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淫秽信息的治理——反思“运动式”治理模式

4月13日,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公安部等部门发布公告:为依法打击利用互联网制作传播淫秽色情信息行为,自2014年4月中旬至11月,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展打击扫黄打非·净网2014专项行动。与以往专项行动不同的是,此次行动持续时间更长,打击力度更大。这种运动式治理网络淫秽的模式虽然见效快,但是仍然不乏质疑之声。长久看来,治理网络淫秽信息仍然要纳入法治轨道,充分利用技术手段来实现。     

社区治理模式转型下的农民参与"新农合"分析——以内蒙古姚村为例

以往对农民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的研究缺乏从农村社区治理视角的分析。以内蒙古姚村农民参与新农合为例,从社区治理模式转型这一视角分析农民在参与新农合制度中存在的不足,认为农村社区治理模式在由宗族型向由自治组织型的转变中,农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在参与决策制定、参与过程和参与结果的掌控方面存在缺乏组织依附、自我管理差的不足。加速自治组织的完善,克服农民的原子化倾向,提升农民社区参与程度,才能保证惠农支农政策的实施。     

民歌法庭的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研究——以贵州省榕江县调研为例

民歌法庭是将民歌与法律相结合,采用法官和民歌调解的方法,创造性地解决矛盾纠纷,传承少数民族文化,丰富了社会矛盾的治理机制。民歌法庭研究以贵州省榕江县调研为例,分析民歌法庭的创新社会治理机制价值,发现其治理困境,并提出建议。民歌法庭这种创新的社会治理机制,推进了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发展。     

运动式治理悖论:常态治理的非常规化——基于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分析

"运动式治理"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国家治理模式,其悖论内涵是以非常规方式开展常态化的治理行动。建国以来的运动式治理经历了从群众运动到严打运动再到专项治理的三大转变。聚焦专项治理时期的运动式治理,文章选取网络"扫黄打非"运动,即2007—2014年"整治互联网和手机传播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专项行动"作为典型,从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网络"扫黄打非"运动的兴起及其工作机制、专项行动的个案成效四个方面加以考察,指出运动式治理悖论存在"决策经验主义"和"结果不确定性"两大基本内涵,具有四个基本特征:领导小组行使的政治权力凌驾于政府行政权力之上且常常混合不分;政治主体权力扩张与政治基体需求自主之间存在不同的运行轨迹;多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机制需要通过长时间的磨合才能产生整体共赢的效果;以数据展示行动的有效性和常态化并不意味着一种可持续的常态治理机制的建立。改革的时代需要改革的理论指导改革的实践,面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新型常态治理而非一种已有的常态治理行动被设为改革目标,运动式治理转型的关键是要在多元冲突中建立一个满足规范和共识的制度化过程。     

平等原则检视下的大陆居民在台湾地区权利保障问题——以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解释”为对象

随着大陆居民赴台多元化、便利化和常态化,大陆居民在台权利保障问题日渐突出。大陆居民在台权利保障之症结,在于大陆居民能否适用平等原则,获得与台湾居民同等之权利保障。台湾地区司法院大法官在此领域形成了一系列有关大陆居民在台权利保障的解释,先后形成了区别对待准则和平等对待准则。从平等原则检视此两项对待大陆居民的准则,有助于剖析两准则在法技术上的证立逻辑,也有助于探索大陆居民在台保障其自身权利的法技术路径。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治理路径研究——以电白、宾阳、儋州为考察对象

近年来国内产生一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各自形成较为稳定的犯罪手法特征,各地政府加大整治力度并形成一系列成功经验。电白、宾阳、儋州作为环北部湾地区的三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在人口、经济、地理等条件上具有相似性,当地政府在整治犯罪过程中分别形成了"大数据治理"、"全链条治理"和专项行动"以打促防"的治理特色。同时也具有三大治理共性,即组织模式上以党委政府牵头的协同治理,基层动员上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基础工作,法律威慑上采用公开审判并附加财产刑以削弱犯罪者的侥幸心理。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重点地区的治理经验可提炼出普遍适用的犯罪重点地区治理模型。在运用治理模型实施具体地区的犯罪治理时,要进一步扩大治理主体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注重治理客体的全覆盖与差异化,发挥大数据的技术治理作用,运用刑事治理既要认识到其有效性,也要考虑其有限作用。     

网络中的人际交往及其法律规制——以网络购物为例

互联网的普及是网络购物得以产生的基础,商品的多样性、时间与空间的灵活性及低廉的价格使网络购物发展迅速。但由于网络购物平台的虚拟性,使得交易活动中信誉度问题突出,同时也带来支付体系不完善、保障信息安全方面欠缺等问题,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明确责任承担、建立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对于规范网络购物行业、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论网络环境中的隐私权保护——以“人肉搜索第一案”为视角

《侵权责任法》以列举的方式将隐私权确定为一项基本民事权利,人肉搜索公开个人信息涉及侵权法上的隐私权保护。人肉搜索第一案的终审判决表明,网络环境中的个人隐私同样受到法律保护。本文首先对该案进行简要回顾并阐述人肉搜索的社会功能定位,然后针对网络环境中隐私权保护所涉及的理论问题进行分析,并对《侵权责任法》中的相关条款加以评述。     

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区统战工作研究 ——以G街道为例

当前在社区统战推进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做法,但也存在社区统战主体力量不强、思想认识不到位、资源作用发挥不充分、工作方式存在不足等问题.为此,应着力从加强社区统战领导、提高社区统战意识、健全社区统战机制、整合社区统战资源、创新社区统战方式等方面进一步探究社区统战的路径.     

我国台湾地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变迁——以“大法官”解释为视角

我国台湾地区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在"大法官"的推动下逐渐修正,应急式的个案累积使得修正过程经历了近30年而未完成,演变中呈现出的非体系化、对西方的亦步亦趋及重司法审查轻法律保留等特点,反映了岛内政治权力机构角力下的法制演变现状,也对大陆相同领域的法治化建构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挑战与回应：网络环境下的商业秘密保护——以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罪名为视角

网络时代,为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商业秘密呈现出的数字化特点,侵权行为的高科技性无疑增加了侵犯商业秘密的风险性。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数据罪＂和＂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两项罪名,是对网络环境下高科技违法行为的有效制裁,并为企业的商业秘密保护提供了有效的刑事救济。     

行政引导下的基层合作治理——以实证分析为视角

合作治理逐渐受到国内外理论界与实务界的重视。通过对中国社区公共设施治理案例的实证调研,可以发现中国存在丰富的相关实践,且在许多方面对一般性理论进行了验证。但中国实践还在组织、规则、行为等方面展现出行政引导这一特征,使得即使是在自发秩序中,也以行政权为标准形成了一种差序格局。这一实然特征有利有弊,对其进行批判性继承是我国基层合作治理应然模式构建的合理选择。     

民族地区治理中软性治理资源的运用探析——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本文提出了软性治理资源的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告建成的今天，民族地区社会管理却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一矛盾的出现，迫使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改善社会管理模式，这不仅要求国家法的完善，更要我们探索软性治理资源的运用以及民族地区软性治理资源与法治关系的处理。     

城市拆迁过程中政府角色问题的思考——以“重庆钉子户”为例

自从90年代以来,随着各地政府对城市进行大规模改造,拆迁就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大大小小的城市都出现了拆迁户认为补偿不公正,而上访、起诉等事件,"钉子户"也层出不穷,从而暴露出房屋拆迁中政府角色的错位。本文以"重庆钉子户"为例,分析了政府的角色,并提出了改革措施。     

“通知-删除”规则的适用局限及出路——以两则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案例为切入点

“云服务器”、“小程序”等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出现对版权法中“通知-删除”规则提出了挑战。就法律适用而言,《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通知-删除”规则对涉及网络服务提供者版权侵权案件提供了快速解决机制,在适用上具有优先性。从属性上分析,“小程序”属于《条例》所调整的自动接入、传输服务商范畴,而“云服务器”租赁服务不属于《条例》中的四类网络服务,应根据《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有关网络服务提供者之规定予以界定。对这两类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均无法适用“通知-删除”规则,而应以《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六条下的“通知-必要措施”规则予以调整。“通知-必要措施”规则之适用以注意义务的判定为核心内容。在必要措施的判定上,技术过滤措施是判定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履行注意义务的重要考量因素。     

论区域法律治理中的地方自主权——以区域合作协议为例

区域合作中的地方自主权涉及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分工,是我国区域法律治理中不容忽视的重大宪法问题。从区域治理的历史变迁和区域合作协议的文本考察来看,地方政府拥有的自主权呈现出不断扩张的趋势。地方政府自由行使区域合作中的自主权是法律的常态,而中央政府对区域合作行使批准权则是法律的例外。而这种地方自主权主要来自于宪法的规定和中央的授权。只有影响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平衡的区域合作协议才需得到中央的批准,包括可能涉及中央最终决定权的区域合作协议,可能影响中央控制力的区域合作协议,以及可能影响协议非成员方利益的区域合作协议。基于合作单一制理论,中央对区域合作的充分参与是地方自主权的法律支撑。     

基层检察机关诉源治理工作的强化——以内蒙古自治区伊金霍洛旗检察院为例

大量的矛盾纠纷和涉法涉诉纠纷发酵在基层,激化在基层。检察机关通过能动履职,推动轻罪治理等方式促进诉源治理,效果良好。但当前基层检察机关诉源治理工作中存在实体化运行机制不完善、工作缺乏层次性和体系性、检察机关人员工作能力有限等问题,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人民检察院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构建党委统一领导的工作大格局、递进式矛盾纠纷分层过滤化解的工作体系及转变理念、深化创新能动履职提升检察人员素能的强化诉源治理工作的基层检察方案。     

社区治理视野下的社区民间组织发展——以珠海为例

本调研小组通过实证调查的方式发现并分析了当前珠海市社区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社区居民对社区民间组织了解程度不高,社区民间组织提供的服务内容不均衡,缺乏政府支持以及社区民间组织的参与率不高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以彻底落实"社区本位"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思路为基础,以社区居委会为平台,多元化地拓展对社区民间组织的政策和资金扶持的渠道,创新调动社区居民参加社区民间组织潜在动力的实际措施,建立社区民间组织宣传机制,扩大社区民间组织影响力,让社区居民更加了解社区民间组织。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实证分析——以N市为例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是近年来常见多发的一种犯罪,从N市的情况来看,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呈现数量多、占比高、发案率较高、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犯罪人相对较多、女性占比远高于传统侵财犯罪、城区及农村发案多、小案居多和大案增长快等特点。诱发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因素主要有行业管理疏漏、防范教育宣传不足、被害人普遍存在过错、打击不力等。遏制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势头需开展完善工作机制、健全行业管理、强化防范教育宣传、提升打击效果等工作,实行多策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