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阈中的外空环境法律保护——以空间碎片污染为例

人类目前已经进入风险社会,外空环境保护已经成为全球性风险问题之一,其严重影响到人类的生存和国际社会的安全。风险社会中的外空环境污染具有特殊性,风险社会的来临为外空环境法律保护提出了很多挑战。以空间碎片为主要污染形式的外空环境治理,最终要依赖坚实的理论基础,适应风险社会的理念和价值观才是设计良好法律制度的先决条件。只有转变既有的法律理念和价值观,才能建构起完善的外空环境法律保护制度。世界共生理念为外空环境保护立法提供了新的价值观。     

风险社会中的决策科学与民主——以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为例的分析

在风险社会,社会管理必须具有更强的风险意识。行政决策既要具备科学根据,也要体现民主价值。以风险评估为代表的专家理性模式,是充实行政决策科学根据的主要渠道;以民主参与为代表的公众参与模式,是体现决策民主的主要渠道。风险评估应当严守科学底线,通过恰当的制度配置,确保科学评估的独立性、公正性、可靠性。公众参与风险规制,则要求实现风险评估程序启动的开放性、评估过程的透明、评估结果的公开和可审查性。     

食品安全刑法规制的反思——以风险社会为视角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形势严峻,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民生的重大问题。在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出现了一些"风险化"的新动向:"法益保护早期化",刑事法网严密化和刑罚处罚重罚化。这些新动向使刑法在遏制风险的同时,自身也潜藏着风险:自由保障机能被弱化,泛刑法化、重刑化和危险犯被滥用。要消除这些风险,必须在整体上坚持"立罪至后",从风险社会的角度完善食品安全刑事立法,并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以期更好地保障食品安全。最好的社会政策也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风险社会语境下环境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以法律上因果关系为进路的前瞻性思考

一般侵权中因果关系是归责的基础,但是在风险社会下,某一环境侵权行为若已造成法律为了保护公共法益而禁止之危险,而此种危险本身足以实现构成要件之结果者,也可以考虑客观归责。但将客观可归责的理论纳入环境法理论体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尚需付出漫长、艰辛的努力。     

环境赔偿法——以荷兰为例的社会法学分析

本文对环境民事责任立法进行分析,以图有益于是否需要以及如何进行环境责任立法的讨论.主要分成两大部分.首先运用比较法分析,介绍荷兰的环境民事责任成文法与相关判例法,①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两个方面,希望能为中国的立法提供一些值得借鉴的有效途径.然后,主要采用社会法学观点进行分析,讨论荷兰判例法的相关规范移植到中国的可能性和效果,并从公平正义、法律意识等角度,对中国的新立法做出预测.社会法学的分析是本文的重点,强调判例法对于环境责任立法的重要性.在环境法这样一个复杂领域,法律规范应当来自于现实而非抽象的原则性规定.通过对一些已经被欧洲各国承认的判例的介绍,论证法学与社会经济学相结合的分析方法对于立法的重要意义.环境民事立法应当具有环境个体保护的立法价值,还必须体现公平正义积极有利于法律意识的提高.同时,要配之以相当的执行力度,这主要有赖于法律有关规定和诉讼成本以及胜诉率等因素     

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研究——以环境物权为视角

企业具有社会性,因而负有社会责任,对此我国新《公司法》明确规定。人类文明发展至今,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人们意识到环境资源同时具有经济与生态的双重属性,追求经济利益必须以人类可持续生存为前提,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应运而生,这是环境物权所决定的。本文通过对相关涵义分析,旨在构建我国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制度。     

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企业环境责任的现状及立法完善

在风险社会的框架下,环境污染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而企业作为环境污染的最大责任者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目前我国有关企业环境责任的立法尚未完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因此,本文以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环境危机为切入点,结合国外有关企业环境责任制度的立法考察,分析我国企业环境立法的不足,由此提出完善我国企业环境责任的构想。     

雾霾与社会稳定之关联性研究——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

雾霾问题是当代社会中环境风险的重要体现,具有风险社会典型性特征。雾霾对于社会稳定存在着重要的潜在威胁,即可能引发社会公众的恐慌,增加社会公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并且为社会动员提供重要的机会,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风险社会环境下,维护社会稳定需通过以下途径:建立健全预警机制,密切关注舆情;正确引导媒体,充分发挥其正面作用;建立健全社会公众环保参与和监督机制;对经济发展模式进行反思。     

滥用管辖权异议制度的规制——以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为视角

管辖权异议制度本为法律赋予当事人的重要诉讼权利,但其在司法实践中经常被滥用,对于权利人的保护、司法资源的消耗以及社会法治环境和法律定分止争功能的发挥都产生了负面作用。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加强对滥用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司法规制,并以适当的司法解释形式为管辖权异议设置界碑,甚为必要。改革现行管辖权异议制度,在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与禁止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之间取得平衡,则更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作为执行异议事由的检视——以《异议复议规定》第28、29、30条为中心的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29、30条赋予了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并肯定其可以作为排除强制执行的异议事由。何种民事权益可以作为异议事由应依其权利性质、效力以及执行目的或方法综合定之。司法解释未能进一步阐明物权期待权的实体属性,易引发实务裁判的分歧。对物权期待权能否作为异议事由的检视,需要从物权期待权的性质与效力切入考察,还需参考特定时期内存在的“善意未登记”以及“消费者生存权”因素,并肯定其属于强制执行公法实现社会安定价值之范畴。     

基因犯罪初探：以风险社会为视角

基因犯罪是伴随着基因技术而产生，因基因技术不当研发、滥用所带来的以及侵犯基因资源、基因信息的严重危险、危害行为。基因犯罪往往关联着不可预知的基因风险，基因风险是系统性的、不可测量性的、人为建构性的、复杂性的新型风险；它正是“风险社会”中典型的风险型态。刑法须由法益保护的基点，转换到风险控制的维度，方能有效应对。     

浅析司法环境与社会环境对司法鉴定的影响——以文书鉴定为视角

司法鉴定行业在社会化后,出现了管理较为混乱、公信力有所下降的趋势。现代社会,司法环境和社会环境影响着法治的方方面面,也从很多角度影响着司法鉴定行业。本文以文书鉴定为出发点,分析司法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旨在寻找提高鉴定行业公信力的措施方法。     

案外人异议之诉与确权诉讼之先后诉关系——以所有权为例

案外人异议之诉在执行过程中有效地保障了案外人的权益,然而,要想更有效地发挥案外人异议之诉的作用,就必须解决好案外人先后提起的确权诉讼和异议之诉的关系问题。较为可行的方案是,在理论上建构案外人异议之诉的诉讼标的理论,在实践中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全面解决两诉的重复起诉问题。     

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和谐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关注民生、解决民生问题,是规避风险,确保社会安全的基础。     

物权法与执行规定之间的冲突与适用——以不动产执行异议为视角

本文从一起不动产执行异议案件入手,指出《物权法》与《执行规定》在案件适用中的冲突,并着重从法的位阶效力、法的功能以及利益权衡的角度出发,初步确立以《物权法》的绝对适用与《执行规定》的例外适用相结合的原则,拟形成统一的办案思路,解决执行异件案件司法适用的难题。     

风险社会的法理解读

风险社会理论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已经成功地波及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风险社会与社会风险是存在差异的概念,对风险社会的理解必须置于特定的语境和场域之中,中国的风险社会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与时代背景。风险社会的生成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和理念更新,法理学界应当认真对待这种大变革。文章主要从法律理念以及法律制度的构建与运行层面对风险社会进行法理学的解读。     

风险社会理论范式下中国“环境冲突”问题及其协同治理

伴随着环境危机的加剧以及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发,环境冲突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在风险社会治理范式下,我国环境冲突的风险表现为现实风险和潜在风险。其中现实风险包括健康风险、灾害风险以及经济风险,而潜在风险表现为由环境冲突中的不确定因素所引发的政治、法律以及国家安全的影响和后果。而在当前,我国环境冲突的社会风险呈现出从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变的态势,因而必须在风险理论的指导下,运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公共事务的协同治理模式,通过推进行政改革、构建公众参与机制以及完善法律制度等手段,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公众的主体作用,提升并保障协同治理的实效与健康运行。     

如何预防环境风险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随着工业社会的不断发展，同时带给人类的环境风险，也在不断加大，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危害人类的身体健康。本文主要讨论和解释环境风险的定义，在环境风险中参与主体的作用，如何有效的使用，预防环境风险中的不确定性因素。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管辖权异议制度的缺失——以程序正义为视角

法治首先是程序法治,程序法正是将法治的精神以看得见的正义的方式加以彰显,可以说,正是程序上的正义体现了诉讼的文明和民主。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管辖权异议制度在设计上,并没有体现程序正义的价值要求,本文就相关问题从程序正义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风险社会的刑法风险及其防范

在风险社会刑法出现了一些新动向:刑法的任务由保护法益转向保护国民的安全感;预防理念从消极预防转向积极预防;犯罪圈不断膨胀;传统归责理论有所突破。这些新动向使刑法在遏制风险的同时,自身也潜藏着风险:一是不利于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二是可能导致泛刑法化与重刑化;三是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被弱化;四是责任原则有大范围超越的风险。要消除这些风险,必须平衡好允许的危险与禁止的危险的关系;协调好自由保障与风险防范的关系;权衡好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总之,"最好的社会政策也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句名言在今天仍然应当被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