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对象、目标、功能及态度诸问题

自2007年以来,中国新闻史学界的民国新闻史研究有了迅速发展。本文在对"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目标、功能和态度进行初步探索和思考后,提出了民国新闻史的研究对象是民国时期新闻事业构成要素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并可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层面加以认识,民国新闻史的研究目标是再现历史和探寻规律,民国新闻史研究的主要社会功能是评价历史和借鉴当下,以及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本态度应是历史和辩证的态度等观点。     

新中国新闻文体70年：“范式”的共生与交融

新闻文体是新闻报道的结构方式与话语体式,其嬗变背后包孕着记者新闻实践的逻辑以及整个新闻业的观念变迁。新闻文体范式是不同性质新闻文体规范的提炼与表征,着眼于"怎么写",强调跳脱具体的新闻文本,观照文体形态以及技巧背后的文体观念。结合新闻文体发展的内在理路和外在形态,1949年以来的新闻文体发展史依循新闻与政治、文学(文化)的互动关系,也契合新闻文体内生逻辑的自洽性,其实质是"宣传范式"、"文学范式"与"专业范式"三种文体范式相互勾连、交织与融通,彼此借鉴、吸纳与改造的过程。三大范式并非完全按照时间线索渐次出现,也不是简单迭代关系,相反,它们有时会共生于同一阶段,有时会共存在于一家媒体之中,有时甚至会出现在同一篇新闻文本之中。     

中国共产党早期乡村革命传播:完善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地方逻辑起点

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新闻学学科体系,应把握理论、历史与实践的三者统一。首先,当代中国新闻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根植于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的产生与发展实践,其研究范围理应从传统新闻业扩展至更广阔的人类社会传播现象;其次,新闻传播学学科的理论构建,应接续20世纪中国革命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与实践,并在马克思、恩格斯创建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中守正创新、融通中外;最后,从中国革命在地实践出发,可以让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在“落地”乡土中国的过程中,统筹好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新闻传播史研究,对缙云革命宣传史的挖掘正是一个例证。     

中国近代法制文明研究的意义与方法--《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读后

张晋藩教授的近著<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从法制文明的角度对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行了全新的解释,无论是其理论假设还是在研究对象的定位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等方面,都表现出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范式建构上的积极意义.尤为难能可贵的在于该书克服了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现有的革命法制史和法制近代化两种范式的缺陷,因而对于探索中国近代法律史研究更为科学的分析框架、推进这一研究水平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中国法律史学史——一个学科史问题的透视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法律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中国法律史学史的学术构想,认为悠久而独具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决定了法律史学在近代中国法学学科发展史中所起到的“母学科”的作用,并进而提出对学科本身的史学回顾,旨在促使中国法律史学在研究主体、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学科创新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博弈的深层话语构造: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

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不是比较法或私法视角能够完整洞照的领域,而是社会学及国际关系学视角下理念、框定、行动论的真切投影.唯有从细节上呈现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冲突、变革、造法的内在原理,方能开辟中国方案平视西方、会通而超胜的建构式超越之路.肇建以中国文化之深层话语构造为本源的、直指全球知识产权治理变革根本困境的中国范式和中国路径,能够推动国际法律规范的重构.它符合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普遍诉求,也是对海外知识产权主流学派期待"新路径"、消解西方"一元轴心"的充分回应.在当前大国竞争的形势下,它可以成为包容产业创新与世界均衡发展的最大公约数,从而进一步颠覆美国全球知识霸权的"合法性",并取得"义利兼顾、万物并育"之至诚公理在世界范围内的深层共鸣.     

从“总揽机关”到“最高机关”:“总揽”现象之宪法史阐释

在近现代中国立宪过程中,"总揽"现象是一种特殊的宪法现象。总揽机关,大致有君主、大总统以及代表国民的机关等。而关于总揽的对象,则有统治权、政务、治权和行政权等。从历史发展来看,"总揽机关"渐渐为"最高机关"所取代,后者成为宪法文件的常用术语。"总揽"现象反映了中国人对不同政体形式的认知逻辑。其背后彰显了传统法律文化中一元权力观对近现代中国立宪的影响。而"总揽"模式表现为行政集权制和民主集权制两种形式,在本质上区别于总统制、内阁制和委员会制。从历史发展来看,行政集权制与民主集权制渐渐走向融合。     

“无知”地“建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对正来学者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有关“建构”思想的想象

正来先生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有没有一个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这一问题,已经成为当下法学讨论与批评的一大热点。然而,综观正来对中国法学去向问题的探讨,可以看到,他以知识社会学为视角,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哲学理据,以反思与批判我国对现代化范式集体"无意识"的法现象为前提;确立了他的建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的情怀和主旨;并最终认为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其实存在于"达成某种‘重叠共识’的过程"中。所以,正来学者"无知"地"建构"的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应该是程序主义法律范式——现代性的、中国主体"在场"的、民主的法律愿景。     

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几点省思

近些年来 ,尽管学界对中国法律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是 ,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 ,依然缺乏必要的、自觉的省思。据此 ,本文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现状出发 ,对于中国法律史研究的方法问题进行一番检讨。文章共分四个部分 :首先 ,谈论方法的一个前提 ;其次 ,所谓历史的本来面目 ;再次 ,考证与解释 ;最后 ,史料与理论。     

内生型治理的本质意涵与路径面向

内生型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转型的必然要求,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诉求下多元规范协同治理的必然路径,体现了"中国之治"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内生型治理具有历史性、发生学、实事求是、人民性等意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伟大创新,是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融合创新.在系统论、协同学及"技术-社会"视角的指引下...     

网络抗争动员研究的五种范式与反思——基于2004-2015年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的文献分析

近年来,理论界围绕网络抗争动员及其关联性议题展开论争并形成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通过对中国知网(CNKI)(2004—2015)期刊数据库近十余年来的文献检索和评估分析,现行网络抗争动员研究大体可概括为结构、情感、话语、工具和治理五种典型范式。从文献检视和主题分类来看,现行网络抗争动员研究在生成结构、前置条件、逻辑过程、手法策略以及抗争治理回应等方面初步形成一般性共识。但现行的网络抗争动员在理论解读和学术关照上,诸如问题视角、框架路径、范式方法等层面还存在诸多不足。网络抗争动员研究应超越范式之间的紧张对立,在互动反思、碰撞和对话中建立本土性的综合性解释框架来寻求治理之道。     

媒体的2007年“两会”报道创新

提要"两会"对于中国人来说就如同盛装的节日,在这一刻,新闻全方位的走进了百姓生活,人们对国事、家事、身边事格外的关注起来,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在媒体提供的宽屏幕视野中感受到时代的变化。"两会"报道是各家媒体的共同命题,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媒体各自创新报道形式:新华通讯社努力做好"两会"的对外报道;《中国青年报》强调以青年视角看民生;中央电视台以智慧表达观点,充分解读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出广播优势,创新"两会"报道;网络媒体则成为深化信息的新平台。     

“黄祸”论的本源、本质及其最新霸权“变种”:“中国威胁”论——中国对外经济交往史的主流及其法理原则的视角

近10年来,面对中国逐渐和平崛起的现实,美国某些政客、军人和学者时起时伏地、起劲地鼓吹"中国威胁"论。这种理论似乎言之凿凿,颇有"创新",实则以史为鉴,透过历史的"照妖镜",就不难看出它只不过是19世纪中后期一度甚嚣尘上的俄国沙皇版"黄祸"论和德国皇帝版"黄祸"论在新历史条件下的最新变种,它们之间的DNA是一脉相承的;其对中国数千年来对外交往史实主流的歪曲,其危言耸听和蛊惑人心,为反华、侵华活动进行精神动员和舆论准备的"政治骗术",也是如出一辙的。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列强侵略、压迫、掠夺的痛苦经历表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在本质上从来就是一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口号;同时,中国数千年来对外经济交往的史实及其中蕴含的法理原则也表明,"黄祸"论——"中国威胁"论是严重背离历史真实的。因此,善良的人们切勿对"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的实践后果掉以轻心,否则就会出现"居安而不思危"或"居危而不知危"的后果;切勿为美国霸权主义者"火中取栗"!     

“宪政、公共政策与法学研究新范式”研讨会综述

<正>2010年10月16日,由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承办的"宪政、公共政策与法学研究新范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顺利召开。会议分"中国宪政的历史-思想资源"、"新中国的政制变迁"、"当代中国的政治过程"、"公共政策与司法改革"四个主题,选取     

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为什么这么难——基于“八年研究”与“特许学校”制度同构的分析

教育改革的过程是对教育制度创新的探索过程,教育的真正改革必然要触及到制度的根本改变。作为现代公共教育制度的公立学校改革也一直与如何实现"学校自由"和"制度创新"相关。从新制度主义"制度同构"的视角看,美国历史上的"八年研究"和目前的"特许学校"改革面临着相似的"制度同构"与"制度创新"的困境。美国"八年研究"和"特许学校"制度创新的重大教育改革实践具有历史价值和揭示意义,包括如何打破现代主义的教育体制机制,以及为什么在遇到抗拒的制度力量时要妥协,这些有助于为我国新时代学校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提供思考。"制度同构"对所有教育改革都是一个难以逃遁的陷阱,我国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也要面对"强制性同构"、"规范性同构"、"模仿性同构"的压力。教育改革的制度创新应充分考虑制度惯性的压力,突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学模式创新,形成学校改革的合作关系,发挥民众的教育创新智慧。     

“铜陵模式”的法学分析——基于铜陵社区实地调研研究

安徽省铜陵市铜官山区进行的"社区综合体制改革",是中国的中小城市改变基层管理结构的一次创新性的尝试。"铜陵模式"以"撤街并居、强化自治、提升服务"为核心,改革进展良好,取得初步成效。当然,改革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困难与争议。例如,政府的放权、社区服务中心与居民委员会的定位、居民自治的成效等等问题,都影响着改革的进程。解决问题的路径有多种,法学的思考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在改革是的过程,要不断的创新和调整,找到适合本地社区改革的方法与体例。     

对行政法发展的"范式转换论"之商榷

"范式转换论"研究方法的缺陷是:将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范式"方法用来分析中国行政法发展的理论问题,将行政法发展视为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它提出行政法的基本问题应以问题为定向,以公共利益为主导.行政法学研究应以公共利益为分析视角等观点是不符合行政法历史和现实发展趋势的.它仅仅对行政法本体论方面做些转变,就认为中国行政法体系实现了从国家行政范式向公共行政范式转换,显得过于草率和仓促.     

中国法律史学的研究范式能如此“重建”吗?——评倪正茂先生《中国古代法律功能的再审思》

倪正茂先生的《中国古代法律功能的再审思》一文 ,虽倡言中国法律史研究范式的重建 ,但却对史学近年来的理论创新成果缺乏应有的敏感。其所提出的“法的历史是人类争取自由的历史”的命题 ,不仅混淆了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 ,且将“当下存在的人”和“当下人的自由”排除在外。它既不可能真正求证于人类法律发展史 ,也不可能为中国法律演变史所证明。倪文所表现出的种种问题和情绪 ,不能不让人怀疑如此的“重建”会不会是一场简单的“毁灭”。中国法律史学理论模式的创新和研究范式的转换是否应该在“不破不立”的两极思维的指导下进行 ,是否应该以以往的学术成果和学科积淀为基本平台。     

欧洲法律史——全球化的视野

将欧洲历史置于全球化视野,对于"如何书写欧洲法律史"这一根本性问题进行深入思考是必要的。本文试图重构"欧洲法律史"学科的自我认知,界定欧洲概念,勾勒出"欧洲法律史"学科在战后欧洲形成进程中的重要时刻,探讨目前既有欧洲概念的智识基础,继而讨论该传统的一些问题和分析缺陷,提出尝试建立一种在方法论上能够反映出跨国性特征的法律史,从而将欧洲视作世界性的区域,一个具有开放边界、众多重叠区域的重要法律空间,而非仅仅将其视作一种先入为主的空间研究框架。就如何把对欧洲的区域性关注与全球视角相结合的问题而言,一个具有全球视角的欧洲法律史必须依赖地区研究成果,在一个研究全球化的时代,在一个被迫或主动接受英美学术实践的时代,保留、培养不同的理论和概念,以保护和促进认识的多样性,更加重要。     

反思中国行政法学存在的政治背景——通往中国行政法学自我意识之路

发轫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上的当代中国行政法学,因将自身建构在公民权与行政权对立关系这一错误根基之上,而在面对现代行政实务时捉襟见肘。本文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之类型化视角反思中国行政法学政治背景,呼吁中国行政法学应建立在一个公民权与行政权良性沟通、交流、协商的平台上。置身于此平台之上、不囿圜于"法学上之方法"的藩篱、脱身于西方现代化范式之囹圄的"和谐行政法"为中国行政法学塑造了一种自我意识,并借对中国当代行政法学价值的准确定位、深厚的中国问题意识以及一条"从中国问题出发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的路径,而结束中国行政法学历时已久的漂泊之旅,解救其于社会转型期的一场整体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