突与融合——菲律宾刑法典中的“民事责任”条款及其启示

我国刑事法在犯罪人承担民事责任方面,无论是范围还是主体,都与民事法目前的立法存在着较大的冲突。菲律宾在刑法典中设置"民事责任"条款的立法经验,对我国刑事法与民事法在该领域的融合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我国应构建"犯罪人承担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并重"的刑事司法模式,把犯罪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和范围扩展为与单纯的侵权民事责任的主体和范围保持一致。     

“间接上诉权”引发的法律尴尬与合理解脱——兼论被害人当事人地位的切实保障

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及全面审查原则的存在,部分被害人享有了通过民事上诉引发刑事二审之权利,这种上诉权引发了若干法律适用之尴尬。赋予被害人独立的、直接的上诉权是解决此问题之最佳途径。     

我的爱人是“非人类”——荒诞婚姻背后的法律尴尬

美国女子嫁给一座老仓库 2012年1月29日,美国媒体报道了一则荒诞新闻,一名叫巴贝洛尼·艾瓦兹的美国女子将与一座有107年历史的老仓库结婚!当然,这样的婚姻不要猜想是出自爱情。     

法律文本中“法的主管部门”条款设置论析

＂法的主管部门＂条款是法律文本中的重要条款,它明确法的执法主体,有助于法的实施与实现。法的主管部门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但也有经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法律文本中设置＂法的主管部门＂不仅在于明晰执法主体,还应明确不同执法主体的职责权限。立法主体在设定＂法的主管部门＂时依据的是某一部门或组织的权利能力以及该部门经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能力。立法主体如果不注重＂法的主管部门＂设置的科学性与立法技术,就会造成一定的执法困境,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法的主管部门＂条款还需要在设置技术上进一步完善。     

“灋”意考辨——兼论“判决”是法的一种起源形式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法,今文省……"[1]前代法学著述例多援引,近年出版的法学新著如<法学基础理论>、<法学原理>、<法学通论>、<中国法制史>等一律因袭这一近二千年的传统论断.     

论经济法在宏观调控中的地位与作用——以X市“禁猪令”为例

本文以X市政府的禁猪令为例,对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进行分析,结合经济法基本原理指出经济法必须要在政府宏观调控的占基础性地位并发挥规范引导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将权力放进笼子里的服务型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