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犯罪分类研究——简评持有型犯罪的犯罪分类

我国现有的犯罪分类是依据行为充足犯罪的观念形象进行划分的,无法准确识别犯罪及犯罪的性质.我国刑法的犯罪分类应立足于我国犯罪构成体系,以危害行为充足犯罪观念形象时侵害法益的样态为标准进行划分.持有型犯罪属于行为犯.     

论持有型犯罪

在刑法学的研究中,犯罪行为举足轻重.“无行为则无犯罪亦无刑罚”正是行为在刑法中地位的鲜明表述.传统的刑法理论将犯罪行为穷尽地划分为“作为”与“不作为”二大类.笔者认为,持有行为是独立于作为与不作为的第三种行为方式,并从行为性质、状态方面予以论证.法律规定持有型犯罪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刑事政策视野下的犯罪化之提倡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结构的转型,刑法这种特殊的行为规范应在多大范围内介入社会生活的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我国应该选择"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是我国刑事政策必然要面对的抉择。基于我国刑事立法的特点、我国与其他国家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差异性、我国的社会治安状况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我国应当坚定不移地实行"犯罪化"。     

刑事政策视角下的犯罪未遂

无论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犯罪未遂概念，都体现了特定的刑事政策因素。在对犯罪未遂的处罚上，经历了从结果责任到责任主义的发展和转变，这个过程体现了国家在刑事政策上的考虑。国家根据维护法的秩序和实现正义的要求，反映社会大众的普遍的法感情，将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未遂纳入法的否定性评价范围并设置相应的刑罚，但同时又在处罚上采取了灵活的处理方式，其目的就是要实现国家维护秩序、预防犯罪的刑事政策目标。     

试论持有型犯罪之“持有”的属性

持有型犯罪中的“持有”的属性,从危害行为的基本特征看,持有即为一种行为;从刑法的命令性和禁止性两种法律规范看,持有的属性只能在作为与不作为二者之间择一;从作为犯罪与不作为犯罪的根本区别即直接危害性上看,持有本身就体现了社会危害性,因此,持有属于作为。     

刑事政策语境下流动人口犯罪的防控

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变迁中,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迅速推进,社会人口发生大规模迁移流动。作为其负面效应的流动人口犯罪问题不可避免成了城市化进程中的犯罪标签,引起广泛关注。根据对流动人口犯罪原因和特征的分析,我们应对刑事政策予以调适:对流动人口犯罪扩大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借助社区矫正制度,扩大缓刑的适用;完善多头联动的综合治理,建立新型犯罪防控体系。     

浅议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

随着全球性的犯罪低龄化的现象日益突出,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存在和特别关注的社会问题。如何有效地预防、遏制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世界各国刑事法律所关注的焦点。对未成年人的处罚适当与否,不仅关系到未成年罪犯一辈子的前途,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其意义远远超出处罚犯罪未成年人本身。     

论公司犯罪的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

本文从美国Sarbane-Oxley法案中寻求公司犯罪刑事责任的启示,结合我国公司犯罪的现有刑事立法,探寻如何完善我国公司刑事立法,认为:(1)以责任一体化为目标,使公司刑事责任等构于自然人刑事责任;(2)刑罚原则上坚持两罚制为主单罚制为辅,完善相关刑罚制度;(3)加重责任人员刑罚,注重财产刑的运用。     

工具型网络犯罪的实证分析与刑事政策应对

网络新时代的到来使得传统犯罪急剧异化。工具型网络犯罪是利用网络创造便利或条件,并借此实施犯罪,近年来这类犯罪日益严重,且明显呈团伙化,其可分为网络财产犯罪、网络交易犯罪、网络经营犯罪等具体类型。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犯罪的处理存在共犯认定不统一、刑罚适用标准不尽合理、具体罪名认定不尽合适、新型违法行为定罪不足等问题。为有效应对此类犯罪,我国应及时调整相关刑事政策,增加或变更刑事立法,统一司法标准,正确发挥刑罚的作用。     

犯罪治理语境下刑事政策要素探析

从古典学派、实证学派到社会防卫学派,刑事政策的概念实现了从狭义到广义的变迁,也反映出刑事政策要素在特定社会情势下依据犯罪态势变化的特点。我国学者对刑事政策内涵的认识分歧,主要源于对刑事政策要素的不同理解。科学界定刑事政策,需要尊重刑事政策学的独立性,正视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重视刑事政策的实践导向。随着犯罪治理的转向,有必要对刑事政策的主体、对象、目的、手段等要素做进一步分析,以完善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内涵建设。     

刑事政策视野下贪污贿赂犯罪罪与罚的教义学审视

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的关联日益密切,贪污贿赂犯罪新一轮立法与司法解释的规则调整应当置于刑事政策框架下进行审视。考察立法与司法解释的沿革、司法实践中的规制重点可以发现,有选择性地针对重点犯罪从严从厉打击构成我国贪污贿赂犯罪领域的刑事政策。立法上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增补情节作为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依据,司法解释在明确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情形时采用承诺谋利的观点以及由此规定贪污贿赂犯罪与渎职犯罪的并罚原则,都是这一刑事政策要求在刑法教义学限度内的成功融合;立法上终身监禁的规定、司法解释对于不同犯罪数额标准的不同步调整以及所列举的具体量刑情节,成为此次规则调整中的瑕疵。     

论持有型犯罪的罪过形式

本文把持有型犯罪分为“拒不说明”型和单纯持有型两种 ,并指出单纯持有型犯罪的罪过设置在我国刑事立法上的缺陷 :由于罪过设置不明朗 ,容易使人把单纯持有型犯罪作为无罪过形式的犯罪来对待 ,以致有悖于主、客观要件相统一的定罪原则使司法运作陷入尴尬境地。因此作者建议 :立法上对于单纯持有型犯罪的罪过设计可参照拒不说明型犯罪的规定完善之。     

文物犯罪的刑事政策分析

文物犯罪是危害社会应受惩罚的行为,我国刑法专门以妨害文物管理罪加以规定。文物是我国五千年文明史的见证,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如何有效预防和打击文物犯罪,刑事政策起到了引导作用。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其最佳的选择。     

略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

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一种性质恶劣、危害严重、影响广泛的严重犯罪活动,是我国刑事政策和刑事法治严厉惩治的重点犯罪之一,这就决定了在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必须坚持以严为主的原则。但打黑运动亦应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不能盲目的扩大化,要确立明确的标准,区分黑社会性质组织与恶势力两类不同性质的组织。在黑社会性质组织内部,要施行区别化对待的原则,对一般参与者从轻处罚或者进行非罪化处理,对自愿退出组织者给予鼓励性措施,从而取得打击黑社会组织犯罪的最佳社会效果与最佳法律效果。     

多重博弈下的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兼论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的完善

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的基本取向取决于知识产权保护与社会进步、国家利益以及刑法谦抑等多方面关系的协调和平衡,是多重博弈的结果。知识产权的保护不是无限的、绝对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涉及到不同个体的利益,而且也涉及到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益关系。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犯罪刑事政策,既包括实体方面犯罪化与刑罚配置,也包括程序方面刑事追诉政策的调整。     

论持有型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及认定

持有型犯罪故意的认识因素,包括对持有行为及其违法性有所认识;对持有物及其数量有所认识;对物品的性能、纯度等特征不需要认识;对持有行为的认识为确定性认识;对持有物的性质及其数量的认识为可能性认识。在司法实践中,当收集不到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故意的认识内容时,可采取推定的方式予以认定,并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予以推翻。     

从不作为犯罪看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刑事政策

不作为犯罪的历史沿革表明,古代社会的刑法以国家威权主义为特征,大量规定不作为犯罪。近代以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兴起不作为犯罪成立的范围开始受到限制。我国长期奉行的国家威权主义有刑事制裁扩张的倾向,在社会矛盾凸现期更要警惕犯罪圈的扩张。刑法处罚的不作为犯罪,在某种程度上说属于刑罚的扩张,因此限制不作为犯罪成立的范围,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农村犯罪刑事和解探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语境下的考查

在我国,由于农村人情浓厚,厌讼心理根深蒂固,农村纠纷解决的司法机制尚未建立完善,"私了"现象频现。有针对性地在农村犯罪的处理中开展刑事和解,对农村犯罪"私了"给予相应的法律规制和引导,有利于将农村犯罪中广泛存在的"私了"阳光化,既可以更好地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符合农村人情社会的特点,又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有约束力的协议。农村犯罪刑事和解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也是实现农村法治的重要保障,无论对于加害人、被害人,还是社会,都是有利的。     

论我国毒品犯罪刑事政策的实现

我国在建国初期以打击贩毒为重点，严厉惩办与改造相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毒品犯罪实施“严打”政策，主张“从快从重”打击毒品犯罪。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后，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提出，我国开始实施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的同时，也要坚持审时度势，慎用死刑，注重实际效果。     

持有型犯罪相关问题的思考

刑法中的持有型犯罪不可能由过失构成,其主观罪过只能是故意,不应适用严格责任。在持有型犯罪中,行为即状态,状态即行为,持有只能是独立于作为和不作为之外的第三种犯罪行为方式,其本质是一种状态性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