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增长驱动到法治指标驱动——中国地方法治动力机制研究

地方法治是中国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法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因其动力机制不同而呈现不同特点。在地方法治建设初期,法治被视作"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工具,地方法治呈现出制度创新乃至体制突破的特点。随着国家治理目标转型升级,法治本身的价值得以凸显,原有的动力机制正在被将地方法治建设成效作为评价考核指标的"法治指标"动力机制所取代,法治的自主性日益增强。但无论是"经济增长型"还是"法治指标型"动力机制,均为政府主导、政绩导向,其持续性和长期效果堪忧。地方法治建设的未来发展,宜充分发挥社会公众的主体作用,培育"开放协作型"新动力机制。     

检察一体化履职机制建设与改革

检察一体化履职机制具有实践性、多元性、系统性和韧性。要统筹把握检察一体化履职机制与检察一体的关系，辩证把握建设与改革的规律特点，全面把握建设与改革的目标任务，努力形成贴合实践、符合规律的研究范式。检察一体化履职机制要保持韧性，加强场域贯通、内生改革。要将检察一体化履职机制纳入新阶段检察改革总体部署，全面准确深化司法责任制综合配套改革,加强检察官自由裁量权行使制约监督，强化检察一体化履职法律制度保障，建立健全类案检索智能化数字化模式。     

政府机构改革与法律环境的互动与协调北大核心CSSCI

从1982年到2018年,中国进行了8轮大规模的政府机构改革,在不变动行政组织立法的情况下,完成了政府组织体系的巨变,形成了一种"外在于法"的机构改革模式。这种机构改革模式植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行政组织立法所提供的法律空间,以组织变革推动了中国法律环境的变化,同时也受到法律环境的制约。在机构改革过程中,应该遵守法律对行政组织权的分配,保证行政组织的可问责性,有助于保障基本权利,并考虑到法律的预先决定。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和依法行政的要求,政府机构改革受到法律环境制约的现象更加明显。将行政管理法中的"主管部门"的表述与组织法上的"确定主管部门"的机制对接,可以协调二者关系,是一种实现行政组织法治的立法、修法成本较小的路径。     

论我国地方政府行政组织改革

地方政府行政组织改革是要精简机构,转变职能,提高工作效率和优质服务水平,建立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地方政府组织改革是我国政府改革的关键。本文通过对地方政府的界定和现状分析并对所存在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从而对我国地方政府机构的改革进行重新定义。     

“地方发展型政府”抑或“地方企业家型政府”?——对中国地方政企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研究述评

在中国财政和行政分权的制度条件下,地方政府行为、地方政企关系与地方发展动力机制密切联系。根据地方政府机关是否直接参与营利性生产经营活动,可以把地方政府行为模式划分为"地方发展型政府"和"地方企业家型政府"两类。用单一的政府行为模式不太可能完全概括中国政府行为的所有面向。一般而言,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普遍具有发展型和企业家型的特点,并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将继续保持。但政府行为也表现出因时因地而变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具体表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之间,在不同改革时期发展型和企业家型特点的显著性、着重点和表现形式的区别。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必须更加重视发展型国家和企业家型国家模式运作的成果分配问题。     

整合机制的权变模型:一个大部制改革的组织分析——以广东省环境大部制改革为例

大部制改革作为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实践的推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原有的对大部制的研究陷入了政治性和功能性的研究之中,对大部制的"职能整合"和"机构重组"的组织结构变革条件的研究非常欠缺。论文在组织结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整合机制的权变模型",来解释大部制改革过程中"职能整合"和"机构重组"的条件,并以广东省的环保大部制改革对其进行论证。其中,组织结构变革与整合机制的选择有关,整合机制本身是多样性的,不同的整合机制是与组织的任务环境和原有组织单元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属性有关。组织结构变革成功的可能性是与任务环境、相互依赖的属性以及整合机制三个变量的相互契合为条件的。所以,进一步的大部制改革需要在根本上对任务环境进行战略重构,对组织职能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再建构,实现协调成本的最小化。     

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调查及援助机制 以浙江省为例

自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多年来,发达国家或地区利用其知识产权优势采用知识产权贸易壁垒限制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美国337调查的涉案企业越来越多,企业海外贸易和国际展会中频繁被诉、被查扣,传统优势产业和规模以上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中知识产权维权的需求快速增加,这些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浙江省是典型的外贸大省,以浙江省企业在海外市场中知识产权纠纷情况为例进行调查分析,发现企业在知识产权战略运用、相关国际知识产权规则把握、知识产权风险事先预防和应对能力相应等方面存在不足,在调查分析基础上提出以"政府主导、行业协会引导、企业主体"的援助机制,并对传统优势产业、中小企业、规模以上企业采取侧重点不同的援助机制模式。     

政府推动下的企业社会责任实现机制的构建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动因包括内部动因和外部动因两方面,相应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机制也包括自律机制和他律机制两方面。政府应从促进自律机制和他律机制建设两方面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具体而言,政府可以通过为企业创造良好环境、引导企业完善治理结构、重视自律性管理组织作用等手段推动企业自律机制的构建;通过法律体系的构建、评价管理体系及监督体系的完善等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企业他律机制。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的困境分析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需要,我国地方政府为完善政府职能、明晰各部门权责、精简机构提升政府行政效率分别进行了数次机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从数次改革中也能看出,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顽疾"。本文通过对这些症结的分析,来了解制约地方政府机构改革推进的原因。     

强化检察委员会司法属性之路径探析

在检察委员会的规范化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应当更多地关注检察委员会的司法属性问题和决策机制的改革完善。检察委员会改革应遵循司法规律,将民主、高效、权威设定为基本目标,通过优化组织体系、改革决策模式、建立责任机制、提升委员司法能力等强化其司法属性。在决策模式改革上,应借鉴吸纳审判合议制和党委票决制的合理内核,保证委员的"民主"地位、严格检察长的"集中"机制,确立一级检察委员会定案机制,以此增强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的司法属性。     

我国倾斜性农业保险支持法律机制研究

倾斜性农业保险支持法律机制并不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对农业保险利益进行机械输送的制度体系,而是将对农业的保险支持内化为政府、保险公司和农业生产者之间共同利益诉求的制度构造,这是一种农业支持的"造血机制"而不是"输血机制"。作为一种金融支持手段,倾斜性农业保险支持法律机制的构建需要以粮食安全为基本目标,在基本面上需要厘清几对关键的利益博弈关系,在节点把握方面需要建立基金、债券、再保险这种"三位一体"的农业巨灾风险应对机制。倾斜性农业保险支持法律机制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发挥农村基层组织的作用、创新农业保险的方式等,也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基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路径分析——以顺德为案例

基层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行政级别低,权限弱,在改革中面临较大阻力。基于多次深入访谈,本研究以顺德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为案例,分析改革模式和路径。研究发现,虽然顺德在改革过程中遇到难以突破的深层障碍,但依凭一系列动力因素,顺德采取迂回策略,以变通方式绕过障碍,持续推进改革。本研究试图通过讨论顺德的改革路径,分析、解释基层政府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机制。     

论构建临时团队的快速信任机制

临时团队的出现是组织应对环境快速变化的结果,已成为未来组织发展的新趋势.但是,临时团队也存在着自身固有的脆弱性,主要表现在目标不够明确、凝聚力相对薄弱、任务具有短期性、绩效比较低下等方面.这就要求在团队建立的最初阶段就应重视构建其快速信任机制,在团队成员之间尽快建立起一种彼此信任的关系,根据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了应构建包括完善内部沟通机制、合理定位角色、建设知识共享文化等在内的三位一体模式,以加强对临时团队快速信任的管理,提高临时团队的内部凝聚力和运营绩效.     

“人大主导立法”原则下的立法体制机制重塑

"人大主导立法"是指在立法中应由人大把握立法方向,决定并引导立法的内容、原则和基本价值取向。"人大主导立法"既是党的重要主张,也已成为一项立法原则,是我国基本立法制度的强力回归。而要贯彻落实"人大主导立法"原则,则需要对我国的立法体制机制的相关方面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重塑,包括人大主导立法与党领导立法的关系定位、全国人大与地方人大立法关系机制重塑、人民代表大会与人大常委会立法关系机制重塑、人大与政府立法关系机制重塑以及人大主导立法与公众参与立法关系机制重塑。     

关于我国政府改革中要解决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约束机制问题

目前,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正按照“转变政府职能,建设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政府”目标进行。如何彻底解决各级政府改革中人员的内在动力和外部约束问题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点和核心。在当前的政府改革中必须科学进行各层机构或组织、人员管理的有效制度设计,强化构建对其激励与约束机制建设,方能保证其他各项改革目标顺利进行。     

三农问题的宪法学思考

由于不能解决地方机构臃肿、地方政府腐败和滥权以及地方财政困境,取消农业税的税制改革难以应对“税费反弹”现象,仅仅是暂时缓解农民负担的权宜之计,并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长久之道。从宪法学角度看,“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完善地方民主与法治,从以行政为主导的中央控制模式转向以司法为主导的权利保障模式。中央干预的目的不在于亲自解决十分具体的问题,而应指向提供解决问题的制度。     

新中国70年我国学前教育管理变革的回顾与反思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具体到管理层面也不断进行着多重调整,主要表现为:在管理理念上从被动防范、强权控制到主动变革、服务教育的发展轨迹;在管理制度上存在着从权力中心到责任共担的历史演变;在管理内容上发生着从缺乏规划、封闭管理到规范调控、强调质量的总体变迁;在管理方式上经历着从集权模式到多中心治理的发展变化。回顾并反思新中国70年以来学前教育管理的变革历程可以发现如下突出特征,对"儿童中心"教育理念的逐步践行,对"政府主导"体制机制的日益强化,对"规范发展"管理目标的不断优化,对"分级治理"管理方式的建立健全。     

“临时机构”人员职务犯罪现象应引起重视

近年来,为推动某项工作的完成,一些地方政府以"指挥部"、"办公室"、"领导小组"等名义,从有关职能部门抽调人员,组成了大量临时机构,赋予其一些凌驾于法律和行政之上的特权,以便实施统一指挥、统一管理。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各类临时机构层出不穷,加之管理制度的缺失,其工作人员犯罪现象也呈逐年增多趋势,严重地影响了政府的形象和社会公信力,应引起各地政府的重视。     

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实践路径、成效及限度——以顺德区容桂街道为例

基层民众多元化公共服务诉求与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之间的张力呼唤地方政府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容桂街道通过主动引入和培育社工组织,不断地挖掘民间力量,实现政府引导与民间参与相结合的路径来创新社会服务的供给模式,探索出"政府+慈善组织"共同购买社会服务模式。通过慈善组织参与政府购买服务实践,容桂街道实现了政府与社会关系的理顺,将原来体制内提供的公共服务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交由专业性社会工作组织来提供,优化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优化了基础治理结构、满足了民众多元化服务诉求及拓展了基层公共空间。然而,这一改革实践受制于其现实的约束性条件,如居民认可度不够、政府支持不足及社工站独立性不足。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困境解决的法治机制

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规模的急剧膨胀,有分税制改革不彻底、举债及担保禁令刚性约束以及地方政府缺乏硬预算约束等法治环境原因。国外地方政府性债务应对的法治机制警示我们:有效管控次级政府及地方政府债务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机制与国家结构形式、分税制完善程度及资本市场成熟度有关;地方政府性债务管控应当以满足地方正当公共投资为目标。我国地方政府性债务治理的长效机制为构建以《地方财政责任法》为核心的财政分权法律制度体系;在此之前,应当加强对地方政府的多元行政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