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建构——基于风险社会的视角

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各种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具有普遍性、突发性、复杂性、难以预测性及全球性特征的社会风险,时刻在考验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在风险社会视野下,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面临许多困境和挑战。政府必须通过建立危机管理预警机制;建立全面危机管理体系;建立公开透明的危机信息管理机制;建立全球性的危机治理模式等措施来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的管理能力。     

流域水污染治理机制——基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思考

本文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出发,基于风险社会的特点,并结合国内外流域水污染治理的经验与教训,从制度层面和文化层面建构流域水污染治理的四大机制:风险预警机制、多元主体复合治理机制、风险责任分担与补偿机制和信任与合作机制,以期对实现流域可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算法决策应用的外部风险及其公共治理路径研究

算法决策应用的外部风险具有聚合性和累积性特征，侧重算法行为端，在技术运用过程中向多数不特定群体扩散，将其类型化后包括社会公共利益和实质正义受损、人的主体性地位和合法权益受挑战两方面。外部风险不同于一般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无法适用传统归责原则。为了有效促进算法技术和监管的良性互动，以公共治理路径为视角，将算法决策嵌入网络社会架构中分析当下治理的局限性，并提出较完善的治理方案。在思路上，应遵循分类分级的精准化治理方法，选择“软”“硬”法为协同治理工具，坚持安全和发展并重的治理理念。在路径上，应着眼于算法决策应用的生命全周期，用算法解释机制解决算法备案制失灵的问题，以风险比例确立算法决策系统的分类与规制方向，并以平台为主体多途径构建算法综合性问责体系，形成治理合力。     

知识产权的制度风险与法律控制

在风险社会的语境中,知识产权法是一种制度文明,也是一种可能存在的制度风险。诸如文化风险、生态风险、基因技术风险、网络风险等,主要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内生性"风险。如何克服现行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法律秩序的先天性缺陷和潜在危机,提高风险意识,增强风险识别能力,寻求风险治理机制,是国际知识产权界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知识产权制度风险的法律治理必须秉持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统一、权利观念与责任观念统一、法律控制与技术规制统一等理念,并通过传统知识保护、公共领域保留、开放存取及知识共享协议、知识创新奖励等制度的替代和补充,形成一个应对风险社会的观念体系和制度系统。这是应对知识产权制度风险的法律举措,也是实现知识产权制度价值目标的法律变革路径。     

“舆情再审”:司法决策的困境与出路

李昌奎案件作为"舆情再审"的典型样本,引发我们对司法决策中舆情风险的思考。在形式合理性法治中,司法与以社会舆论为载体的民意冲突不可避免。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构建型法治推进中,死刑案件的司法决策便是舆情风险的高发地带。由于司法权威尚未牢固树立,中国司法机关的舆情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化解司法决策中的舆情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树立司法权威,而在当下,为实现对已有司法权威的存量保护,强化司法与社会诉讼过程中的沟通机制,尤为重要。     

风险时代的秩序重建与法治信念——以“能动司法”为对象的讨论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呈现高风险状态。在民众中确立新的共同价值观和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规则之治是风险控制与秩序重建的两个基点。能动司法的出现回应了转型时期风险控制、秩序重建的需要,因而获得高度的政治合法性。能动应有之意包括:通过裁判确立风险社会的法治信念,重建社会共享价值体系;通过始终如一的适用法律,实现社会治理模式向规则之治转型;完善民众参与司法机制,让司法成为第一块公共领域。能动司法应当建立在对司法的本质属性与时代使命的准确把握基础上,在政治功能与审判职能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和平衡。     

社会稳定风险治理"三治"融合路径的实证研究

防范化解社会稳定风险是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关注的重点,也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目标.本文从风险治理视角出发,以Z市某市政道路建设项目为例,通过实地调研获取项目利益相关群体的意见和建议,识别该项目的 社会稳定风险.结合实证数据可知,当前社区面临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分散治理现状.原因在于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微观层面...     

国际法视野下核能风险的全球治理

核能的开发利用在给人类带来巨大助益的同时也伴随着各种潜在的风险。各种核事故的发生充分表明,在核能风险治理方面依然存在着诸多缺陷与不足。为此,国际社会需要在相关的现有国际法规范和国际实践的基础上逐步形成核能风险的全球治理机制。本文通过分析核能开发利用的主权权利和风险治理责任及其相互关系,明确了国际法原则和规范中体现核能风险全球治理的约束条件和发展路径。根据国际法委员会对风险活动领域国际责任的编纂和发展,结合核能风险治理方面所存在着的缺陷与不足,分析构建了核能风险全球治理的具体要素和内涵,为形成切实可行的、有效的核能风险全球治理机制提出了系统建议。     

政治系统与法律系统对于技术风险的决策观察

德国社会学家尼古拉斯·卢曼的社会系统论和二阶观察理论所提供的社会建构论框架,有助于我们从技术、时间、知识、决策等维度厘清技术风险形成的复杂社会机制,促进我们对政治系统和法律系统中的技术风险管制活动进行反思性观察。政治系统通过政策性决策活动规划和控制技术风险的努力,本身也会导致决策风险,政治系统因此发展出令规制失灵而被社会遗忘的应对能力;法律系统内部发展出来的风险预防原则,其功能不在于增加社会的安全水平,而是作为一种程序性反应机制,吸收因科学技术后果的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环境复杂性。     

极端事件的风险恐慌及对行政法制之意蕴

本文运用心理学知识,分析了公众对极端事件的风险会产生恐慌性认知;运用决策学的研究成果,阐述了包括恐慌在内的情绪在公众的决策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从机制和机理的角度剖析了极端事件的风险恐慌能够阻碍公众,甚至整个社会对风险的严重程度做出理性判断。以此为前提,阐述了在一个民主社会中,当行政机关对公众的需求进行有效的回应成为其管理的合法性基础时,其所制定的为防止极端事件不再发生的行政措施会出现非理性的情况,为确保行政措施合法性,就需要对行政法律制度进行变革:包括建立一种长效的风险治理与评估机制,以便对公众的要求加以反思、评估和过滤;通过规则来限制行政措施的过度性;通过"日落条款"来规定行政措施的适用期限;通过补偿机制来确保公正,同时增加行政措施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