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认定视阈下证据资格规则的体系性重塑

证据资格和证明力的二分弥补了证据属性理论的固有缺陷，也带来了二者间交错捆绑的现实困境。不同于英美可采性规则、大陆法系证据禁止规则，我国应确立防御性事实认定模式下的证据资格规则，明晰我国证据资格规则的功能指向。我国证据资格规则的体系化进路需回归事实认定的目标和规律，面向以审判为中心的内在要求，区分以经验属性、诉讼属性为代表的积极规则，和防范审前事实锁定、防范庭审流于形式、防范背离认知伦理的消极证据规则。厘清在事实认定过程中证据资格规则的定位，有助于在先审查证据资格、后审查证明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证据资格与证明力相分离的隔离式审查模式，凸显证据资格规则的实践价值。     

刑事证据审查的基本制度结构

现代刑事证据审查体系是以"证据准入—证据评估相分离"为核心特征,由术语范畴、审查主体、审查标准与程序保障等多个维度构成的一个立体制度结构体系。多层次的立体制度结构体系有利于保障证据准入与证据评估的相对分离,从而确保刑事证据规则的有效实施。我国最新的刑事证据立法已经通过"材料—证据—定案根据"这三个基本范畴确立起证据准入的两道审查门槛。证据审查规范与相关审查范畴的对接彰显了在新形势下对刑事证据审查的进一步强化。我国证据审查制度还仅仅是一种相对扁平化的线性制度构建,审查范畴上的区分缺乏来自主体分离、程序设置和适用标准层面的支撑与保障。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我国刑事证据审查的制度体系也需要作出相应的调适。     

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建构

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是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对检察机关提出的新命题,也是聚焦程序正义,实现司法公正、保障人权的有效举措。刑事指控体系必须围绕证据展开,坚持完善与落实法律对刑事指控体系的明确规定,以法定性作为构建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根本出发点,同时重点推进证据审查模式的现代化。在刑事指控要素的配置上实现系统性,构建刑事指控的证据规则体系;落实证据“三性”审查机制,坚持全面审查证据原则,对每个证据以及法定证据种类中的每种证据均构建相应的审查判断体系;强化证据的综合审查判断,形成全案证据链,以期满足以证据为中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可靠性与稳定性要求,确保新时代公诉工作高质量发展,助推全面实现司法现代化。     

论我国诉讼证据审查要素及审查方法的调整改革

我国诉讼证据审查的基本逻辑是,以“三性”审查为基础,以“定案根据”确认为依归,同时审查判断证明力,进而认定事实。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证据审查则呈现为证据资格与证据效用两分格局,其证据法着重规制前端证据资格,而证据“三性”以特定方式嵌入证据制度。我国现行证据审查制度具有要素清晰、审查方式较为灵活等特点,但其平面化特征妨碍了证据审查逻辑的清晰展开;“三性”审查缺乏精准界定及必要区分,且与“两力”关系不清晰。改革完善证据审查方式,首先应准确界定“三性”内涵,厘清“三性”与其他证据审查要素的关系,并适当调整其适用方法。其次,应在司法解释规范中使用证据能力概念,强化“可以(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审查规范,加强证据准入的前端控制。最后,保留部分定案根据规范,维系后端控制要素,形成前后端控制并重的二元审查机制。     

基于学科维度的鉴定意见采信问题研究

鉴定意见采信问题取决于与其他证据的印证和对其自身的审查。对其自身审查实质上是对其生成要素的审查,即对具有法律属性的共性生成要素及以不同学科为基础的差异性生成要素审查。具有法律属性的生成要素在法官的认知范围之内,可以简化其质证程序;具有科学属性的生成要素超出法官的认知范围,应当由鉴定人或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在庭审中进行质证,即依照鉴定意见生成要素共性与差异性的分类构建"法律+X"鉴定意见审查模式,其中"X"代表相应的学科,以此推进鉴定意见的法律性审查向科学性审查的转变;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中法官在判决书中完全采信、部分采信或不采信鉴定意见说理论证;维护司法公正。     

电子证据的实验式审查

电子证据审查跨越法律和信息学科,涉及证据理论与司法实践的融通,故面临着跨域知识从何而来的基础性问题。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的实验思想对此有着重要启迪,可用以抽象出实验式审查的专门做法。它指的是借助实验方法对电子证据进行审查的实验思维、便宜处置和实验室工作等,可以按照审查目的、审查对象和审查对照进行不同的类型化。该方法的技巧是按照案件发生的近似条件开展多轮电子证据实验,有效复现该证据所能证明的案件事实。我国应当推广基于实验范式的电子证据审查方式,以促成办案人员专业能力的养成。     

对于完善刑事瑕疵证据补救制度的思考——以某中级法院普通刑事案件判决为样本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首次从司法解释的层面,规定了瑕疵证据补救制度。这在证据学上是一个理论创新,由此实现了从证据可采信角度对证据类型的"三分法",克服了将证据简单划分为"合法证据"与"非法证据"的缺陷。〔1〕这一规定同时也是对司法实践中惯常做法的总结与肯定,起到了从制度上对瑕疵证据补救行为予以规范和保障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技术证据审核的困境与出路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实施后,人民法院原设的司法鉴定机构被撤销,司法鉴定走向了社会。司法鉴定社会化后出现了大量重复鉴定、虚假鉴定甚至错误鉴定的现象,由于缺乏法院内部有专门知识的人来解决专门问题,面对多份鉴定意见,法官无法进行科学认知,陷入证据采信困境。为了确保技术证据的有效审查判断,最高人民法院合理配置现行司法资源,赋予了法院内部原有的司法技术人员技术证据审核职能。然而,法理根据与法律规范的缺失使得技术证据审核制度在规范与实践层面均面临诸多困境。通过对技术证据审核的产生背景、审核行为的对象与内容、主体与权能、功能与目的的解读,阐明其行为的审理性质,以期解决这一制度面临的理论困境与实践难题,更好地发挥其诉讼价值。     

论事实认定的认知规范结构——以审判主体信念为中心

事实认定的认知规范结构,指事实认定者在展开证据推理活动时内在的、应然的认知路径结构。唯有遵循理性的认知规范结构,事实认定者的信念方能获得证成。大体而言,“证据”与“解释”是建构事实认定之认知规范结构的两个核心锚点。解释性证据主义理论阐释了“证据”与“解释”在认知证成中的一般性关系,也为建构事实认定的认知规范结构提供了理论支撑。通过深入分析认知规范结构,有助于揭示事实认定的认识论原理,推动证据规范建设和司法实践改良。     

刑事诉讼专门性证据的扩张与规制

在刑事诉讼中,普通性问题与专门性问题之间存在严格界分,二者在认识结构、认知权力分配和相关证据适用标准上都有所不同。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确认了专门性问题报告和事故调查报告的证据地位,由此我国解决专门性问题的基本格局将逐渐演变为以鉴定意见为主、多元化证据形式并存。传统的鉴定意见规制模式存在表象化审查的问题;而新证据类型在基础要素质量控制机制方面较为薄弱,会导致裁判者对专门性证据的审查承担更多责任。这要求裁判者对专门性证据真正承担起看门人角色,由过去依赖鉴定意见的形式审查逐渐转向实质审查。目前针对新证据类型的规制框架,还存在参照模式定位不清、合法性不足、以鉴定意见为中心的审查框架与新证据类型之间潜藏诸多冲突等一系列问题,应针对专门性证据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实质审查框架,在专门人员资质、专门性知识和专门性推理过程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审查。     

简论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的基本问题

证据规则依据不同标准,可以划分为规范证据收集、证据审查和证据评价的规则,规范证明力的规则和规范证据能力的规则,以规范审查判断证据的程序为内容的规则和以规范审查判断证据的范围为内容的规则。我国的刑事证据规则在立法形式上,法典与司法解释并存;在规则性质上,多种类型的证据规则并存;在证据规则的内容上过于粗疏,缺少严格而审慎的规定。     

论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权

自<立法法>首次确立了"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权"后,该项权利的实践运用越来越频繁,并成为推动我国建立违宪审查制的强大动力.本文首先以现行规范为依据,分析了"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权"的内涵及其要素;接着论证了"法规违宪审查建议权"不仅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具体化和现实化,更重要的是首次赋予了公民一定的启动法规违宪审查程序的权利.但这项权利在实践运用中也遭遇了一些困境,即建议案往往成为悬案,而且也无法当然启动法规违宪审查程序,建议者的预期目的往往落空.要摆脱这些困境,我们首先要对建议权建立回复机制,然后等改革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把建议权发展为诉权.     

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视角的家庭教育场域研究

在家庭教育研究中引入社会学研究方法对家庭教育实践的理论探索具有启迪价值,其中场域理论更显重要,有利于反思家庭教育研究中长期驻足于"初级关系"的研究不足。从场域这一社会学视角入手,立足家庭教育中的"次级关系"层面,考察家庭教育场域中的位置、资本和惯习,透视家庭教育场域的产生,辨析基于场域视角提升家庭教育实效性的可能,是反思家庭教育培养目标,指导家庭教育实践,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有益探索。     

两大法系科学证据采信结构评析——从事实认知的角度

英美法国家具有复杂的科学证据采信结构,其用意在于通过加强法官对科学证据证明力的实质性审查,抵消专家证人由于当事人的聘请而产生的"当事人性"以及对陪审团的误导,这种思路是对英美法系国家特有的二元审判结构以及对抗制的合理反映.但同时这种结构也带来一些问题,在事实认知上表现为"认知错位"与"认知过度".而大陆法国家科学证据采信结构比较简单,科学证据作为一种中立的证据方法,由法官依职权调查和自由心证完成,有利于科学证据以本来面目出现.但这种结构的主要问题是与自由心证奉行的理性原则有一定的冲突,这在事实认知上表现为"认知不足".     

电子数据的分类鉴真与规则构建

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电子数据进行"特征化"分类,相应的鉴真规则对所有类型的电子数据都进行笼统的适用,分类不精确、鉴真规则的笼统导致实践对电子数据的审查仍处于不专业、模糊甚至混乱状态。为更好地规范电子数据鉴真,应当对电子数据进行分类识别、分类鉴真,在现有法律相关规定对电子数据笼统列举的基础上,从电子数据的公开性出发,结合取证难度和证据真实性的判断,将电子数据分为公开的数据、交互性的数据和单一来源的数据这三类是一种可行的路径。另外,在分类的基础上,对取证规范、存证规范和审查规范进行分析,构建相应的"识别性"鉴真规则体系。     

拘役执法证据问题之探析

近几年,针对拘役执法机构的诉讼和信访案件屡有发生,造成极为负面的社会影响。在当前形势下,无论是从提高教育矫治质量,还是有效控制和化解执法风险上讲,拘役执法机构应当强化证据意识,规范证据体系,严格证据审查与保全。     

依法行政的宪法性调适——关于行政法治模式扩展的理论解释与方向探索

"依法行政"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性制度要素,但该要素所预设的严格规范框架逐渐不能适应世界范围内行政权权能结构与行政法规则体系变化的需要,也不适应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结构性需求。中国行政法改革采行功能主义路径,大力引进行政的公开性与民主性理念及其制度,对原有行政法体系形成较大冲击。"新行政法"试图进行理论回应,其根本的规范性诉求就在于"依宪行政"。这一理论与制度的变化只能回溯到宪法层面进行解释。"依法行政"必须依靠理论背景更加厚重的"依宪行政"才能够克服传统行政法治模式的危机,实现行政法治模式的扩展。本文导引出的"依宪行政"的问题域和制度域还有利于重新思考并探索一种"行政宪政主义"的宪法实施路径,因而具有更为根本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直接证据”的迷思

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等区别开来,强调前者的重要性和优越性,是一种流布甚久的普遍观念。能否进行这种区分、如何区分以及这种区分是否具有规范意义等问题,在近年来也受到了理论研究的关注。从诉讼证明的认知构造来看,"直接证据"的界说应当区分严格的理解和日常习惯的理解;无论哪一种界说,都没有多少实际的规范意义。比较而言,关于直接证据的诸种传统界说多是有问题的;近年来的论争,无论是何种论说,都未能促进人们更好地理解此方面的问题。应当放弃在日常习惯理解意义上界分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等的视角来制定相关证据规则的努力,注重对前者的证明力进行审查。     

论“破窗理论”及其在环境犯罪防控中的应用--以“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犯罪典型案例为样本

破窗理论（亦称“破窗效应”）是从“环境→心理→行为”路径分析犯罪现象的发生机理，主张以“场域控制”为基本手段来防控犯罪的理论学说。从“两高”公布的13起环境犯罪典型案例的规范样本来看，“破窗效应”在环境监管中广泛存在，环境犯罪多源于环境监管失职渎职场域下“破窗”式的多米诺效应。“破窗效应”透过对潜在犯罪者的直觉思维、行为惯性以及风险认知发生作用，进而激发乃至强化其犯罪动机。故此，政府可通过“场域控制”来干预潜在犯罪者实施环境犯罪的动机与行为：一是引入“情境预防”策略来以提升环境犯罪的难度、风险和成本；二是构建“零容忍”治污与第三方治污相呼应的多元化“补窗”模式，藉此实现对环境犯罪的有效防控。     

刑事诉讼中人脸识别证据探究

伴随科技发展和人类认识水平的提升,人脸识别证据已被运用于刑事审判当中。人脸识别证据可以在提高证明效率、降低证明难度和强化指控体系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实践中,人脸识别证据的运用仍存在法律资格不明、运用方式混乱、不规范等问题。集中体现在：将人脸识别证据作为涉案线索使用,弱化了其证明价值,抑制了辩方质证;将人脸识别证据归入现有法定证据种类之中,掩盖了其特殊性,证据审查规则亦难以兼容;将人脸识别证据列为其他证据材料,导致其法律地位被质疑和法庭信赖偏向。人脸识别证据具备实质性和证明性因而当属证据,由于其并非自始不具备证据可接受性,因而可享有证据资格以进入法庭使用。为消解其法律地位疑惑、保障其规范合理适用、弥合技术与司法冲突,一方面应在规范层面修改法定证据种类的表述方式以破解于法无据问题;另一方面应从法庭准入资格审查、定案根据资格审查以及辩方质证机制构建层面保障其使用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