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管辖跨行政区划公益诉讼检察实践

因环境行政执法权受地域行政区划和地方行政法规等限制,在涉及跨地域环境侵害行为时,行政执法和行政处罚尤显力不从心。通过对北京、上海、河南、湖北等地检察机关开展跨行政区域公益诉讼实践的分析,提出应实行省内跨行政区划公益诉讼集中管辖、设立跨行政区划公益诉讼巡回检察院以及跨行政区划公益诉讼专门检察院的建议。     

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案件的司法管辖制度研究

新《环境保护法》提出了环境保护跨行政区划管辖的立法精神,这为破解“立法不健全,相关条款原则性强、存在司法管辖冲突”的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案件司法管辖现状提供了契机.在把脉司法实践中所呈现之“专门管辖型”“集中管辖型”“巡回法庭型”“指定管辖型”的实践后,问诊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案件管辖所遇到的难题.破解之道应首先对跨行政区划环境资源案件的司法管辖进行顶层设计,以集中管辖为主,指定管辖为辅;其次,根据环境要素特点及司法现状,有序构建跨行政区划环境审判机构;同时,根据司法审级规定和审判需要完善环境审判机构的层级;最后,根据跨行政区划环境案件的管辖及审判特点,完善环境诉讼程序.     

论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

司法去地方化、行政化的深层次问题是：地方同级党政领导可以通过人财物控制法院院长个人,来控制整个法院的意志;院、庭长通过行政管理权控制主审法官这个人,来控制主审法官的意志。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将有效改善我国的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现象,遏制司法行政化,确保人民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目前可以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为改革的突破口,设立七大巡回区法庭,代表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提级管辖或指定管辖的方式审理跨省域的案件;高级人民法院的重新调整、整合可以暂置一旁,与正在试点推动的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相呼应,高级人民法院作为改革主体,应具体提出如何在本行政区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规划方案,因为全国90%以上的案件是在基层、中级法院审理,司法的去地方化、行政化在这两级法院尤为急迫。为建立这一制度,应当坚持与行政区划相分离、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方便诉讼以及适当分离的原则,设置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     

检察公益诉讼管辖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在级别管辖制度的规定上存在结构性问题,应在相关立法中明确民事检察公益诉讼由基层检察院管辖。而破坏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等刑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可能会带来检察机关之间在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线索、案件发展上的不均衡问题。在深化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背景下,检察公益诉讼跨行政区划管辖可以分为“省内跨”和“跨省”两种模式。就前者而言,可以具体分为“横向模式”和“纵向模式”;就后者而言,需关注案件范围、诉讼体系、体制保障等方面的问题。     

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管辖质疑

针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案源减少这一状况，连云港市于1998年5月在全国率先实行少年刑事案件指定管辖的改革工作。由于这项改革对于解决当前在少年刑事司法中普遍存在的案件“吃不饱”问题确实有一定的成效，因此，连云港市开创的指定管辖制度被作为一项改革壮举迅速在全国许多法院予以推广。所谓指定管辖是指在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中，打破地域管辖的一般规定，跨地域设立少年刑事法庭，统一管辖指定区域内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但笔者对这项被实践部门誉为少年刑事司法里程碑式的改革并不以为然。     

新时代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的实践与完善

党的二十大赋予检察工作更重的时代使命,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作为首批跨行政区划检察院改革试点院,历经8年探索实践,逐步形成了“跨”“特”“专”特点鲜明的跨行政区划检察案件管辖体系。在形成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北京模式”的同时,面临办案量有待提升、诉讼关系有待进一步理顺、公益诉讼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等现实瓶颈。只有通过坚持改革初衷,紧紧围绕“跨区划”“特殊性”“专业化”“体系化”要求,进一步完善司法管辖范围,才能突破现实瓶颈,推动新时代跨行政区划检察改革深化破局。     

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的合宪性制度通道

开展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探索对于完善我国的司法制度意义重大.从合宪性分析和制度落实的角度来看,我国现行宪法所建立的"专门人民法院"制度可以为这一项改革提供有效的制度通道,因此,《人民法院组织法》应当通过"专门人民法院"制度来落实中央所确定的改革目标,而不是径直在该部法律中增加"跨行政区划法院"这一新的法院类型.当然,目前...     

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反思

基于“司法权是中央事权”这一论断,2013年以来的司法改革力图通过司法权的中央化来祛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央确定的两项主要改革举措中,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管,因受地方各级人大产生同级法院、检察院的宪制约束,以及各地方财政资源不平衡现实的影响,只能实行“有限统管”;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因存在宪制空间上的争议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一直停留在试点阶段而踟蹰不前,改革路径也在司法机构创制和管辖制度调整之间来回切换。实际上,地方法院、检察院不仅具有“国家性”,而且“地方性”也是其内在基因,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并非根源于法院、检察院的地方性,而在于法院、检察院行使司法权时被属地体制性地行政化。只有按照法治的要求和司法的规律,合理确定司法权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才具有可依赖的前提和基础。     

上海三中院探索跨行政区划法院改革的实践与思考

<正>上海三中院立足'透明度高、权威度高、满意度高'的发展定位,以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为核心,着力落实司法责任制;以打造阳光法院、透明法院为目标,着力构建司法公开机制;以保障诉权和便利诉讼为目的,着力构建便民司法机制;以促进程序公平为主要内容,着力构建公正司法机制;以强化审判中心诉讼制度为抓手,着力构建统一适法机制。三...     

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改革方向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管辖制度存在效率低下、缺乏独立性和公正性、可操作性差等一系列问题,学界和实务界最初的解决思路是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做一些局部的制度调整,进而大胆突破,提出异地管辖、相对集中管辖以及建立独立的行政法院等改革设想。但是,由于我国司法体制本身存在的弊端,这些改革方案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行政诉讼专业性和独立性不强的问题。司法体制改革带有全局性,以解决法院独立性和专业性问题为目标,行政诉讼管辖制度的改革应实现与司法体制改革的融合,在司法体制大环境变化的背景下进行完善。     

理性的选择和现实的期待——对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的思考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化审是我国刑事审判制度应对现实需要所作的实验性改革,在司法实践中显示了较强的生命力,对推进我国的刑事程序简易化进程有着积极的意义,但这项改革有一定的局限和缺陷。应该在总结改革成果的基础上,把《刑诉法》原有的简易程序和普通程序简化审结合起来,构建统一的刑事简易化程序,建立和完善相关配套的法律制度,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刑事案件简易化程序。     

刑事审判公开实施效果实证研究——基于传统与信息化两个途径的考察

刑事审判公开可通过传统与信息化两个途径实现。传统途径下,法院消极公告、公众很少旁听,刑事审判公开实施效果未能达到预期。信息化背景下诸多法院开始践行裁判文书上网等新举措,对审判公开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总体而言,全国仍有大量基层法院信息化建设较为落后;已经开始实行信息化公开的法院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应用滞后于建设,效果依然有限。就前者而言,认为没有公告必要、担心旁听产生的工作压力是法院消极公告的主要原因;不关心、没时间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共同导致公众较少参与旁听。就后者而言,经费有限是法院信息化建设的瓶颈,缺乏完善的制度规定是其应用滞后于建设的症结。未来的刑事审判应当同时发展旁听、信息化及其它形式的公开。     

Eyewitness Identification in Actual Criminal Cases: An Archival Analysis

This study analyzed 271 actual police cases in order to address several prevalent issues in the eyewitness literature. Suspect identification (SI) rates were obtained for 289 photographic lineups, 258 field showups, 58 live lineups, and 66 lineup identifications preceded by earlier identifications. SI rates were assessed for 3 levels of extrinsic evidence: no extrinsic evidence, evidence of minimal probative value, and evidence of substantial probative value. The SI rates for the photographic lineups were assessed as a function of delay, same vs. cross-race conditions, witness type, and weapon presence. SI rates declined significantly over time; SI rates were significantly greater for the same-race condition. SI rates were much greater for field showups than photographic lineups, 76% vs. 48%. The SI rates for the field showups did not vary as a function of eyewitness conditions.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fidence and suspect/foil identifications for the live lineups was significant and moderately high. The utility of archival identification studies for eyewitness testimony research is discussed.     

公诉案件刑事和解实证研究

刑事和解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的案件处理方式,近年来出现于我国司法实践之中,并在许多地区进行了多元化探索。数据表明,在刑事和解的内容、适用的案件范围、主持者和参与者、和解成功案件的处理方式、需要的工作量和时间、影响成功与否的因素、相关配套制度和效果等方面,有些理论预设是成立的,有些则是不完全成立甚至是根本不成立的。历时两年多的实证研究,不仅检验了刑事和解的各项功能及对刑事和解的正当性基础提供了数据支持,更重要的是在宏观上揭示了我国刑事和解的现状,从而为解决刑事和解适用中存在的问题及探索刑事和解在我国的可行性模式提供了认识上的基础和前提。     

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刑事政策的理性思辨之一

刑事政策决策者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刑事政策的价值目标 ,也即刑事政策的终极目标 ,并以此为导向 ,指引刑事政策的进路和可持续发展 ,构建刑事政策体系。刑事政策的价值是刑事政策的客体对于刑事政策主体的意义和效用 ,包括刑事政策价值主体、刑事政策价值客体、刑事政策价值目标三个要素。刑事政策选择实质上是一种价值选择。刑事政策价值目标即自由、秩序、正义、效益 ,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     

论英国的犯罪信息公开制度——以加拉格尔案为切入点

在英国,犯罪信息公开制度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每个人都享有隐私权,任何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必须以“合法”和“必要”为前提。2019年初,在加拉格尔系列案的上诉程序中,犯罪记录披露措施是否违反《公约》第8条规定成为英国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该案判决中,英国最高法院虽然支持了前科被披露人员的请求,驳回了上诉,但是,法官们对于犯罪信息公开制度是否符合合法性和必要性标准却存在明显的分歧。通过对该案的基本案情、主要争议点、英国最高法院法官的不同意见的分析,可以为发展和完善我国犯罪记录登记和查询机制提供参考依据。     

刑事案件构成要素相关性分析应用研究

我国公安机关信息化已经进入建设的第三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围绕信息深度挖掘和深化开展公安行业云计算、大数据、移动警务等项目的建设。但从实践来看,目前公安机关信息化技术应用仍停留在只进不出的水平,信息研判能力薄弱。此时应认识到大数据的意义不仅限于数据本身的大体量与多类型,更在于作为一项分析技术能够实现对海量数据的高速处理和有效分析。从数据利用的角度出发,研究基于刑事案件构成要素之间的关联构建相关性分析方法,实现对要素之间相关程度的估量,再利用要素及其相关程度进行模型分析,提高公安工作预测与决策的准确性。     

Recursivity in Legal Change: Lawyers and Reforms of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This article employs a new framework for legal change, the recursivity of law, to explain why China's criminal procedure law has cycled through numerous reforms between 1979 and 2008 without improving the conditions of lawyers' criminal defense work. The authors argue that Chinese lawyers' difficulties in criminal defense have deep roots in the recursive nature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reforms. In particular, those difficulties were produced by interactions of the four mechanisms of recursivity (indeterminacy of law, contradictions, diagnostic struggles, and actor mismatch) in both law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 these mechanisms are linked in pairs and in sequence. This logic of change offers an integrate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enact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law in other times, places, and areas of law.     

检察机关公诉案件程序分流机制探析

随着刑事诉讼效率价值的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否定了罪行不分轻重一概起诉的做法。公诉环节程序分流机制的建立是以起诉便宜主义为前提,赋予检察官不起诉裁量权。该机制的建立不仅是各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必然趋势,而且也是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基本要求。