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论海德格尔的死亡观

海德格尔认为,死亡作为生命不可或缺的组成,是生的悬欠,是生的一种可能性。人“生着”就是在“讨回”死,人“生着”也就在“死着”。只有体会到了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的真实本然性的意义才能在最单纯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找到一种自我依据的单独的实存的终极关怀,找到一种高度精神性或宗教性的归宿,借以建立自己的人生信念与生死态度。     

重思他者：动物问题与德里达对列维纳斯伦理学的解构

德里达批判性地将列维纳斯的伦理学运用到了动物伦理领域,他认为动物可以成为列维纳斯伦理学中的他者,而且它们比他人更加他异,是他者的他者。动物可以让我们更激进地重思主体性。哪怕是列维纳斯的“我在此”这样强调受拣选性和被动性的主体性,在德里达看来也还不够激进,并且太过人类中心主义。他通过列维纳斯“您先请”的伦理原则,进一步把这一主体性推进到了更为被动的“我跟随”。“我跟随,故我是”,而我所跟随的不只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动物。通过将列维纳斯的好客理论批判性运用到对于动物问题的解读中,德里达进一步拓展了其“质疑主权”的主体性思考。     

“预设论”批判:一个哲学拓扑学的视角

预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而哲学作为面向现实生活的批判性之思,对预设进行现象学的分析和拓扑学的批判是其天然使命。综观哲学史,胡塞尔的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列维纳斯的他者哲学、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等正是分别在对认识论中的主客二分预设、历史观中的人性论预设、解释学中的前见预设进行多角度深层次跨领域批判的基础上实现其理论突破。哲学预设的存在建构了一种同一性虚假幻象,不仅造成理论上的混淆,而且成为现实社会冲突的深层根源。因此,我们必须面向预设本身,对其进行批判,以便厘清前提,澄明视界,在对真善美的追寻之路上愈走愈远。     

我们在生-死之中——兼论列·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

死亡是人的一种可能性存在，而且是每个个人惟一不可让渡、不可替代的一种可能性存在，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只有不幸的人才会碰上的意外事件。因此，死亡对于人的真实存在或真实生活具有根本性意义。人必得在自己的纯粹思想意识中承担并守护着死亡这种可能性存在，并从这种死亡觉悟去理解和展开自己的生活，他才能真正在其生活中维持个人的自在－自由与个人的普遍尊严，而不是片面追求在职位上充当的角色的私人利益与“私人尊严”，从而保证生活的真实性与永恒价值。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是“常人”掩盖死亡、忘却死亡的一个典型案例。     

海德格尔的“此在”对传统人学的超越及其现实意义

“此在”作为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根本范畴,极具特色地集中探讨了“人”这一特殊存在,指出“此在”在其他一切存在者中具有优先地位。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混淆了“存在”与“存在者”,他以“此在”作为探讨存在与存在者的中介,对此在展开了一系列的论述。海德格尔对“此在”的阐述,具有丰富的哲学探讨价值,同时体现了其对传统人学的巨大超越,我们有必要对他的这一思想进行认真的思考。     

“他者”研究的哲学溯源——基于现象学史片断的梳理

"他者"研究展现了当代西方哲学全新的思维原则,引起了许多思想家彼此之间激烈的争论,现象学史上留下了他们探索的足迹和精彩的片断。胡塞尔在"先验自我"的层面上开启了"他者"研究的先河,海德格尔、萨特和梅洛—庞蒂等存在主义现象学家不满于胡塞尔从纯粹意识出发来构造"他我",而是认为没有什么比他者更实在了,他们从存在论领域分别对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处理与他者相处的不同模式,列维纳斯更是直接将"他者"置于中心地位,以避免他者被同者所湮没、占有,从而实现了他者对自我的真正超越。纵观现象学史上"他者"研究的思想脉络,经历了一个从自我走向他者、从同质走向多元的开放过程,它启示我们要不断反思主体性哲学、走向"边缘",走近他者,关注他者的"他异性",在面向自我与他者的空间中寻找理想的关系样态。     

从逻辑到生活——海德格尔的教职论文探析

海德格尔作于1919年的教职论文《邓·司各脱的范畴和意义理论》，是他走向真正的自我的过程中的重要一站。因为，在这篇文章中，海德格尔将其哲学研究的对象从逻辑转到了生活，并对相应的新的哲学方法（形式指引）提出了暗示。可以说，这篇文章实现了海德格尔整个思想过程的第一次“转折”。     

海德格尔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变革

现代西方哲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传统哲学的反抗与批判,在现代哲学当中,海德格尔无疑是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他对传统哲学的变革不是枝节性的,而是一次总体性的进攻,是对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根本否定。本文试图从海德格尔的“存在”及“生存”概念出发,阐释其是如何批判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建立其以人的生存为根基的“存在论”思维的。     

他者与作为第一哲学的伦理学——列维纳斯思想初探

列维纳斯认为在传统哲学之内我们无法源始地理解他者之意义,因为存在是一种匿名、中性的令人恐惧之物,发生在瞬间的主体的置放打破了存在无名的统治,它标志着存在者对存在的介入与承担,但主体要真正地获得救赎,本真描述的时间必不可少。本真的时间总是打破、超越了自我精神把握的目光,这种作为伦理时间性和救赎时间性的异质性使我们领会了他者的异质性,因此第一哲学不是形而上学而是伦理学。     

真理与跳跃——论后期海德格尔思想中的“根据律”问题

海德格尔在后期思想中对“根据律”问题的探讨是从存在者之真理和存在自身之真理这两个代表着过去和未来的向度来分别展开的.在前一向度中,从根据律的“严格表述”出发,海德格尔指出根据律乃是严格的主体性原理,因而是近代哲学的决定性原理.在后一向度中,基于对根据律之“通常表述”的重新阐释,海德格尔认为根据律规定着未来思想的任务,它道说着存在与根据的共属性乃是存在之定律.两种真理向度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一种“跳跃”成为必然,但对于这种“跳跃”之意义的追问却显示出某种植根于“同一与差异”之问题域中的复杂态势,进而敦促我们去重新思考传统的幽深意义.     

不能犯的可罚危险判断

不能犯,是指行为不能对刑法所保护的法益造成现实侵害的状况。不能犯应否构成犯罪,是不能犯的根本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存在的将不能犯全部作为不可罚的非罪的观点与将所有的不能犯均作为犯罪的观点处于对立的两极,而这样的两极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即使是最极端的观点,也不认为将迷信犯作为犯罪合理(成罪的场合),或者将所有的非实害犯均当作非罪的理论观点与立法例合理。依据社会一般人的认识进行事前判断,同时考虑行为人的特别认识作为危险的判断标准是合适的。划分一般的未遂犯与可罚的不能犯相区别的主张,对不能犯在处罚上轻于一般未遂犯是合理的。     

不能犯新论

传统观点将不能犯仅看作是犯罪未遂的一种类型 ,所有的不能犯均构成犯罪 ,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不能犯实际上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构成犯罪的可罚的不能犯 ,即不能犯未遂 ;另一类是不成立犯罪的不可罚的不能犯。文章进而就中外刑法理论有关不能犯性质的观点进行了比较 ,并对如何区分不能犯未遂与不可罚之不能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伦理学之争：内在还是超越——在孟子、勒维纳、克尔凯郭尔之间的对话

孟子、勒维纳、克尔凯郭尔对于"我和他人的伦理关系"有着各不相同的理解.伦理学不能建立在本体论之上,在"我和他人的伦理关系"里,"我"永远是一个"小我",而"他人"则是超越的存在,伦理主体的意义就在于与不同于自己的事物发生关系.     

试析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概念——以胡塞尔现象学为参照

海德格尔认为现象学是一个方法概念。但同时他又把特定的课题——存在赋予现象学，从而使现象学与存在论得以衔接。海德格尔的此在现象学还具有解释学的性质。海德格尔一方面赞同“面向事实本身”的工作态度，另一方面又超越了胡塞尔的意向现象学所提供的立场和方向。     

可辩驳思维与法治的可能性

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是不同于演绎性思维、归纳性思维与类比性思维的新型思维方式,是具有规则性、主体间性的对话、交流、辩论与反驳的思维过程。可辩驳性是法律知识逻辑结构的本质属性,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在根本上是以法律的可辩驳性为基本前提的。可辩驳思维对"法治可能性"的证成,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上均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法律中的可辩驳思维在本质上并不必然导致法治的不可能性,相反在合理把握的基础上,可辩驳思维一定程度上能提升法治的可能性。     

儒家生死观念对挽联创作的影响探析

儒家认为“死生有命“,应“不语怪力乱神“;虽“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但应“养生丧死“、“厚生薄死“等等,这些都对后世的挽联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刑罚人道主义与我国死刑废止

死刑问题是当今国际社会所共同关注的刑法问题之一,而其受到诘难的重要理由在于其反人道性。本文以“人道主义”为基线和评判标准,从刑罚人道主义、死刑的一般预防目的、刑罚的人道关怀三个方面对死刑进行逐一考察并得出基本结论:死刑是残酷的、不人道的以及蔑视人权的首要刑罚手段,是违背刑罚人道主义的;死刑的适用超过了罪与刑的相当性,一般预防不应成为我国刑罚的目的,更不应成为我国适用死刑的理由;减少乃至废止死刑的适用是刑罚人道关怀的要求。因此,笔者认为死刑有逐出刑罚体系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从“西方哲学”到“生活儒学”

西方近代以来哲学的两条基本进路即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但都未能彻底解决"原初观念"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生存和生活的问题.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打通了通过生存领会而接近存在本身的路径,但仍存在自身的困境.而生活儒学主张重建儒家形而上学,通过仁义礼知"四端"的奠基关系,回到作为生活情感的仁爱,回到生活本身.     

一个街头哲学家的理想与悲剧--谈苏格拉底的死

死是人生的一个大问题,如何对待死,也就是如何看待人生与人性,如何成就人道.死在苏格拉底那儿,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自觉行为,是一种文化.从法律、道德和灵魂学说三个层次来看苏格拉底殉道的理由,可以说,他是为了法律的公正、道德的理想和灵魂的不朽而死,从而见出苏格拉底的伟大人格魅力及当时的社会悲剧.     

极权主义何以是一种伦理的“恶”——与齐泽克一起聆听“极权主义的笑声”

齐泽克对"种族屠杀"和"假审判"的分析表明,极权主义的"伦理之恶"总是披戴着不容争辩的"道德命令"。从拉康后精神分析的微言大义看,极权主义的秘密在于"不可能性的实在界"隐蔽着的意识形态缝合点上的悖论,即伦理的"不道德"。齐泽克-拉康的"第四种伦理"预设了一种"驱动力的伦理"和一种"后革命"的妥协立场,它并不提供斩杀极权主义"巨龙"的"屠龙刀",其孜孜以求的"极权主义笑声"更类似于一种"翻墙术":既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要避开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陷阱,那么,至为重要的乃是,通过保持欲望的鲜活和永不放弃的对他者欲望的抵抗,翻过极权主义的"围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