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案结事了"

"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是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目标和要求决定了审判工作必须能够真正解决纠纷,定分止争,而非办结案件。这就要求案件审理的结果要能被当事人和社会所接受和认可,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只有实现了"案结事了",审判工作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才能实现和谐。实现"案结事了",要努力在机制上下功夫,在思想上足够重视,在行动上努力争取。     

“案结事了”: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的验算与实践

"案结事了"与人民法院司法公信力关系紧密,互为因果。自从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把"案结事了"作为审判工作追求的目标以来,全国各级法院积极响应,通过各种途径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但是,人民法院在努力实现"案结事了"过程中,无论是司法说服力的弱化、不信任司法的非理性泛化,还是司法路径的偏颇,均影响司法公信力的树立,从而阻碍了"案结事了"目标的实现。要努力实现"案结事了",惟有从提高司法公信力着手,同时走主动认同和强制认同两条道路。人民法院既要充分发挥调解柔性化解矛盾纠纷的作用,又要注重法的指引、评价、预测甚至教育等功能的发挥,在确保司法公开、公正之基础上建立司法权威,通过司法引导、确立社会规则之治。     

“案结事了”的司法观与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

为了应对数量庞大的涉法涉诉上访问题，人民法院一直采取诸多措施予以遏制。然而，最令司法实务部门主政者关注的“千方百计上京城”形势依然严峻。“案结事不了”成为摆在司法实务部门主政者面前的难题。在治理上访问题上，最高司法实务部门漂移在两种理念之间，提出“案结事了”的新型司法观。“案结事了”的司法观作为价值目标与行动指南的统一体将调解作为首要的结案方式，改变了调解在当下法院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定位，成为主导全国法院的不同于既往司法观的主流司法意识形态。这样一种司法观却使得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建立在当事人对于自身权利的放弃以及模糊的事实认定的基础之上，改变了当下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危及了将来可能的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     

“案结事了”的司法观与裁判事实的可接受性

为了应对数量庞大的涉法涉诉上访问题,人民法院一直采取诸多措施予以遏制。然而,最令司法实务部门主政者关注的千方百计上京城形势依然严峻。案结事不了成为摆在司法实务部门主政者面前的难题。在治理上访问题上,最高司法实务部门漂移在两种理念之间,提出案结事了的新型司法观。案结事了的司法观作为价值目标与行动指南的统一体将调解作为首要的结案方式,改变了调解在当下法院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定位,成为主导全国法院的不同于既往司法观的主流司法意识形态。这样一种司法观却使得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建立在当事人对于自身权利的放弃以及模糊的事实认定的基础之上,改变了当下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危及了将来可能的裁判事实可接受性的来源。     

司法鉴定与“案结事了”

本文通过分析一个涉及法医学鉴定的刑事案例，导出司法鉴定对案结事了的积极作用，重点论述了目前司法鉴定制度影响案结事了存在的问题。司法鉴定制度与案结事了密切相关，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决定案结事了这一司法目的。特别强调案结事了背后．可能因对司法鉴定所谓权威性的迷信或盲目遵从而丧失最基本的公平正义。指出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审判职能、说服责任与“案结事了”

本文从司法审判的特点、说服责任的性质与和谐价值的实现等方面。探讨了它们与“案结事了”的关系。在法治社会。法院的角色是根据证据裁判原则解决社会争端。诉讼各方必须履行说服责任,才能使法院判决具有可接受性,使争端得到终局性解决。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不应以调解优先,而应以增强证据意识、完善证据制度来实现案结事了。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强化公诉人的说服责任,达到使事实认定者确信无疑的证明标准．才能减少冤假错案,实现案结事了。在民事诉讼中,应当遵循体现和谐价值的“不能采纳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规则．才能避免“善有恶报”、“案结事坏”的恶果。     

司法鉴定与“案结事了”

本文通过分析一个涉及法医学鉴定的刑事案例,导出司法鉴定对案结事了的积极作用,重点论述了目前司法鉴定制度影响案结事了存在的问题。司法鉴定制度与案结事了密切相关,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决定案结事了这一司法目的。特别强调案结事了背后,可能因对司法鉴定所谓权威性的迷信或盲目遵从而丧失最基本的公平正义。指出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审判职能、说服责任与“案结事了”

本文从司法审判的特点、说服责任的性质与和谐价值的实现等方面,探讨了它们与案结事了的关系。在法治社会,法院的角色是根据证据裁判原则解决社会争端,诉讼各方必须履行说服责任,才能使法院判决具有可接受性,使争端得到终局性解决。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不应以调解优先,而应以增强证据意识、完善证据制度来实现案结事了。在刑事诉讼中,只有强化公诉人的说服责任,达到使事实认定者确信无疑的证明标准,才能减少冤假错案,实现案结事了。在民事诉讼中,应当遵循体现和谐价值的不能采纳用以证明过错或责任的证据规则,才能避免善有恶报、案结事坏的恶果。     

论加强刑事案件审判效果的途径——以“案结事了”为视角

本文从“案结事了”被倡导的社会原因,对“案结事不了”现象和本质进行了分析,阐述了如何加强刑事案件审判效果,增强法官大局意识和政治敏锐性,注重司法理念、方式,运用审判的智慧,把依法办案和讲法说理、外部协调等结合起来,实现刑事审判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司法鉴定与"案结事了"相关问题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一个涉及法医学鉴定的刑事案例,导出司法鉴定对案结事了的积极作用,重点论述了目前司法鉴定制度影响案结事了存在的问题.司法鉴定制度与案结事了密切相关,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决定案结事了这一司法目的.特别强调案结事了背后,可能因对司法鉴定所谓权威性的迷信或盲目遵从而丧失最基本的公平正义.指出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立将有助于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

近来祖国大陆的法学界流行着两种对于中国传统的批评:其一指责中国传统司法者不遵循法律和先例,仅仅就事论事,凭天理人情作成判决;其二声称中国传统文化里几乎没有法学可言。二者都与事实不符。第一,中国自秦汉时起,法律已极繁多,在有明文可以适用或有成案可以比照的情形下,司法者都乐于遵循,不会自找麻烦另寻判决的依据。如果没有法律或成案可用,任何法制里的司法者都该先仔细分析案情(“就事论事”),然后探索法的精义(“天理人情”)而作成一个合乎公平正义的判决;中国传统司法者的做法并非例外。第二,中国历代都有许多学者不仅以纯理性的观点和方法对于当代的法律加以注释、批详,并且从历史背景和社会经验中去深究其渊源、目的和效能,以及法与其它社会规范的关系、法的正当性,法律条文不足时应该如何补救等法学上的重要问题,留下许多著作,对于这些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只因他们的观点、方法和所用的语言及陈述方式与近人习见的不同,所以被忽略了。中国传统法制自成一系,与世界另几个重要法系并立,各有短长。如要加以检讨,应该先对它作一番整体的、深入的研究;如果想用另一法系的某些规定作为他山之石以改善中国法制,则更须对那些规定甚至整个法系作一番同样的研究,看清了二者的优劣,慎为取舍,不可以轻易地将中国目前的问题一概归咎于传统,更不该盲目地仿效他人。     

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公法性

公法文化是私法文化的对称,这种区分是基于公法与私法的性质、内容及运行机制的不同作出的.①公法以刑法为典型,私法以民法为代表,故而从法律文化学角度考察,公法文化乃是以刑法等公法为主要内容、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文化体系;私法文化则是指以民法等私法为主要内容、占主导地位的法律文化体系.在性质上,公法文化是主要体现和维护国家利益的刑法化法律文化,具有鲜明的国家化色彩;私法文化是重点突出个人利益的民法化法律文化,呈现出浓郁的个人化特质.     

论中国传统刑事司法的"泛侦查主义"

在中国传统刑事司法活动中,审判人员围绕着"事实真相",以侦查为审理主要内容,侦查与审判合一,认识与证明合一,认识过程占据了整个刑事司法的中心、挤压了证明过程的绝大空间。这成为中华法系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特点。     

中国传统刑事司法运作准则之探述

在中国传统刑事司法运作过程中,刑官的具体刑事法行为的采取往往遵循一定的准则。当我们以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立足于挖掘传统刑事司法智慧,考察中国传统刑事司法活动中的抽象准则,我们可以发现它遵循“文书约束”准则,追求“法律之治”。此外,它遵循“据证推事”和“察情推事”准则,并将之作为自己的证据和逻辑基奠;它推崇有限公开准则,以达到教化民众和阻吓犯罪的双重目的;它奉行效率准则,还灵活地采取了协作准则,以保证整个传统刑事司法活动的顺利运行,实现刑官所追求的“无讼”的理想帝国秩序。     

论鬼神观念对中国传统司法的积极意义

鬼神观念在当今社会已经被认为是愚昧、落后的表现.然而揆诸史乘,考察其对中国传统司法的影响我们看到,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它对司法实践不乏积极意义.司法官员利用这种社会意识作为查明案件事实的手段;同时司法官对鬼神的信仰也使其可能成为冤案平反的契机和慎刑恤狱的心理因素.这种司法传统具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与古人的认知能力和价值观念相适应,对古代案件侦破、冤案平反以及刑罚的轻缓都产生了正面影响.     

Girls in Traditional and Gender-Responsive Juvenile Justice Placements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policy, research, or practice recommendations for implementing gender-responsive programming. There is, however, substantial variation in the way in which gender-responsive has been defined and operationalized in practice. This exploratory study represents an examination of girls’ lived experiences in traditional and gender-responsive juvenile justice programs from an insider’s perspective. Participants’ narratives were overwhelmingly positive about gender-responsive programming; however, the findings in this study also suggest that it is critical to incorporate important gender-neutral skills into gender-responsive programming to enable girls to succeed economically and interdependently as they attempt to maintain themselves and their families once they are released from custody.     

“知而获智”观:一种经典的中式智慧观

主要基于文字学的证据和先哲的相关言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知而获智"的智慧观."知而获智"观既具有"定义智慧的视角恰当"与"蕴含转识成智思想"等两大优点,也存在三点不足:其一,易让人产生将智慧与渊博知识相等同的误解;其二,未看到解决简单问题和复杂问题时个体心智加工的本质区别;其三,易让人将智慧误解成纯粹的认知概念.智慧本是真与善的合金,纯粹认知领域的"聪明才智"只属于"真",它既可助人为善,也可为虎作伥.所以,没有善心的引导与催化,只追求私利的"智"只能称作"小聪明",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智慧.     

司法的中国特色

中国司法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存在着“本土化”与“普适化”碰撞和平衡的难题与困境.政治制度的复杂多样性、司法文化传统、国情、大国崛起的使命、政治主体的自决性等多元因素,决定了中国司法应当保持自身特色.与世界通行司法规律兼容,体现高效、便捷,满足民众实质正义的心理期待,维护社会稳定,捍卫国家主权,推进法治国家建设目标的实现,是中国司法应当具有的特色.合理平衡和协调政治化的司法与技术化的司法、专业化的司法与大众化的司法、克制化的司法与能动化的司法,是打造司法的中国特色的重要路径.     

程序正义的中国语境

程序正义在中国的语境中已被曲解,这种曲解不仅与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中程序工具主义、纠问式诉讼模式、法治基础薄弱有很大关系,与现实的程序价值理念及立法与司法的严重脱节密切相连。中国语境下的“程序正义”既是我国在迈向法治社会进程中传统文化与制度的缺陷的现实表现,又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一种必然产物。中国要走向程序法治,不仅需要相应的人文环境和相关的法律制度作为支撑,还需要在程序法治的实践中不断地加以检验并修正自己。     

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正义叙事

关于文学的社会功能,中国古代文论有诗缘情和诗言志两种传统,其中,诗言志生发叙事传统,赋予文学以载道的使命,体现了对正义价值的追求,并使得中国古典文学具有正义叙事的脉络。该正义叙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受诗缘情诗歌传统影响,正义叙事和诗性叙事呈交叉和弥合状态;受儒家礼制渗透,中国古典文学具有鲜明的道德教化功用,正义叙事背后是内在伦理秩序的构建;正义叙事反映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文化和独特的语境,中国的阴阳二元思想与起源于结构主义的现代叙事理论有某些相似处。解读正义叙事对理解我们民族的哲学思想和文学叙事理论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