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政府究竟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1970年代福利危机后,欧洲福利国家一直在反思该问题。通过选取ISSP"社会不平等"数据中的典型国家——英国、德国、瑞典和匈牙利——进行研究,论文发现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已经在不同福利体制国家中达成共识,绝大多数公民都赞成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尽管如此,公民对政府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的态度仍然表现出差异性。论文发现福利体制并不是解释公民福利态度的唯一影响因素,个人自利与社会分层因素,对社会公平现状的判断也同样对福利态度有影响,而且影响的大小和方向根据不同的福利问题表现出差异性。由于福利态度被视为影响社会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探讨福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对了解民意,制定合理的福利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共识与分化:福利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及其比较研究

论文基于ISSP2009社会不平等模块的调查数据,通过选取美国、德国、瑞典、韩国四个典型福利国家,分析了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福利态度的差异,探讨了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福利体制内组群间福利态度的分化特征。研究发现: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的福利态度存在显著的差异,且福利体制是影响公民福利态度的最主要因素,社会价值观念维度的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收入差距认知以及个体自利维度的主观社会阶层均显著影响公民的福利态度;不同的福利体制产生了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的福利态度分化结构,也存在一定的态度共识。公民福利态度研究的出发点是保障福利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是政府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依据。研究福利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能为我国当前的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提供方向参考。     

论我国非政府组织失灵的行政法应对

随着福利国家时代的到来,给付行政作为一种国家的治理模式和秩序类型在世界各国悄然兴起,它要求国家和政府积极地采取各种措施为国民提供生存照顾,增进公民的福利。然而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出现要求国家还权力与社会,从一些领域中退出,客观上为非政府组织在给付行政领域弥补政府失灵所带来的政府职能的缺位提供了空间。本文针对中国非政府组织失灵的表现形式,从行政法的角度提出治理非政府组织失灵的具体措施。     

西方福利国家的新政治经济学分析——以公共选择理论为视角

本文从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困境出发,以新政治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为理论立足点思考福利国家陷入困境的原因。主要从公共物品的提供、政府失灵和政治经济循环理论三个方面来论述福利国家政治运行的缺陷和不足。     

未受刑事处分或刑事处分公证探析（上）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各国人员的交往如跨国定居、跨国学习、跨国工作、跨国婚姻、跨国收养等事项的不断增多,各国政府主管当局越来越重视往来于本国境内外的本国公民和任何国籍的个人的"良民记录",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其国家及本国公民的权利和利益.     

论国家义务的理论渊源:福利国理论

社会福利的功能在于协助民众及家庭获得日常生活所需,支持个体挖掘潜能,实现个体自主独立、奉献人生,从而令民众过上有尊严和体面的生活.现代自由主义是福利国理论构建国家义务的理论基础;权利资格是福利国理论构建国家义务的内在诱因;国家任务的增长是福利国理论构建国家义务的外在动力.福利供给是保障社会公民权利的重要制度,福利理念已深人现代公民思想,福利体制应当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而得到重构.     

论国际法对国家国籍立法权的限制

在当今世界,国籍是个人在法律上最重要的身份依据之一。在一个国家内,有本国人与外国人之分。区别本国人与外国人的依据是个人的国籍。在大多数国家,本国人与外国人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并且来自不同国家的外国人之间在待遇标准上也往往会存的差别,例如有些国家的公民在一国可享受某种优惠,但来自其他国家的公民在该国则无法享受同样待遇。在国际场合,国     

论后发国家政治发展的首要目标：培育公民社会

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面临诸多劣势与困境,造成了这些国家长期的政治动荡和政府低效,并使得社会经济发展成果遭到破坏。后发国家政治发展不力直接体现为政府低效、社会无序、经济落后等,并较为完整地映射在了公民社会的发展现状上。公民社会发育不足成为了后发国家政治发展不力的负面结果和重大阻碍。基于自身所蕴含的公益性、公民性、自主性和多元化属性,公民社会的良好发育是解决后发国家政治发展不力现状的首要目标和重要途径。     

试论社会救助法制建设中的政府责任

现代政府的职责和功能就是为了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社会救助具有纯公共产品的特征,主要应该由国家来提供。在社会救助法制建设中,政府的公共管理与服务职责尤为明显。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政府必须以保障社会成员生存权利、缓和社会矛盾、增进公民福利为主要职责。因此,政府的责任表现、存在的问题及完善途径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课题。     

国家责任与人权保障的契合——行政补偿制度逻辑视角的转换

财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要保障公民真正的自由和尊严,国家必须对公民的财产权予以最大限度的维护与尊重.同时,公民的个人财产权具有促进公共利益实现的义务,私有财产权又必然受到各种限制.协调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与社会公共福利目标的实现之间的着眼点就落在了行政补偿制度上.行政补偿制度应当界定为一种国家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财产权,使国家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保持合理合法的状态.     

公私协力传统与中国近代福利国家的起源

“公私协力”是现代福利国家方兴未艾的主题,而慈善事业领域“公私协力”的独特性,在于各国都有政府与民间协作的历史经验,中国在这方面的经验特别丰富。虽然在中国传统福利思想中,养民育民为国家之权责,但在实践中,民间的宗教与宗族团体在慈善事业中也扮演了重要角色。明末以来,随着居乡士大夫角色定位的变化,民间非宗教力量成为地方公共福利的主要推动者;政府在对民间慈善事业予以监管的同时,也对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财政与行政支持。近代中国的慈善组织与地方市政建设高度相关,如上海的同仁辅元堂,甚至被认为是地方自治的起点。中国在慈善事业领域“官民合力”“官督民办”的历史经验,不仅是近代福利国家建构的基础,对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福利建设亦有一定参考价值。     

社会福利制度的演进

社会福利制度萌芽于西方福利文化传统,政府的介入为社会福利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条件,在工业革命和工人运动兴起的社会背景下社会福利制度得到发展,20世纪30年代以来社会福利制度的逐步成熟.西方福利文化传统与政府主动回应社会现实是福利制度确立的内在逻辑,民主发展与公民福利权利意识的增强是福利制度发展并成熟的内在逻辑.     

不方便法院原则适用模式探析

世界各国为更好保护本国的公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均纷纷扩大本国的司法管辖权,而宽泛的管辖权往往也伴随着法院案件负担沉重。这时便有了不方便法院原则的生存土壤,不方便法院原则产生。本文在此就不方便法院原则的适用模式作简要的论述和分析。     

行政给付限度论

在现代国家的高福利政策下,缺乏节制的政府福利供给,已经成为诱发财政危机、管理危机、信任危机乃至道德危机的主要原因.欧洲新自由主义理念强调国家积极义务不能无限扩张,福利国家虽然不能没有行政给付制度,但同时需要防范制度的内在风险与负面影响.国家财税福利虽然重要,但市场和家庭、社会中介组织对社会福利的贡献也不可或缺,福利渊源...     

福利社会与发展中的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

欧洲各国致力于福利国家的建设已逾百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各国在社会投入水平和福利机构方面的巨大差异至今仍在,但是各国对于福利社会的可持续性的认可和公众对福利社会的高度承诺则是基本一致的.各福利社会有来自各方面的维系: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公司企业、家庭和自发组织的机构.不同的福利社会体系与它们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对欧洲各福利国家有着不同的意义,形成了具有不同特点的福利制度.在20世纪最后十年里重建福利国家的痛苦过程中,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社会问题的争论热点.然而到目前为止,效率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大多得到了解决,在北欧五国都保持了福利政策的稳定.该地区独特的历史经验并不排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机构为了发展福利事业而积极推行普及政策所做出的努力.     

社会福利权益法制化中的政策

在传统法治理论中,政策应当从自足的法律系统中被排除出去。但在当代社会,法律必须依靠政策的支持才能承担起促进公民各项福利权益的重任。在立法领域,不同利益主体间的政策博弈为福利立法的正当性提供了基础,而国家政策的政治抉择则奠定了福利立法的基本方向。在行政领域,合理的政策规范有利于建构有效的福利权益实现机制。在司法领域,科学的政策能够不断完善保障公民福利权益的法律机制。     

环境法典编纂的宪法基础

法典旨在实现部门法的体系化,从内在体系与外在体系相统一的角度,法典编纂是从“国家法制统一”走向“国家法治统一”的必由之路。宪法作为调整国家与公民之间关系的根本大法,为环境法典的编纂提供了双重基础。在国家层面,编纂环境法典是对美丽中国的国家目标和环境保护的国家任务的落实,同时,联系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条款,国家的环境保护任务可以被解释为国家为了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免受环境危害的环境保护义务,国家履行环境保护义务要符合“营造绿色安全的健康环境”的要求,不能保护不足。从“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的角度,编纂环境法典是实现上述目标和任务的必要手段。在公民层面,制定环境法典是保护公民环境基本权利的需要。环境权作为请求国家积极作为的社会权,其保护范围需要立法来形成。同时,公民的环境保护义务作为法律义务,也需要通过环境法典的编纂来形成其具体内容。从而,构建起公私兼顾的、以环境权和环境保护义务为架构的环境法律关系。     

福利权、福利国家与现代行政法任务的变迁——胡敏洁博士之《福利权研究》述评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之后,当一些欧洲国家尤其是北欧瑞典等国家的福利制度弊病迭出时,后发展中的国家却在为福利与社会安全制度的如何构建劳神不已.在中国,与福利制度有关联的"福利权"、"福利国家"和"行政法的任务"等关键词不断地呈现在学者的论著、政府的工作报告甚至大众媒体之中,在相当程度上成了当下社会主流话语之一.     

房改政策异化后的保障房

一、异化的房改政策公民享有居住的权利,这是基本的生存伦理。国际公约对公民的居住权也多有提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城市居民的个人住房由国家统一安排。在深圳和广州开始搞商品房开发试点以前,国内只有房地产开发,没有商品房买卖,事业单位或者企业单位造房子主要是用于内部职工福利分配的,包括政府造房子也是用于福利分配,没有房地产市场。国家统一安排公民住房制度使得我国的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行政组织立法

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行政组织是主要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政府现化代是关键,法治化是保障。在治理视域下,行政组织法不再仅是政府内部的结构法,而是包括协调党政群关系、体现共同治理的治理主体法。从优化组织结构,体现党政群协调共治出发,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化化对行政组织的要求,通过行政组织立法明确行政组织的职权范围,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部门和地方间的横向协作关系法律化,确立社会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提供法治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